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置了全国禁烟委员会，以厉行禁烟大政。1928年11月6日，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蒋介石亲临训词：“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恕！”离蒋介石的讲话不过半月，上海就发生了数量巨大的鸦片走私，是谁有如此胆量顶风作祟？
1928年11月23日，上海《申报》曝出特大新闻。警备司令部侦查队于13日得密报：招商局江安轮将由汉口私运大批烟土，于21日晚上到沪。即派侦探往查，共查获烟土二万两许，即移往小轮运至大达码头，再用搬场汽车运回队部。现已将此项情形呈报警备司令部，再由部电报中央核办。同时，该报又刊登了淞沪警备总司令熊式辉致全国禁烟委员会的电文：“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张(之江)主席勋鉴：顷接敝部侦查队报告，昨晚在招商局码头，抄获江安轮夹带之烟土二万两，已饬封存，定期焚毁。除令侦查人员严密缉拿，以期净绝根源外，特电奉闻。”
11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通过《申报》曝出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据属区报称，22日凌晨一时许，有身着武装者三十余人，在大达码头起卸烟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当以人少，反被掳劫，迄今仍拘禁白云观警备司令部侦查队队部。所有烟土，被武警运往租界，无法阻止。武装运烟，国法何在？应请迅赐查究严办，以严军纪。当日《申报》还登有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致南京的“十万火急电”：南京分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军政部长冯(玉祥)、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钧鉴：武装运烟，掳劫官警，计邀垂察。刻悉是项烟土，运至白云观后，立即武装向租界运去。当此厉行禁烟之日，发生此种行为，深堪骇异，应迅赐查究严惩，以申法纪。
由上面两则截然相反的报道来看，警备司令部所发的消息，缉拿烟土似极为顺利，而公安局的消息中称遇武装运烟，掳劫官警。武装运烟掳劫官警者，显然系指警备司令部方面。
其实这次鸦片走私案的后台是财政部长宋子文。他利用招商局的船只贩运烟土至上海，由蒋介石的亲信、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保护经销。当时蒋桂、蒋冯交恶日甚一日，上海市长张定璠属桂系人物，他从冯玉祥的老部下、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处得悉江安轮运烟土到沪的密报后，通知公安局长戴石浮缉拿。戴石浮即布置警士昼夜监视水陆码头，21日深夜，当警备司令部侦查队起卸烟土时，公安局巡官李存正带着六名警士上前盘查。侦查队依仗人多势众，将李存正等掳去。
警备司令部因天机泄漏，干脆先发制人，抢先播发了查获烟土的消息。同时由市新闻检查处主任、警备司令部方面代表李德钊扣发公安局的新闻。市长张定璠怎能心甘就此罢休？便利用掌握宣传工具的优势，在沪上各报大登警备司令部武装包运鸦片的丑闻。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社会局长潘公展又公开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揭露并指责警备司令部扣押公安局的新闻稿及禁登戴石浮局长致南京的电报。
为了给中央施加压力，张定璠又特电蒋介石，大意谓江安轮运土案发生以来，上海乃至全国各界群起瞩目，议论鼎沸，若非迅予追究，易启民众怀疑，万恳迅派大员来沪彻查，公之于众，以利禁烟而慰众望。警备司令部自恃靠山硬，公然称公安局“妨碍公务，拦路劫夺烟土”。一时间，军警唇枪舌剑，互相攻讦，异口同声，请求中央彻底查究。公众闹不清真假，如堕九天云雾之中。上海各公团纷纷集会或登报声明，同声谴责，又致电中央，请求迅速派员来上海，查明真相，严办作案者。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致电上海市长张定璠：“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即日派员到沪，会同彻查，依法严惩。”
两天后，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王淮琛带领人员抵达上海。下车伊始，张之江即向新闻界表示说：“此案若不加严查，则不仅有丧中央威信，亦且贻笑国际，禁烟委员会亦大可撤销。”有记者问：“中央对此案有严办之决心否？”张之江不假思索答道：“有决心者有之，也有不一致的，但本人决心履行职责，彻查到底。”
