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艰苦卓绝，黄镇将军当时留下“长征速写”，在红军将领留下的长征墨迹中应是凤毛麟角，日记也不多见。
日前，在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忠良书院博物馆”展出的建党前后、苏区至红军长征众多早期文物中，其中有一本吴奇伟始写于1936年1月1日止于1936年9月底的日记。内容大都是记述他是如何率部“追剿”长征红军萧(克)、贺(龙)、朱(德)、徐(向前)部的。吴奇伟作为国民党要员，时任“中央军”薛岳部纵队司令，反共坚决，“追剿”红军不遗余力。但作为高级将领，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反映当时战事和国民党内部对红军、在“追剿”途中对当地百姓状况及对时局的看法等等内容。读“追剿”日记，也可从另一视角洞察70多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而更知长征的艰苦卓绝，也能更加深刻地了解红军的胜利乃至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
另外，日记还细致地记载了其所到之处的地理、人文、风俗、民风。读来有趣，在读紧张战事的内容之余还可开阔视野。
吴奇伟(1891-1953)，字晴云，别号梧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在十年内战中，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第四、五次“围剿”。红军长征后，他率部追击红军至四川。1949年5月，吴奇伟参与和策划了粤东起义，通电与蒋政权决裂，宣布投奔中共。毛泽东、朱德复电，对吴等的投奔表示“极其欣慰”与“欢迎”。
3月9日日记写道：
赤匪窜康之谜：我想赤匪断不致窜援西康，但事实打倒此种推断。徐匪是己经占领道宁、威胁康定了。在成都方面的人，以为从此匪据康定境，不会轻于犯川。但我仍然要坚持我从前的推断说，目前匪之入康，不外两种目的：一种乘康境无兵，用一部游击队去征集粮，运入丹巴，以供再度犯川整顿内部期间之消耗;一种是假道泰宁、木雅、广坝，比较富饶的高原河谷去接引窜宁的萧贺匪部。待两股接合后分从金川与宁远两点冲实出来。总之他无援康的企图。
4月3日日记写道：
贺匪己窜抵沾益之松林，萧匪窜抵马龙。有循朱毛旧路，渡金沙江北窜。
日记记载了国军在“追剿”红军过程中，与地方政权不合，有功必争有过必推的事实：
5月11日日记写道：
萧贺朱徐各股残匪，约五千人，已在西康会合股。以西康地势的险峻，而赤匪竟得长驱直入，地方负责当局，实在不能辞其咎。
日记还无意透露出军内派系斗争及蒋介石竭尽暗算、诬陷、排除异己之能事：
6月10日日记写道：
西南粤、桂军分途入湘，虽暂停止前进，但仍建筑工事，其后续部队亦继续向前集中，而中央方面对外之军队分防久已。
6月22日日记写道：
两广异动军人粤陈(济棠)，桂李(宗仁)、白(崇禧)之罪状如下：放弃国防擅离职守。不服制止，抗命犯上。以抗日为虚名，增加敌国之嫉妒，陷国家于危境。以叛逆为事实，破坏民族生存之新机，援乱安内攘外之阵线。公然勾结敌国，收受军火接济，雇用日人为军事顾问，接纳先后叛逆之陈李蒋蔡。
另一方面，日记也重笔记下了国军内部反对内战、踊跃抗日和举国上下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
6月23日日记写道：
粤陈(济棠)，桂李(宗仁)、白(崇禧)，突然分兵北犯，宣言抗日。
陈李白于廿日，联名发通电请全国军事领袖，赞助抗日战事。电中详述中国军队武器虽逊于日而不致战败之理由，并申明西南出兵纯为抗日，竭力反对内战等语。李宗仁并否认有与白崇禧放洋之说。抗战情形严重。
闻日本现又要求将山东并入冀察区，换言之即扩大华北日驻军之强化区而至鲁地。宋(哲元)司令自以抗日，派之张自忠任津市长，已显然表示对日态度之强硬。并向中央请得既定方针，昨赴济晤韩(复榘)即为商榷此事，能否扩大即与日方决裂殊难预料。
沪各界团体及学生工人等三千余人，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赴京请愿团名义，于昨晨八时集上海、北京要求开车赴京向中央请愿团结抗日，闻保受桂系暗中唆使云。
这时，连处于“剿共”前线的吴奇伟也不得不疾呼：“华北日急，真不堪再有内战矣。”
日记还特别写道：
……因为本地不出米粮。军队到着时后方米粮输不上，要在本地购买粮食，不免与居民争食，因此就不得当地居民好感。更兼本地的保卫团丁动辄持势欺凌，人们因谋生不易，更要供给团丁的伙食，不免生怨。余巡查乡间时，闻保甲长叫苦，乾人的声音是：“我们宁愿红军来！”
还写道：
询知，红军到时，只打土豪。我军到时，强买粮食，强取农具(因要做工事，筑机场)，乱砍树木、竹林。颇惹人怨。
读到“我们宁愿红军来”我思索良多，我想，当时国民党要员吴奇伟们在听到乾人的声音“我们宁愿红军来”时，可能还不能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而他们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体恤民情，关注民生，在农民最需要土地时，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赢得人民信任。“我们宁愿红军来！”这大概就是共产党能胜利的根本所在。
历史的老人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了不可一世的国军：当年那些在牧师家围着火锅，边吃狗肉边谈军事，指挥“剿匪”、“围剿”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萧(克)、贺(龙)、朱(德)、徐(向前)红军，大骂红军为“匪”的国军将领，10多年后的1949年，当年的国军，除像日记作者吴奇伟一样弃暗投明、投奔当年咒骂的“匪”外，或被俘，成为战犯，或被赶到台湾那个弹丸之地，向隅而泣。而日记中的“匪首”萧、贺、朱、徐等人，则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与将军，站在天安门城楼，受到人民欢呼拥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就这样定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