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东北以及华北等许多城市活跃着神秘的“国际特科”组织，“国际特科”行踪诡秘、大胆机智，在沦陷区探情报、烧仓库、炸铁路，给予日寇重大打击。日寇首脑被搅得心神不安，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暴跳如雷，严令属下着力破案，但始终线索渺茫。红色“国际特科”与正面战场遥相呼应，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原因，这些隐蔽战线的勇士一直鲜为人知，致使英雄无名，湮没草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占东三省，蒋介石令张学良将几十万东北军调进关内。日军在很短时间就占领沈阳、四平、吉林、长春，又向黑龙江省政府所在地齐齐哈尔进攻。留守将领李杜、马占山团结当地军民，率部奋起抵抗，在嫩江江桥边浴血奋战——这就是著名的“江桥抗战”。消息传到哈尔滨，全市人民热血沸腾。中共党员、共青团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杨奠坤来到哈尔滨，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退守哈尔滨的东北行政长官张景惠准备投向日寇，其警备大队长于镜涛更属铁杆汉奸，许多下层军官对他们极为不满。杨奠坤与大队部军官周维斌等人商议，准备在12月7日晚12点起义，把队伍拉出去抗日。但由于计划不周，被于镜涛察觉，12月7日晚，于以请各中队长吃饭为由，将这些军官集中一处喝酒，不许出入；又暗中将驻扎市内各中队调动市外，使起义无法发动。随后，日寇占领哈尔滨。后来，这支队伍的不少人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省委书记罗登贤分配杨奠坤代理军委书记，派他到吉林省磐石县开展抗日斗争。杨到磐石以后，与李红光等一道将中心县委原有的“打狗队”改编为“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组织中朝农民联合抗日，收缴地主武装“大排队”20多支枪；接着，又策反营城子士兵，组织“老七连”哗变，游击队由几十人扩展为几百人的抗日队伍。日寇闻讯，率一个中队日军和两个连的伪军扑来。游击队占领有利地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仗。日寇伤亡惨重，仓皇逃跑。游击队及时转移，站稳了脚跟。战斗中，杨奠坤腿部多处中弹，无法行动，县委决定他回哈尔滨养伤。
磐石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联第一军，李红光任军长，以后又发展成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李红光牺牲以后，杨靖宇任总指挥。抗联第一路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浴血奋战，声威大震，杨靖宇成为闻名世界的抗日英雄。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决定在各国共产党中抽调优秀分子组织“国际特科”。1932年冬，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满洲军委负责人王东周和伤愈后的杨奠坤由中国党转向“国际”，做国际情报工作，与中共脱钩。王东周、杨奠坤、高成仁等成立了3人领导小组，王为组长，杨是副组长。工作直接归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领导，不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
特科小组首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发展成员，掌握日军布防和动态。初春的一个下午，杨奠坤约新发展的成员庄紫封与王东周会面。庄紫封左手拿着两本书，从同发源百货商场向偏脸子方向走，走到十五道街口，远远看见杨奠坤和一位精干的男子迎面走来。那名男子穿半旧雪花呢大衣，戴着平顶皮帽，眼睛炯炯有神，注视着庄。杨奠坤告诉：“这是老王同志，你们谈吧……”王东周同庄交换了一下眼神，说：“跟我来。”便向道里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走去。王东周与庄紫封商定，首先建立起通信联系网络。当时，哈尔滨一中有个公共放信处，放的都是学生来信，庄紫封拟定了几个假名字，凡有外埠来信交换情报，就寄到那里。庄紫封取走以后，交给王东周、杨奠坤处理。
过了一段时间，王东周把一位赵先生介绍给庄，约他到南岗大直街电车终点站石头房子见面。赵先生瘦高，脸色微黄，原是警官学校毕业，现在铁路工作，出言谨慎。二人约定：以后每周二下午下班都在石头房子见面，赵先生把搜集到的情报和外埠来信交给庄紫封，庄再转交出去。杨奠坤陆续又介绍陈鸿钧、张学彦、李丙五、张之伦、张逸仙等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参加国际情报组织。本是生意人的张逸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毁家纾难，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弹药，和一批爱国志士组织了“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任总参议。军事斗争失败后，去关内找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失望而归，与杨奠坤联系以后，铁心抗日。经过一番努力，特科小组在哈尔滨建立起多处秘密联络点，一个系统的情报网络初步形成。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的一举一动，都在特科小组的监视之中，也都在共产国际和远东苏联红军总部的掌握之中。
1934年春天，杨奠坤与张逸仙、阎荆璞等5人秘密去苏联，到莫斯科郊外一所秘密学校学习。校长缪勒尔似乎是德国人，学校教官大都是苏军现役军官，学习课程包括军用化学、汽车驾驶、爆破、射击等等。为了保密，苏军教官给他们每人都起了一个好听的俄国名字，杨奠坤取名“瓦尔德尔”、张逸仙名为“古斯塔夫”、阎荆璞名为“马克斯”、刘士恒名为“魏利”等等。学习结束时，已是冬天，杨奠坤等3人已先期回国。张逸仙和学员老浦一组，计划偷越国境返回。他们登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在隆冬里跑了好多天，到达满洲里附近中苏边境。下了火车，寒风刺骨，像刀子似的扎脸。苏联红军给他们发了皮大氅、毡靴。那毡靴直穿到大腿根，人好像是被架到了半空中，走起路来像是踩高跷。