张之江确实想使此案水落石出，一到上海，便夜以继日调查核实，逐一审问了军警双方当事人及证人，掌握了案情的内幕情况。在这个节骨眼上，国民政府文官处致电上海市政府：“奉主席谕，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令停职来京，听候审讯。”
有关鸦片大案尚未全部调查清楚，就要将当事人之一的戴石浮停职并审讯，显然这其中有猫腻。蒋介石与宋美龄结为伉俪不久，新夫人的面子总要给的，再加上蒋介石与英美等国拉关系，也离不开宋家这根支柱。所以蒋介石下令罢免戴石浮，对张之江的所谓“彻查”也是一个警告。戴石浮停职候审令一出，桂系立即做出反应，张定璠致电蒋介石：“此案起因，实由职府遵国府禁烟会密令，转令公安局严缉，戴局长奉行职责，职府似宜连带负责，应请一并停职，以明责任而昭法治。”上海各公团似已揣摩得几分案中奥秘，与上海律师公会、商民协会、拒毒会、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寰球中国学生会等举行联席会议，联名致电蒋介石，对戴石浮停职候审深表不满，内中有语云：“钧府令戴局长停职候审，或系运土案查讯中不可少之程序，但与戴同样当事之人，是否须经同样或较重之程序？切盼昭示大众……恐非国府所以自处也。”
12月3日，张之江依然我行我素，返回南京，对记者说：“运土案调查已告一段落，回京后，即将调查内容呈报国府，由中央处置。此案虽不能最后定论，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本人感到公安局方面理由似占上风。”他回南京后，得悉江安轮正由汉口来宁，遂会同招商局、江宁地方法院截扣了该轮，将十五名涉嫌船员拘捕审讯。同时敦促上海警备司令部，把侦查队长傅肖先等有关人员押解来京待审。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及市地方法院也联合组成了“运土案调查委员会”，继续审理此案，并急电行政院，请求即刻查办各方涉案人员。
12月11日，张之江列席行政院会议，报告了江安轮运土案调查结果并提出处理意见。然一周已过，杳无音讯。记者们天天等候在禁烟委员会门前，张之江均避而不见，得到的答复是：“张主席已将具体意见呈报国府，因事关机密，在未奉国府指令之前，不能发表。”记者们纷纷猜测情况可能有变化。事实正是这样，直至12月20日，张之江才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其要点为：一、禁烟委员会接到密报，云有大宗烟土由外洋至沪，因分函上海市政府及警备司令部密拿，故此次军警双方均系奉命办理公务。二、军方侦查队先得眼线报告而往搜查，警方保安队见起卸烟土而上前盘诘，由此发生争执，实属误会。三、此次运土案，为在逃之江安轮火仓头目王道余、厨师金大生等四人所为，已着缉拿。四、侦查队抄烟土时，既不查拿烟贩，又不追究船员，处理已有未合，该队队长傅肖先复又扣留警方李巡官，应负违法之责。公安局长戴石浮未察究竟，以军方武装运土等语登报，有损革命军人之声誉，交由警察总署论处。
紧张的幕后活动，平衡了双方的利益，迫使张之江改变初衷，发表这一通违心的谈话后，自感愧对国人，便以“近有沪土案及明年国际禁烟大会之准备，劳苦过度，故拟稍事休息”为托词，请求辞职。蒋介石当时的主要政敌是桂系，不希望再结怨于冯系，故而慰留张之江：“该主席办理禁烟渐著成绩，肃清毒害悉心规划，努力进行，盼勿以微疴遽萌退志，所请辞去禁烟职务之事，应毋庸议。”
随之而来的是江安轮运烟土一案大事化小，该案原拟由国民政府司法院直接审理，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称：“因案发沪上，为管辖及调查证据便利起见，应归上海地方法院受理。”
1929年1月7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江安轮运土案，各人所供大同小异，均称烟土由在逃的火仓头目王道余等四人装载船上。至于货从何处来、运往何处、属何人等等，一概不知。1月16日，审判长宣判云：“据各被告及证人供认证实，私运烟土主犯为王道余、徐阿大、金大生、李元子，案发时业已外逃，应予缉捕归案，所有烟土予以没收。王建美、王建实、吴秋生、工德文帮助贩运烟土，触犯刑律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各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其余王忠明等，尚未构成犯罪，当庭释放……”
2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节节胜利，上海市长张定璠“因病乞退”，自请辞职。4月中旬，桂系被彻底击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张定璠也逃离上海。国民政府下令对张定璠“严缉究办”。至此，蒋介石取桂系而代之，掌握了上海党、政、军、警全部大权。于是，轰动一时的江安轮运土案就此销声无闻，运土案的后台宋子文毫发未损，武装包运烟土的主犯熊式辉也照样当他的淞沪警备总司令。
至此，国民政府的所谓禁烟运动成了官样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