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们又组织了一次侦察扫雷，依旧是无功而返。我们的工作始终没有进展，舰员们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普遍陷入烦躁，开始怀疑扫雷的设备和技术，竟然有陆军人员脱光了膀子跳下江去摸水雷，在他们看来，像排除地雷那样亲手去挖出水雷，要比依赖机器设备更为可靠，结果可想而知。
1949年6月，逃亡海外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依托海军优势，作出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的决定，代号“闭港政策”。同年年底，蒋介石提出“攻势防御”战略，派遣海军加紧袭击长江口船只，扫雷舰在长江口航道布设水雷，并向世界各国宣布，在封锁海区禁止一切外籍船舶驶入，一切海外商运均予停止。
同时，上海市政府方面也传来了消息，先后多次收到长江航道船只触雷炸沉的情报，当地渔民在长江口、圆圆沙、新港、横沙东北江面也陆续发现有漂雷的踪迹。长江航道上的水雷严重地威胁到过往的船只安全，堵塞了海上航运，造成上海市民心理上极大的恐慌。
对于打通长江航道这个问题，党中央、周恩来总理都很重视，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求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清扫水雷，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苏浙沿海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集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亲自下令：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证长江口航道安全畅通，务必尽快把敌人布在长江口的水雷清除掉！这个重要任务下达给了刚组建不久的华东军区海军。
1949年12月初，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同志，把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叫去，要求我牵头，组建成立扫雷大队，并抓紧做好扫雷的各项准备工作。
接下组建扫雷大队的命令后，我们几个人非常激动，回到教导师就开始行动起来：从教导师3团和侦查营抽调150名干部战士，从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和招商船上选调部分技术骨干，从新参军的同志中要来一批知识青年，并聘请了两个苏联专家。当我们所有人员到位之后，1950年3月29日这一天，新中国第一支扫雷舰大队就这样正式成立了。
接下来，就是解决扫雷舰和扫雷器材的问题，我们经过对到手水雷解剖，基本确定了雷型使用什么样的扫雷器材，暂时没有扫雷舰，我就想出个用步兵登陆舰代替的办法。这种登陆舰在吨位上比坦克登陆舰要小，比登陆艇又大，马力与扫雷舰相似，可以保证速度与拖带，最主要的是舰底平坦，吃水浅，扫雷作业时可以减小触雷爆炸的危险。
张爱萍将军听取了我的建议，马上组织人员驾舰到江面进行实验。一试，还真的成功了。于是立刻调拨“古田”、“周村”、“张店”、“枣庄”4艘同类型步兵登陆舰，由江南造船厂负责设计改装。
在扫雷装备暂时还没有改装完成的情况下，我建议先进行一次探测性扫雷，调查长江口水域水上、水下的情况，探明雷区，同时边摸索，边总结，锻炼提高舰员的扫雷技术，适应实战要求，为下一步正式扫雷作准备。
张爱萍将军再一次采纳了我的的建议，对原扫雷方案进行了调整。一支扫雷编队迅速成型，包括1艘4000吨级的大型坦克登陆舰作为水上指挥基地，配备10艘S型登陆艇实施扫雷。
1950年6月19日，一个阴晦的早晨，江面细雨纷纷，扫雷编队贴着岸边一侧缓缓出发，驶出吴淞口。我带着新编进大队的10艘25吨的登陆艇，以三角拖带队形驶进了长江南航道，开始进行实地侦察扫雷。
一个来回，两个来回......1个小时，两个小时，竟然不见一颗水雷！我用望远镜里监视前方的江面，无线电天线在猛烈的江风中发出尖厉呼啸。江面上冷冷清清，只有一些小船在漂泊，远些的地方，航道上已经先后有3艘巨轮触雷沉没。
临近黄昏，一艘巴拿马籍的商船“伏虎”号，载着货物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航行着。突然，一声巨响，江面上飞溅起几十米高的水柱，它触雷了！我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扫雷、抢救商船。官兵纷纷向落水商船船员扔救生圈，有的干脆跳下江去救人。人是救上来了，可是我们的心却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
几天后，我们又组织了一次侦察扫雷，依旧是无功而返。我们的工作始终没有进展，舰员们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普遍陷入烦躁，开始怀疑扫雷的设备和技术，竟然有陆军人员脱光了膀子跳下江去摸水雷，在他们看来，像排除地雷那样亲手去挖出水雷，要比依赖机器设备更为可靠，结果可想而知。
扫雷作业已经进行了10与天，正像我所担心，带出来的扫雷索陆续崩断3根，唯一的收获就的捞出一块飞机残骸，割刀损伤证明，曾经多次接触到水雷钢索，皆因刀具不是特种钢材制造，导致雷索没割断，扫雷索反遭折毁，反弹回甲板，打断了一位舰员的腿，险些出人命。让我苦笑不得的还有这些登陆艇虽然都是25吨级，外表相同，却产自不同年代，性能、动力多有差异，在统一号令下永远不能协调一致，不是你快，就是我慢，扫雷现场就像拔河运动运动会。