休息3天以后，苏联红军士兵领着他们去边境看地形，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走，大约到对面扎赉诺尔车站的时间。半夜11点，张逸仙和老浦出发，苏方又给他们发了御寒的烧酒，一位军官交给他们一只信鸽，约好到扎赉诺尔放飞回来。苏联士兵持枪直送到不能再前进的地方，才握手珍重道别。两个人在漆黑的夜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边境枯草地上艰难跋涉，走了10多里路，一道未冻实的小溪横在面前。张逸仙“咔嚓”一脚踩破了冰面，陷入水中，拔出腿来，已经变成了一只冰靴子，顿时浑身冰冷，冻得牙直打颤。可此地空阔无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无法脱靴整理，只好拼命往前跑。一直跑到天蒙蒙亮，登上一座小土山，见不远处有一所红房子，以为是扎赉诺尔，便放飞了信鸽。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一点也不假。明明已经看到了红房子，可是怎么走也不到，一直走到上午10点，才接近那所红房子。仔细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扎赉诺尔车站，居然是“满洲国”国际警察派出所！这还得了，这不是往死里送吗？幸好日本人没设瞭望哨，还没发现他们。两人扭头拼命往回跑，虽然又乏、又饿、又渴、又累，也不敢松一口气，直跑到下午两点，回到大荒野地，才觉平安。正想喘口气，一眼看见草丛中有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顿时毛骨悚然，又赶紧再跑，直跑到太阳落山，才跑到火车站。到跟前一看，这里哪是什么扎赉诺尔啊，这已经是扎兰屯火车站了。在慌乱中，他们懵懵懂懂地越过了扎赉诺尔。稍事喘息，回到哈尔滨。张逸仙右脚3个脚趾头已经发黑，只好到医院做手术。
1935年春，张逸仙赶到天津，和杨奠坤等人成立特科小组，杨奠坤为天津组组长、张逸仙为副组长。在扩大组织工作中，张逸仙陆续联系了一批爱国志士加入特科组织，并布局全东北，把杨省三派往大连，黄一民派往锦州，裴志亭派往安东，季书元派往张家口，冯子宾在天津留守。他还让妻子张琴玲负责来往联系交通等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同时，国际特科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共产国际在3年前已经解散，“国际特科”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在同日寇斗争中，特科战士大部牺牲，幸存者尤其是后发展的没机会加入党组织的幸存者，手里没有任何可资证明自己身份的凭据。
被判10年、住了敌伪监狱3年侥幸生还的李泽民出狱以后，有一种世事沧桑的感觉，昔日的战友、朋友大都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未被敌伪抓获的洪德锡，两人一道去苏军总部联系，苏军总部对此一脸茫然……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认知一直存在着历史差异，“国际特科”组织及工作一度被讳莫如深。斯大林后期“肃反扩大化”，苏联红军情报部长柏尔青被捕，1938年被杀（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平反）。活跃在国际情报组织的英雄佐尔格、缪勒尔等大批情报精英被捕、被杀。二战结束，“国际”解散、组织瓦解，关系中断，李泽民、洪德锡都是后发展的特科成员，与中共党组织根本没发生过关系，加上“国际特科”与中共组织已经脱钩，找中共组织联系，也难以接洽。两人无奈，只好各自谋出路，洪德锡就留在大连苦度时光。
侥幸逃出日寇魔掌的张逸仙、张琴玲夫妇，隐居在哈尔滨附近呼兰县教书。由于日本人知道张逸仙曾经是“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伪满康德皇帝登基时，对以前抗日人员予以大赦），不时前来侦探、骚扰。后来，张琴玲患肺结核，医资匮乏，贫病交加，1942年仅30岁就死在呼兰。张逸仙好不容易逃脱日伪监视，回到山东老家，后来转居上海，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解放以后，他不仅没获得什么荣誉，反而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上级组织对那段历史反复查问。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特科”组织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但张逸仙已经作古几十年了——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笔。
前边提到的组织者之一杨奠坤，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判刑。1945年光复，他以杨靖宇弟弟的身份从国民党接手的监狱逃出，十分侥幸地与原来的中共组织接上了头，后来转赴东北，参加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后，杨奠坤（后来改名杨佐青）曾任哈尔滨市委副秘书长，文革期间被打成“苏修特务”，惨死在自己人的监狱中……文革以后平反。
1988年7月7日，抗战爆发51周年纪念日，齐齐哈尔政府会同省及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为“国际特科”齐齐哈尔行动组组长张永兴举行烈士纪念碑揭幕式。张永兴1937年1月15日被日寇枪杀，这时已是英雄死后50多年了……“国际特科”在国内究竟有多少人员——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一个历史之谜。仅日寇掌握的情报，就知道除了东北全境以外，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行动小组，有的组织还向朝鲜、日本境内延伸……本文披露的英勇的“国际特科”战士的事迹，只是九牛之一毛，旨在希望人们永远记住这些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