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周公，小伙伴们估计都比较耳熟了。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曾经两次辅佐周武王东征殷商，并且制作礼乐。周朝建立之后，周公成为了托孤大臣，辅佐周成王，并且继续贯彻周武王在位时期的分封建国之策，促使天下归心。
宗法制度、分封制的完善，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和井田制的执行，使得周朝建立了一整套社会礼法制度。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周朝所确立的这套封建社会开始出现礼乐崩坏的迹象，并最终走向了终结。中国古代这场从周朝分封礼法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向秦朝大一统郡县制社会模式转型的变化，被称为周秦之变。那么周朝礼乐崩坏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社会秩序又是如何一步步从封建社会(分封建国社会秩序)向中央集权过渡的呢。
周朝之前的朝代是商朝，然而不同于周朝的分封制，商朝所推行的内外服制度具有极强的征服性质。在内外服制度中，内服是商族本族群的活动区域，而外服则是商族以外的附庸方国活动区域。商王是以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来处理本族和臣服外族的事务。因此商王实际上是以联盟首领的方式，与各附属方国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周朝建立之后所推行的分封制度彻底打破了商朝的联盟支配模式，不论姬姓宗亲、有功的大臣，还是夏商遗民，均被分封建国，将诸夏族群以等级化的分封制度构筑成一个整体。
商朝的外服制度均由臣服于商族的部族构成，且多迫于商族的武力才承认其天下共主的中心地位。然而在商族的祭祀信仰中，整个商族都被认为是获得天命眷顾的，所以商王通常对附属方国秉承一种歧视和欺压的态度。正因如此，外服方国的这种臣服是以商族中央力量的强弱为转移的。周朝的分封制度改革了商朝的这一弊端，要求各诸侯国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封国之中的重要官职任免需要呈报周天子批准方能有效。同时周朝设置了各个封国的君主对周王室需要承担的各种义务。其中既有派兵随从周天子出征和戍守王畿的义务，也有定期觐见和缴纳各类贡品、赋税的义务等等。可以说相较于商朝内外服制度，周朝分封秩序的建立，实质上加强了周朝中央的权威。
战争曾是礼仪性的贵族“游戏”
虽然分封制度相较于商朝内外服制度，具有诸多优越性和先进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周朝的分封制度逐渐开始出现动荡，也就会我们通常所说的礼乐崩坏。由于最初的周朝封国大多是以军事征服者的姿态来到封地的，当他们携带亲族和亲兵成为封地领主的时候，也就成为了周朝分封制度下的军事贵族。这些贵族阶层与封地上的平民天然的存在差异，而贵族们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也需要想办法保持这种差异以凸显自身的优越和高贵。于是一种具有强烈等级秩序的礼法意识形成了。
礼仪性充斥着周朝的方方面面，包括战争。据《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也即是说，只有祭祀和战争可以称得上是国家大事，而这两件事最开始都是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参加的，平民是不能沾染的。正因如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大多是一种贵族战争，并且双方的战争具有一整套繁琐的“礼仪”规范。当时，如若不按照贵族礼法打仗，即便胜利了也会被周围的诸侯国所鄙视，反而导致国家地位的下降。这一时期贵族之间的战争，其礼仪性要远远大于实用性，并且战争本身亦是分封秩序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贵族之间争霸日趋激烈，情况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贵族争霸引发分封秩序动荡
虽然由于周朝礼仪制度的存在，促使贵族之间的战争维持在一种低烈度的范围之内。然而分封国家地理位置的差异，决定了地理上位于诸夏边缘的国家更容易收到诸夏体系之外的文化影响。西边的秦国、南方的楚国均属于这样的地理边缘国家，也因此对周朝礼仪制度的认同感最低。西周时期，楚国经常数次冒犯周王室，并将自己的子爵封号僭越成为楚王。正因如此，我们现在史籍中才会看到有楚国自称为王而他国称楚国君主为楚子的情况。
到了春秋时期，楚成王在与宋襄公的一次交战中，迂腐的宋国君主宋襄公依旧按照西周时期的礼仪作战，不愿意在楚国军阵尚未排列整齐之前出击，最终惨败而逃。相较于宋襄公的抱残守缺，楚国人不按套路出牌是有先例可循的。早在公元前706年，春秋初年，楚国讨伐作为周王室铁杆附属的随国，随国君主面对楚军压境曾说自己无罪，奈何楚武王回应道“我蛮夷也”。随着诸侯争霸日趋激烈，战场上的贵族风范逐渐沦为笑柄。正因如此，孟子才会说“春秋无义战”，即从春秋时期开始，已经没有依据礼仪道德进行的正义战争了。
“士”阶层崛起改变社会结构
