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作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影响既深且远。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而后勇，但我们首先要清楚中国到底败于何处。多年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把战争失利的责任归于慈禧太后和北洋海军的腐败上，不仅如此，许多专家学者也推波助澜，不加考证而想当然地相信这个结论，在各种媒体上告诉人们，北洋水师生活如何腐化、指挥如何失误，慈禧太后如何误国、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等等。有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但问题是，这些结论经得起考证吗？
好在，历史的真相不会永远沉没，陈悦等一批学者通过认真查阅史料、实地考证，为我们逐渐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甲午，揭穿了以往流传的一个个谬误。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也在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甲午，我们为什么战败？
谬误之——刘公岛妓院、赌馆林立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和辽东半岛的旅顺成掎角之势，共同扼守渤海门户。从明代起，威海即因地势重要，开始设卫驻兵，成为海防重镇。在威海湾的碧波中，有一座刘公岛犹如天然盾牌，正挡海湾入口，海岛周围水深足够，是天然的停船之处。187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筹建海军后，因威海、刘公岛战略地位之重要，遂圈选成为海军基地，此后刘公岛长期作为北洋舰队的驻泊之所。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北洋沿线的几个军港基地的地位进一步明确，刘公岛作为北洋海军的驻泊基地，重要性超过了作为维修基地的旅顺。
在北洋海军甲午海战失败的几十年后，曾有人撰文称，在北洋海军时代，作为重要基地兼海军指挥部所在地的刘公岛，烟馆、赌馆林立，妓院多达70余家，与营房为邻，军中一时间抽大烟、逛妓院成风云云。由此证明，北洋海军军纪溃散，生活腐败。
但从甲午战后日军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来看，刘公岛上当时的建筑分布清晰可辨。在小岛的西侧，是黄岛炮台、操场、护军公所、机器局、屯煤所等建筑，并没有居住性空间。小岛荒僻的东部，则是东泓炮台、护军营地和两个小村落。唯一建筑密集的是在刘公岛中部，以海军的集中办公地点海军公所为界，西侧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公馆，以及龙王庙等祭祀场所，只有东侧存在一片类似民居、集镇的地方，但其房屋总数规模，远达不到70家的规模，而且根据北洋海军一些军官的回忆，其中的房屋多为中、高级军官的住宅。因而仅从建筑空间而言，刘公岛上根本不具备存在大片妓院、赌馆、烟馆的硬件设施证据，倘若真如此，那么这个小岛上除非家家是妓院、户户皆烟馆，荒唐情况可见。
此外，北洋海军根据其章程规定，每年要进行严格的出巡活动。正常的情况是，从秋冬开始离开北洋地区，前往南方避冻，第二年春季再从南方返回，在夏季则出巡朝鲜、俄罗斯等北洋口岸。再加上不定期地前往烟台、天津、旅顺巡防、补给、维修保养，实则一年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威海。面对这样的情况，倘若真的存在70余家妓院，其是否能够在刘公岛上经营存活都是问题。
另一项重要证据是，日军占领威海和刘公岛后，曾对岛上、岸上的居民情况进行造册登记，其中仅仅发现有两三名暗娼。至于烟馆、赌馆，在刘公岛上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谬误之——军官普遍吸食鸦片
历史上刘公岛并没有妓院、烟馆、赌馆林立的情景，但很多现代人还是根据北洋海军灭亡前夕，包括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等几位重要将领无一例外都选择了服毒自尽的殉国方法，推论这些军官平时肯定都吸食鸦片，进而得出北洋水师军律废弛，道德败坏的结论。
实际上，在19世纪末，鸦片除了是毒品外，还是军队中广泛运用的麻醉剂。海战之中，对于伤手、伤足的官兵，往往要采取截肢手术，此时就需要用到大量的鸦片。根据北洋海军洋员戴乐尔回忆，刘公岛保卫战期间他在军医院中帮忙，就遇到了来医院要一些鸦片，以备自杀之用的军官。倘若刘公岛上处处是烟馆，倘若存在大量人吸食鸦片的情况，何至于还要到医院去求取鸦片。
此外，这些将领之所以用鸦片作为自杀的手段，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经验。在那个时代，能够想到的自杀办法，其实无外乎服毒、自戕、悬梁等方式。刘公岛保卫战时较易得到的致死毒品是军医院的麻醉剂鸦片，且选择用鸦片自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人传统的身体观，即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自杀时也会选择能够保全尸体的方法。
