百年辛亥纪念在即，市场上研究清末新政的图书逐渐多了起来。在众多的图书当中，我发现两岸三地共同出版的李刚先生的《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一书颇为特别，它以晚清帝国最后的十年(1901-1911)为观察时限，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晚清风云和诸多人物的活动场景。这些人，从地方督抚到中央大员，从落魄的公车举子到涉足外洋的海外学人，从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到割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从慈禧、光绪、载沣以至宣统时代的王室成员到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一个个活跃的汉人阁僚等，不一而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活跃在帝国舞台上的各色人等，在作者灵动的文字和抽丝剥茧的笔锋下，一个个均神韵勃发并彰显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
“老佛爷”慈禧，在后人看来莫过于帝国最为阴毒可怕、最为愚昧颟顸的女人了！“女人祸国”，多是人们对她与女皇武则天的评价。即便在她离世后，人们也多不改对她的负面评价，反而日益加深了对慈禧的厌恶，加重了对光绪的同情。但在作者笔下，慈禧并非一个老态龙钟的帝国执政者，而是头脑清醒，执事刚毅，颇有挽大厦将倾的气势和魄力。
“复杂”的慈禧
慈禧离世的1908年，乃清光绪三十四年。如果将此年份安放在整个动荡不安的晚清历史“大变局”之中，这并非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往前八年，是整个华北地区侵扰不安的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再往后的三年，是起于武昌并致满清大厦倾覆的辛亥革命。但是，就是这看似并不起眼的年份，却注定在中国法制史上要写下一笔。该年的8月27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诞生了！
《钦定宪法大纲》与其说出自垂死的满清朝廷，毋宁说来自于当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之手。尽管它强调了“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旨意，但是它也附着了一个中国版的《权利法案》，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问题来了——这个“老妖婆”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还要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举动？是良心发现，还是“人之将死，其‘举’也善”，甚或是为了挽救自己日益败坏的名声和奄奄一息的晚清朝廷呢？
理性和愤青，是人们对待历史的两种态度。我知道，在当前的语境中，如何客观地评价慈禧，这是需要勇气的，否则就要被冠以“翻案”的嫌疑。研究具象的历史人物，要想剥去被后人强加上去的或神圣或卑鄙的外衣，只有将他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有讨论的前提和考察的意义。摆脱情感和道德的因素，这是评价包括慈禧在内的诸多历史人物亟待解决的问题。
慈禧是个复杂的人。恰如李刚所言，慈禧“首先是一个嗜权如命的统治者”和“善于玩弄权术的宫廷贵妇”。试想，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宫廷斗争中，一个皇族女人不懂政治、不甚精明意味着什么，结果可想而知。慈禧是靠“辛酉政变”、扳倒了顾命八大臣起家的。当政期间(1860-1908)，虽然后期还政光绪，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还是晚清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满汉一家。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历史学者很少提到慈禧，但这项近代化运动无疑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因为在集权体制下，没有最高掌权者的实际支持和理解，革新措施无从谈起。可以说，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当成定论。戊戌维新呢，说她是杀害“戊戌六君子”的“刽子手”，确是事实，但说慈禧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变革，完全是带着“有色眼镜”说话。光绪下诏废八股时，就遭到了守旧派大臣刚毅的阻挠。他随即去颐和园请慈禧支持。光绪五月初二去颐和园，初五就得到批准。这是慈禧支持新政的一个典型体现。维新导致百日夭折的结果在于维新党人的急躁冒进，逼迫慈禧走向了对立面而已。
比康有为“走得更远”
晚清新政十年，从签订《辛丑条约》的1901年算起。一年前的1900年，慈禧纵容义和团导致京城“人头滚滚，尸积如丘”的惨状，确实是其一生“罪不容诛”的证据之一。用义和团来排外，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她轻信了刚毅等人的胡言乱语，也有逞“灭杀洋人嚣张之气”的一时之勇，但就此说她仅有“妇人之见”恐非事实。但随着“法术不破金身”等“谎言”的破灭，慈禧清醒了过来，义和团很快也从“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回归为“妖言惑众”的“拳匪”，成了八国联军与清军的共同敌人，身份转变之快，外界始料未及。第二年的1月7日，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从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砾的北京城。
慈禧在“西狩”之中就已经反思自己的行为了。是被打怕了，还是幡然醒悟了，史家每个人有自己的解释。总之，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例如：
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变法诏书》：“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其改革内容为“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并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对官僚大帝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慈禧晚年的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书一笔带过。
1901年7月，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12月，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
1905年9月，清朝废止绵延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12月，下达“考察政治谕”，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
1906年9月，慈禧发布立宪诏书，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义的决定。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此举在慈禧看来，可使君权永固。
1907年8月，宣布筹备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设谘议局。
1908年8月，《钦定宪法大纲》颁布。
可见，帝国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诸多领域，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康梁的戊戌维新……只是，历史给慈禧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个宪法大纲颁布的两个月后，光绪和74岁的慈禧相继死去。
“新政”未过“保路”关
美国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经过历次战争洗礼、列强的欺凌、沸腾的民怨、革命党人的起义以及立宪派的改革驱动，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由晚清上层推动的新政改革的真诚，但问题是，改革的最终结果为什么反而换来清帝国大厦的瞬间倾塌？
原因有二。其一，在于中央无强力人物，政权出现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后，“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摄政王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是载沣写过的一副对联，也是他性格的写照。其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就是这个载沣，唯恐大权旁落，极力防范袁世凯坐大，将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从日本归来的军事留学人员填补。殊不知，这些年轻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并不能效忠帝国，甚至在成为军方高级将领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已经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排满学说了。
其二，改革过于激进。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步伐“太猛”。因为受局势的刺激，无论是民间的立宪人士还是朝中的官僚，他们的立宪主张变得陡然激进起来，开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日俄战争后，清帝国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着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日本一个小国都花了20年的时间酝酿才出台了一部帝国宪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想用九年时间过渡到宪政国家，这无疑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然而，排满主义的革命派已经连9年也等不及了。
总之，当权力出现真空之际，一个小小的“保路”竟然升级为政治冲突，最终酿成了民变并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激进与真空，使“保路”成了压断帝国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政的失败只是告诉人们一个“不改革则死，改革迟亦亡”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