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很多至今在史学界仍无定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方伯谦。正史记载，“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黄海海战中，方伯谦谎报军舰多处损坏，率舰逃走，由于逃跑仓促，还撞到了已经搁浅的“扬威”号战舰。李鸿章一怒之下上奏朝廷，方伯谦被斩首，死时仅有41岁。然而，对这样一位“逃兵”，在他死后，却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包括方氏后裔在内认为，方伯谦作战勇猛，率舰退出战斗仅是出于战术考虑，他只是李鸿章、丁汝昌为推脱失败而找的替罪羊。
至少从履历上看，方伯谦是个标准的海军高尖端人才，绝不是什么酒囊饭袋。方伯谦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父亲是个私塾先生。方伯谦自幼好学，15岁时便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成为这个中国近代海军人才摇篮的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后，方伯谦进入海军，从基层干起，随舰巡行沿海各处。光绪二年（1876），方伯谦被选为留学生，进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学习四年。归国后历任“镇西”、“镇北”炮船、“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调管“济远”号。一路高升为北洋水师的骨干战将，方伯谦靠的毕竟是实力。早在英国留学期间，方伯谦就是同学中的佼佼者，据驻英公使郭嵩焘回忆，那批留学生中，平时最爱侃侃而谈的，除了后来成为翻译家的严复，就是方伯谦。外国教员也评价方伯谦是“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除了学习能力，方伯谦的实战经验也很丰富。朝鲜“甲申政变”后，丁汝昌率舰队赴朝，方伯谦指挥威远号随行，在这场事关清国荣誉的事件中立下功劳，李鸿章奏请为其邀功，方伯谦也随即成为新购巡洋舰“济远”号管带。
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后，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成军赴牙山，以“济远”方伯谦为队长。后来证明，东学党起义成为甲午战争导火索，牙山战役亦成为甲午第一站，将运送兵员的重任交于方伯谦，足见对其的重视。事实上，刚一到朝鲜，方伯谦便已预料到这场战争的严峻性，他立即给李鸿章上书，提出聚舰迎战，添置快舰等建议。但战事风云变幻，书信刚刚送上，战争便一触即发。但历史是残酷的，虽然学历和履历无可厚非，方伯谦在甲午海战中的不堪表现，却彻底把他葬送。然而，时过境迁，谁都没亲身经历过当年那场海战，方伯谦表现如何，只能通过史料去了解，真真假假，多半只能揣测。我们只知道，把方伯谦的脖子推到刀刃上的是李鸿章的一封奏折：“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这封奏折一上，方伯谦第二天就被砍了脑袋。
李鸿章的奏折既是处决状，也是正史的盖棺定论，一言既出，方伯谦立即成了人人唾骂的“逃兵”。然而，方伯谦究竟如何“临阵退缩”，北洋水师并没有拿出详细的调查报告，方伯谦之死亦不是“法办”，只是“圣意”。这就为日后方伯谦的“翻案”提供了空间。据说，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被杀后，其夫人在北洋水师闽籍官兵及眷属的协助下，穿了一件绣有一百个“冤”字的长袍，千里迢迢赴京告御状，口口声声称其夫是被“冤杀”。事实上，方家投身海军的不仅方伯谦一人，据统计，方氏家族三代先后有10人服役于中国近代海军，且多有成就，堪称“海军世家”。方伯谦之死无疑让这个“海军世家”蒙羞，因此家族后世无人认可方伯谦是逃兵的定论。
方伯谦无罪的三个“证据”
那么，方伯谦无罪的证据呢？“济远”号的作战记录已经彻底被丁汝昌推翻，只能寻找旁证。第一个证据是一件“血衣”。据说方伯谦夫人上京喊冤时手里一直攥着一件血衣，这件血衣是“济远”号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染，当时，方伯谦就站在他身边，亲眼目睹了手下的惨死。衣服都被血染红了，方伯谦还能是怯场的逃兵吗？这件证物百年间被方伯谦后人反复提及，以证方伯谦的勇武。第二个证据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闻》一书，作者署名“冤海述闻客”。该书陈述了甲午海战中的大量“内情”，其中多处提到方伯谦，为其冤死鸣不平。比如，书中写道：“嗟乎！济远船回时，不察情形，不经审讯，强加罪名，置之死地。独不思济远受伤大小七十余处，炮械坏不堪用，阵亡者七人、伤者十三人，皆有案可稽耶？且各船得回旅顺者，其阵亡受伤尚不及济远之多，济远非逃，不辩自明。况当超勇、扬威焚，致远、经远犹在阵攻击，众目共睹，而督船为全军平日所属，既无号令，又去其旗，牵动大局，果谁致之？”
第三个证据1981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该书作者系黄海海战亲历者卢毓英。该书也提到“济远”作战勇猛一事，“致远既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三样证据最终都指向一个观点，方伯谦之死无关战争，其率舰撤离是战术考虑，完全无可厚非，但当时北洋水师在战场上连受重创，李鸿章、丁汝昌为转移注意力，拿了方伯谦做替罪羊，颇有点曹操杀粮官王垕的意思。质疑：“方伯谦无罪论”恐为杜撰但对于方伯谦无罪的这些证据，史学界褒贬不一。首先，“血衣”之证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一些史学者认为，不屑说是否存在这件“血衣”，即使存在，其情虽动人，却很难说明什么问题。衣服上的血也不是方伯谦的，只能证明大副沈寿昌死得壮烈。也许，方伯谦正是亲眼见到战友死的如此骇人，才魂飞魄散，撤退保命。
其次，《冤海述闻》虽然字字掷地有声，但却很难作为标准史料参照。“冤海述闻客”的身份无法确定，有人凭借其描述内容的身临其境猜测，该书作者必是方伯谦的贴身随从，所以可信度很高。但也不排除是有人委托写手，根据当时北洋海军的舰航海日志等资料或讲述的故事，再收集一些当时报刊报道和官方文书（邸报等）捏合而成。且书中多处说法也不能尽信，比如书中提到战舰撤退的原因是“炮械全坏，无可应战”。但根据战后统计，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靖远”、“来远”等舰中弹皆超过百发，“济远”的中弹数却只有区区15发。有论者据此质疑：“来远”中弹225发，尚能够坚持战斗到底，“济远”为何不能呢？最后，《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作者卢毓英虽然亲历了黄海海战，但他当时的工作场地主要在舱内，根本没有机会观测到战场上的真实情景，且其所言大部分都引自《冤海述闻》，真实性尚且存疑。因为史料无法统一，多数史学者仍然认为，对方伯谦的评价目前还是“维持原判”较好，至于其是否在海战中真的恪尽职守，甚至勇猛无畏，只能等待更多研究成果和史证出来，才能下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