倘若服鸦片自杀的人生前必定是烟瘾患者，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选择吞金、剖腹、悬梁、开枪自击等方式自尽者，生前又都是怎样的瘾君子？
谬误之——训练弄虚作假
甲午大东沟海战之后，北洋大臣李鸿章曾通过津海关道盛宣怀收集了一些北洋海军军官的禀帖，其中有一名军官的禀帖中的内容常为后世引用，称北洋海军平时训练时，只设置固定标靶，而且在打靶之前预先测量定好靶子的距离，所以射击时命中率很高，可谓弄虚作假。以这样的训练投用到实战中，显而易见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一说法在现代广为流传，不过按照近代军事技术知识进行分析，这则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北洋海军所处的时代，军舰上有关火炮的部门包括有测距、炮位两大部分，在具体的战斗和训练模式时，由测距部门的军官利用六分仪等观察瞄准设备测定敌舰距离本舰的距离、方位，考虑到敌舰往往是运动中的，因而距离、方位等参数还会根据敌舰的运动速度和运动方向的不同，预先考虑到计算提前量。而炮位上的炮手所负责的，则是根据测距部门下达的目标距离、方位调整好火炮的仰角和方位角，而后射击。就此而言，实际炮位上的炮手在作战时，所有的目标对他们而言，也都是“提前有人告诉距离和目标固定方位”的。因而北洋海军打固定靶的训练，实际就是针对火炮操作的需要而做的正常训练，它所训练、培养的是炮手们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在得到诸如敌我距离、方位角等射击元素后，能否做到命中这一目标。
谬误之——主炮晾晒衣物
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之说流传久远，称北洋舰队在访日期间被日方军官东乡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晾晒了衣物，由此论证军纪涣散，注定打不赢战斗。连史学大家唐德刚在其著名的《晚清七十年》中，都有此记述。然而这则在现代流传极广，经常被引用的故事，实际是一则彻头彻尾荒唐的谣言。
追根溯源，北洋海军主炮晾晒衣物的说法最早出自一位原日本海军将官小笠原长生笔下。在其撰写的文学性人物传记《圣将东乡平八郎全传》一书中，曾提到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的情形，书中引用东乡平八郎的话说：“‘平远’因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岸边看到一门炮上晒着衣物，很不整洁？？”其弦外之音无非是借此证明中国海军的军纪涣散。但事实上，在1891年访日军舰的清单中，根本就没有“平远”舰的名字，那怎么会在日本被东乡平八郎看到炮管上晒了衣服呢？
但这则不靠谱的故事却被国内许多人所引用，最早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先生1940年在《整建月刊》上发表洋洋数万言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文中多处引用小笠原长生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上面那一段，只不过“平远”舰的名字换成了那次同样没有访日的“济远”舰。到了唐德刚先生那里，“济远”舰又变成了“定远”舰。
我们先看看“定远”舰主炮晾衣有无可能。
“定远”级铁甲舰，是洋务运动时代中国购自德国的一等铁甲舰，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巨舰。其主要火力是4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两两安装在军舰中部错列的两座炮台内，这4门巨炮便是现代“主炮晾衣”说指证的晾衣事件发生地。
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进行测算，其305毫米口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属于旧式架退炮，平时为了方便保养，炮管大部分缩回炮罩内，装弹时再将火炮向外推出)。可以看出，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长度仅不到2米，而直径接近0.5米(305毫米为主炮的炮膛内径，炮管外径则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的事故。纵观“定远”级军舰，无论是栏杆、天棚支柱均为可以用来晾晒衣服的方便设施。就算北洋舰队官兵军纪真的涣散，似乎也尚不可能为了晒几件衣服，而冒摔断腿的危险。
主炮晾衣的故事在中国衍生变形出的“济远”主炮晾衣说、“定远”主炮晾衣说、东乡平八郎从“定远”主炮炮管里一摸一手灰等说法，皆因没有史料依据而证实为以讹传讹。尤其是后一种说法格外荒唐，“定远”舰主炮炮管距离甲板高度超过3米，东乡平八郎的身高不到1米6，怎样才能抬手便从“定远”主炮的炮膛里摸到灰？
谬误之——炮弹灌沙子是腐败