此后不久，长江口航道又连续发生4艘轮船触雷被炸事件：6月25日侨商“香山”轮船触雷炸沉;7月24日民船“新宁”号触雷炸沉;8月16日英商一艘约3000吨的“济南”号轮船触雷炸伤;8月21日又有一艘民船触雷炸沉。这5起船只触雷被炸事件，震惊了党中央、周总理，我们的压力更大了，要扫除长江口水雷的决心也更大了，热情也更高了。
这样，探雷行动第一步骤在半个月之后匆匆结束。我和大队其他领导反复研究扫雷失败的原因，张爱萍司令员也参加了我们的“诸葛亮会”，分析总结失败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长江口风大浪高水急，我们25吨的小艇像片树叶，难以进行扫雷作业;二是没有适合扫雷用的扫雷具，我们用的扫雷具是自己做的，太细，拉不动水雷，4条扫雷索断了3条，也没把水雷扫上来;三是缺少技术指导和扫雷经验，我们凭着革命热情和刚刚学来的那么一点技术知识，对扫雷原理缺乏理解。司令员对我们分析的原因表示认可，他给我们从失败中提了三意见：一是熟悉了航道和雷区;二是有了组织扫雷的实际锻炼;三是打消了一些同志怕风浪、怕呕吐、怕危险的思想顾虑。对第一次扫雷失败的情况，华东军区海军专门向周总理做了汇报。
9月11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副司令员林遵和袁也烈、副政治委员赵启民联名签署扫雷命令，要求我们于9月16日开始，至10月1日国庆一周年前，必须扫除长江航道中的水雷，打通长江航道。
我接到命令，紧急召集部下研究方案，加快准备速度，对于已经查明的沉船、暗礁设置了标志。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充实器材设备，安排测量技师和气象潮汐研究员随舰指导，切实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空军也加入进来，加强对长江口的巡防。上海航政局和水上公安局发出布告，扫雷作业期间禁止国内外各种船只航行。同时地方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提供潮汐气象资料，印制了长江口水文数据详细的雷区海图。上海的几家造船厂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派出最优秀的技术工人帮我们抓紧改装“古田”、“枣庄”、“周村”、“张店”等4艘300吨的扫雷舰，“秋风”号用来设置浮标，从苏联调运来的10具扫雷具顺利安装上5艘大的扫雷舰上。
张爱萍将军感觉到海军领导机关放在南京对指挥战场不利，干脆把司、政机构搬进上海坐阵指挥。为确保扫雷任务顺利完成，9月10日，他先以20艘舰艇封锁全部水域，对长江口内外，包括佘山、崇明岛进行了水陆清剿。
9月22日，我们再次进入长江口南航道，开始第二次扫雷作战，从华东军区海军调来的“中”字号111舰作指挥舰，“古田”等4艘改装扫雷舰担负扫雷作业，3艘25吨级登陆艇和1艘炮艇担负通讯联络和爆破救护任务，吴淞要塞巡防大队、舟山巡防大队也由我们统一指挥，担负长江口的警戒掩护和交通救护任务。
由于有了第一次探扫作为铺垫，扫雷编队直接抵达长江口南航道中圆圆沙灯船至九段沙灯标之间的雷区。我们按照从国民党军收集来的情报，雷区被分为甲、乙、丙、丁4个区域，编队进入雷区后，我一声喝令，各舰桅杆升起“实施扫雷”信号旗，采用单舰往返式梯形扫雷队形展开，雷索定深6、7米。一时间江面马达轰隆，绞车辗转、红色鱼形浮标扫雷器坠入江心，浮标若巨鲸出水般壮观。
4艘扫雷舰同时使用苏制MT-3型扫雷具，定深6至7米，以梯形编队驶进甲、乙区段。几天过去了，编队来来回回把甲、乙两区段检扫了好几遍，却不见一颗水雷。扫雷作业是白天出动，晚上在雷区边抛锚休息。最初几天，扫雷舰早起晚归，仍然一无所获，我眼里布满了血丝，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心里比谁都焦虑。
官兵重新检查扫雷具，没发现问题，定深也符合要求，怎么就扫不到水雷呢？9月24日中午，已经过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仍然在指挥台上瞪大眼睛注视江面。
任务万分焦急，张爱萍司令索性住到吴淞军港作战指挥室指挥，他用报话机直接和我对话：“‘黄河’，我是‘长江’，不要气馁，疏开队形，把乙区段再检扫一遍！”
“‘黄河’明白，坚决执行！”我立刻向司令员回话。
当天中午，我对部队再次做了简短动员，指挥4艘扫雷舰，间距拉开一倍，重新驶进乙区段。下午一点钟左右，“周村”舰的扫雷索猛地抖动了一下，刹那间，一个黑乎乎的铁家伙浮出了江面。
“水雷！”不知是谁第一个喊了起来。
“是水雷！是水雷！”许多人大声喊了起来。
我拿起望远镜一看，果然是一颗水雷。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报话机，急切地报告：“‘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现在报告，我们扫到一颗水雷啦！”
报话机里立即传来张爱萍司令员兴奋地回话：“‘黄河’，我代表华东军区海军党委和全体官兵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务必扫清长江口的所有水雷！”
扫到一颗水雷的战果，毫无疑问，这极大地鼓舞了扫雷舰大队官兵的斗志，在做了认真的小结以后，我们又驾舰驶向丙区段和丁区段。
截止1950年10月14日，几乎每天都有好消息传出，我们共扫出敌人布设的水雷10多颗，除留了几个供拆卸研究外，其余都在现场进行了爆炸销毁。10月底，经华东军区海军检查确认，敌人布设在从吴淞口至长江口90公里茫茫水下的水雷已经全部被我们清扫干净，我们胜利圆满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扫雷任务，打通了长江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