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他写下的《岳阳楼记》流传了近千年的时间，至今依旧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古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作者的感情非常鲜明，也让人非常的震撼，能够流传千年，必然是有它的道理的。不过，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清楚的是，范仲淹所在的家族，是一个历经了800年依旧兴盛不衰的家族，而且他的家族出过80个状元和400个进士，这是其他的大家族也没有办法相比的，为什么范仲淹的家族可以这样兴盛呢?
最近央视BOYS合体，在《经典咏流传》上合唱了《岳阳楼记》，《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写的，人们一提到范仲淹，人们总能想到那句传诵古今、回响无穷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字希文，谥号文正公，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范仲淹一直是以光照千秋的正面形象存在，几乎没有负面评价。同为宋朝人的王安石称赞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宋史》评价范仲淹为“一代名世之臣”。
那么范仲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身上到底有什么特质，值得人们如此高的评价?而他身上的特质对于现代人又有什么帮助呢?
趁着假期我翻阅了范仲淹的相关资料，再结合自我的理解，总结出三点内容。
1.态度，“先忧后乐”的精神是一种乐观的悲观主义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范仲淹写这篇《岳阳楼记》的背景和目的，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有一个：劝人。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被贬到巴陵后，觉得自己才华无法得到施展，心中的抱负难以实现，内心受到极大的打击，而范仲淹对滕子京也很上心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开导他，而这个时候滕子京正好寄来了《求记书》，范仲淹灵机一动，借助《岳阳楼记》含蓄地表达规劝之意，告诉好友不要深陷在个人进退上，应不失其利，建功立业。
通过对洞庭之景从阴晴两个角度描写，告诉滕子京人生的变化如同这美景，有起有浮，有悲有喜，要做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
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常理来讲，我们把人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就是不管一件事是好还是坏都看到好的一面，而悲观主义相反，看所有的事情坏的多于好的一面。这两种态度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乐观主义如果乐观过头就会变得盲目，而悲观主义过于悲观就变得很丧。
那对于现代人而言， 看待事物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也就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它是指：在你做某件事之前，先去想这件事最糟糕的结局，如果你能承受那个最糟糕的结果，那就放手去做。在此过程中，你要积极去面对，拼尽全力就可以了。
韩雪就是典型的“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她第一次担任制片人时，她尝试着用“4K分辨率”来做一部电视剧，如果失败的话，她进演艺圈十几年的存款都会搭进去，这个结果韩雪可以承受，所以她放手一搏。最后，她成功了，这就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的力量。
范仲淹做人做事的态度也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对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不会自暴自弃，也不会只靠诗词抒发自己才华得不到施展憋屈之情，而是一边抱着担忧，但另一边做好自己手头上的事情。
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一边绝望，一边积极，左手带着梦想，右手随时疗伤。
2.家风，是一个人家庭最宝贵的财富
范仲淹不是富二代，他就是一个贫民，两岁丧父，因生活所迫，母亲谢氏改嫁朱文翰，生母谢氏一生勤劳质朴，她一直教育范仲淹做一个有孝心、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继父朱文翰性格忠厚，生活简朴，为官清廉，范仲淹一生都以朱文翰为榜样。
长大后，范仲淹也成家立业，但因为自己长期在外为官，政务工作繁忙，他采用家书和书信的方式教育孩子，这些家书内容都是范仲淹对自己的政治、治家、治道、做人的归纳和总结。
范仲淹非常注重“以身作则”的原则，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受到养父的影响，让他明白父母要做到身正行端，才能给子女做到一个引导与榜样，潜移默化影响他们。
范仲淹对自己的四个儿子寄托厚望，但不是像古代一些父亲专断地替子女决定人生方向，而是结合各自的特点和性格，做适合他们的事情。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担任开封知府期间，派儿子范纯仁回到苏州运输五百斛小麦，范纯仁在运输期间偶遇家遭不幸的海州通判石曼卿，范纯仁就将所有小麦送给他。回到家后，他把这件事情告诉范仲淹，范仲淹问他为什么不把麦舟也一起送了，范纯仁说已经送了。范仲淹称赞儿子做得好，告诉孩子做人的本分是扶危济困，帮助有需要的人。
正是范仲淹对四个儿子细心教育，四个儿子都培养得很好，范纯仁成为北宋宰相，一代名臣。
成长注定与离家相伴，但家风和家教能陪伴人一生。
高晓松的母亲是张克群，她教育孩子的准则就是：做孩子的榜样。
高晓松在《鱼羊野史》中提到：家里有好多书，就连走廊上也摆满了书。书柜下面都是卡片柜，那个时候没有谷歌搜索，读书笔记就写在卡片上，那个时候家里到处堆满了卡片常常随手捡起一本书，一看就是一个下午，读书如同吃饭一样。
正是因为高晓松的家里充满了书香气，高晓松也自然喜欢读书。张克群说：“一个家庭的爸爸妈妈都在搓麻将，指望小孩看书，那不可能。我们家里要不就看书，要不就听音乐，所以孩子也是。”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环境，环境对于一个人而言，如同土壤需要水一样，它即是一个人生活空间的保障，又是一个人活动的平台，不同环境下对人的思想产生不同影响。
而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的社会环境，家庭对一个人的价值观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你是什么样的人，看你的家庭就知道了。
3.靠谱，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毛泽东谈到中国古代史时，他说自己最佩服两个人，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对范仲淹的评价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首先范仲淹自身是一个靠谱之人，他很重视个人修养，从自我完善角度出发，修炼自己。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因直谏被贬到饶州，但他并没有抱怨，而是作了《灵鸟赋》，表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无所畏惧态度。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回到徙知苏州，回到故乡。苏州有范仲淹先人故居，范仲淹对其重新修缮，名西斋为“岁寒堂”，名堂前两颗松树为“君子树”，名松旁小阁为“松风阁”，作《岁寒堂三题》诗，其中第二首《君子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
天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
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
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
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
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
有声苦江河，有心若金璧。
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
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范仲淹以松树来写自身品格和志向。回看范仲淹的一生，27岁进士及第，64岁去世，仕途经历了37年，期间，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外放任职，还是西北守边，始终耿介正直，敢作敢为。
但一个优秀的人，不仅自己厉害，还能带动他人。范仲淹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做人做官的准则对北宋大士夫有很深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北宋士大夫的命运。
我们对于宋代的第一印象是重武轻文，有一段时间确实如此。当时朝堂上武人为非作歹，不顾国家法纪，势力恶性日趋膨胀，这些武人缺乏文化教养，宋太祖曾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宋代皇帝对文人寄托了希望，对读书人的崇尚，对武人的防范，给宋代大士夫营造新的生存环境。
那范仲淹对当时宋代有什么影响呢?这就回到了开篇《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名句了，范仲淹用一生的实践和追求归纳为“先忧后乐”的原则，这也标志着宋代大士夫精神面貌最终的形成。
欧阳修受范仲淹影响最为突出，在仕途中，欧阳修与范仲淹共荣辱，是坚定的同道，欧阳修曾多次上书朝廷推荐范仲淹。
他得知范仲淹移知苏州，写信给范仲淹说：“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
欧阳修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无论是在朝还是贬官外邑，欧阳修始终以朝廷、百姓忧乐为己之忧乐。
一个人走得稳，但一群人走得更快。如果只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但是如果有一群人，就有机会改变。
范仲淹的厉害在于，他用一生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生态度，并将这个人生态度传递给自己的儿子还有北宋千千万万的大士夫。
态度，是一个家族不败的基因;
家风，是一个家族兴旺的源泉;
靠谱，是一个家族强大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