在电影《甲午风云》里，有一个镜头让人难忘，邓世昌命令致远舰上的水兵将弹头拔下，从炮弹中倒出的竟然是沙子。那一刻，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痛心疾首，所以炮弹里面掺沙子变成了北洋海军腐败透顶的绝好例证。
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北洋海军的炮弹为什么会装满沙子呢？原来，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是火药或炸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实心弹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其作战意图是凭借重力加速度击穿敌舰引起进水。
这种装沙子的实心弹不会爆炸，威力也小，但却是北洋海军最常用的炮弹。当时，中国比较成规模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所能制造的只能是这种技术难度相对较低的实心弹，而开花弹则要依赖进口。从1891年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下达停止购买外洋军械的禁令后，北洋海军的弹药补给只得立足国内。但是，国内军工企业对开花弹的研发显然不够，以致各舰弹药只能以实心弹为主，开花弹还是当年购买军舰时配套赠送的，数量极为稀少。中日大战迫近，天津机器局才临时抱佛脚，不分昼夜赶制开花弹，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产能极低且质量不稳定。据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在甲午海战后报告，定远舰在战前只补充了55颗国产普通开花弹，平均一门炮顶多分得十几枚。在海战中，仅一个半小时这类炮弹就打光了。剩余的时间里，定远舰的巨炮只能发射根本不会爆炸的实心弹。
谬误之——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经历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人们在检讨武备落后导致海军的失利原因时，普遍认为是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所致，当时社会上就流传有“昆明(颐和园中有昆明湖，代指颐和园)换渤海”之说。不过，当就这些问题仔细查阅清代档案时会发现，所谓的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一说其实完全是讹传。
1887年光绪帝亲政，慈禧形式上归于退休，光绪皇帝的生父、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被任命主持颐和园的新修。这项任命可谓极富深意，修颐和园需要筹措大笔经费，而实为洋务管理衙门的总理衙门经管大量经费开支，颐和园修完，意味着慈禧太后将远离紫禁城，光绪皇帝可以渐渐独立，这对光绪皇帝的生父、同时又掌管海军衙门的奕譞自然有一种特殊的动力。果不其然，接收园工后，醇亲王陆续从海军衙门掌管的经费里向颐和园工程挪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醇亲王挪动的是海军衙门经费，同一时期北洋海军的军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占，海军衙门经费和北洋海军军费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除了挪用海军衙门经费外，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带有“海军”色彩的经费还有两部分。其一就是海防捐，即以海防的名义募集社会捐资，以虚职的官衔等作为回报，类似于封建时代常见的卖官。所得的海防捐，虽然大部进入了园工，一部分则成了铁路建设经费，但这笔钱原本就并不属于北洋海军，没有用于北洋海军，也并不能视为挪用。
另外一笔挪至颐和园的“海军”经费，在清代档案中有一个专用的名词，称为“海军巨款”。1888年秋，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让他们筹资报效颐和园工程。但为颐和园筹资，无法摆上台面，醇亲王于是便想出了海军的名义。各省督抚对此踊跃认捐，共集得260万两之巨，即“海军巨款”。
这笔“海军巨款”和海防捐一样，是额外筹集的一笔金钱，也不能算作挪用海军经费。其使用的方式也很不寻常，各地的资金陆续认缴后，并没有拨入颐和园工程，而是全部存进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务企业，以所得的利息贴补颐和园，而本金则号称将来用于海军建设。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颁懿旨，命令将“海军巨款”本金如数提出，用以购买军火。因为存期未满等原因，先只提出158万余两。
由此可见，颐和园工程只不过是以海军名义敛财，并不能简单算作挪用海军的经费。在颐和园工程修建期间，户部奏上禁止海军外购军火，这才是海军发展遭受完全桎梏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