虽然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日渐撕破面皮，展开了更加注重实用性的争霸战争，然而分封秩序同样限制了这些诸侯国君的力量。在嫡长子继承制度和分封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各个诸侯国内部的结构同样是一个小型的分封体系，诸侯们会分封自己的亲族或功臣去管理封国内的新建城池和周边领地，从而造成周朝形成了多级分封的社会结果。随着时日演化，周天子渐渐的管不了治下日渐做大的诸侯们;而在许多诸侯封国之中，一些卿大夫亦逐渐发展壮大，分化了一部分诸侯国君的实力。这就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一般不会太大的原因。
然而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中原社会出现两个重要的技术进步，引发了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全面变化。铁器和牛耕技术的普及促使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并由此引发社会经济大发展;竹简的普及掀起了一轮知识传播技术的提升，它取代了昂贵、不易携带的龟甲、兽骨，使得平民当中开始出现大量饱学之士。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促使平民纷纷逃离贵族井田，转而开垦自己的私田，引发井田制的崩溃。拥有私田的平民家庭得以供养家庭成员中的脱产者读书。如此，平民开始成为当时社会上一股新兴的势力，这股势力与落魄贵族、退役武人等合流，被称为“士”阶层。对于诸侯国的君主来说，平民逃离井田会促使麾下的卿大夫领主力量削弱，形成君主对他们的优势，因此他们纷纷对平民的私田进行保护;而对于卿大夫贵族来说，平民的私田得到了君主保护，并直接向君主交税，导致自身更加难以控制他们。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君主和平民逐渐形成了一种结盟关系，开始慢慢削弱贵族领主的力量。
变法运动彻底崩裂分封秩序
虽然平民力量的崛起和井田制的崩溃导致各个诸侯国内卿大夫阶层出现力量削弱的情况，然而诸如晋国、齐国当中已经发展充足的卿大夫贵族已经完全掌控了诸侯国内的事务，并最终发生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两件标志性事件。然而正是在新生的这四个国家中，先后爆发了齐威王改革、申不害变法、魏国李悝变法等。此后楚国亦曾出现短暂的吴起变法，而秦国商鞅变法更因此走上了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进程中去。
那么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列国为何纷纷变法图强，这些执行变法的人们究竟是谁呢?其实随着井田制的崩溃，诸侯国君对卿大夫们日益占据压倒性优势(楚国除外)，但旧有的贵族领主势力依旧强劲，并对君主形成掣肘。然而随着“士”阶层日益壮大，君主们开始逐渐倚重这群在本国没有根基和资本，必须全力依附于君主的人才，这些人的地位和荣誉取决于君主的奖惩，也因此存在足够的动力与君主相配合改革朝政以强化君权，更好的服务于诸侯争霸的需要。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君主的官僚，并日益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官僚体系。官僚与贵族领主的本质区别在于没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独立性，必须依托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他们是战国时期推动变法革新的中流砥柱。
新秩序破茧而生
正是因为周朝封建礼乐制度的崩坏，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最终进入战国时期后出现了列国争相变法的情形。诸侯国之所以争先恐后的变法图强，是因为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血光四射的岁月里，军事竞争极为激烈，一旦出现一个国家变法图强，导致争霸战争效率大幅提升，其余各国必然纷纷追寻效法。否则，落后就要挨打，甚至动肆灭国。
至此，随着分封秩序的瓦解，一种新的君权集中社会孕育而生。在列国变法的角逐中，秦国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和持久，也因此成为战国时期最后的赢家。秦始皇一扫六国之后，随即执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及推行郡县制度。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由此形成，并自此延续两千年之久。
综上所述，周朝礼乐崩坏的实质是贵族秩序的坍塌，这种分封体系出现动荡和瓦解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随着铁器、牛耕和竹简技术的普及，各个诸侯国内部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刺激了列国纷纷变法图强，并由此诞生了新的社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