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参与的我国首部研究南京大屠杀专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出版。《史稿》的出版，奠定了我国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础，在国内外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了将这项浩大的工程深入进行下去，我从1991年开始，主持了国家项目《南京大屠杀》课题，经项目团队全体专家的六年努力，终在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之际，以50余万字的篇幅，正式出版。
我国官方及学术界主流对于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人数，均界定为“30万人以上”。作出这种认定，最早的根据是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3月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判决书》中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认定，当然是在大量搜集罪证、认真调查的基础上作出的，但是，它毕竟没有列出一份30万人遇难的详尽统计表。如将当年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的各起集体屠杀的人数相加，也只是整个南京大屠杀中屠杀规模较大的那一部分，但面广量大的分散、零星屠杀中，遇难者的人数则很难求证。
我在研究中发现：死人总有尸体需要掩埋和处理，这必然涉及到人力、时间、经费、工具等多方面的因素，就会自然形成一批档案和口碑资料。这些资料，正是我们实证30万人遇难的宝贵线索与素材。
上世纪90年代，我将埋尸研究锁定为：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红十字会、同善堂四家慈善机构，上新河、城南、回民三支市民掩埋队，第一、下关两个伪区政府。上述单位总共收埋了22.4万余具尸体。进入21世纪后，我又发现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四家慈善机构，北家边、双和村、仙鹤门、南通路四支市民掩埋队，第二、第三、第四三个伪区公所以及伪政权卫生机构等也进行了收埋尸体的工作。这些单位和机构共埋尸3万余具。迄今为止，我所搜集的埋尸统计，在扣除少数相互交叉、重复统计的数字后，总数已达24.6万余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大量日军军方文献和官兵日记、回忆证实，日军曾动用部队“成千上万”地掩埋遇难者的尸体或抛尸入江、焚尸灭迹。
新近，我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二一〇一——1058”号卷宗，名为“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卫生处筹办掩埋尸体计划书”。该“计划书”竟于公认埋尸已经结束的1938年5月提出，全市还有“暴露之尸体约五万余具”等待收埋。若是说能够成立，则又将重新改写现今对遇难人数的实证。
我的研究表明，当年中国军事法庭对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认定是有充分依据的。
199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纪念日。我应邀赴日本东京出席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参加祭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提灯游行。游行的人群中，以日本朋友为主，他们中有教授、职员、家庭主妇，也有一部分中国侨民和留学生。这说明，时代不同了，侵略战争与践踏人性的屠杀暴行，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的唾弃。
南京大屠杀已经远不是南京一个城市和中国一个国家的事件，而是一个国际性的、牵涉到全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南京市与江苏省这个层面的祭奠，与南京大屠杀的巨大国际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重大灾难死难者祭奠的通行做法是不相称的。现在，我国人大已决定将12月13日设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决定，十分必要，完全符合全国人民和世界炎黄子孙的心愿。这是铭记南京大屠杀这一有重大国际影响事件的恰当方式。这是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有效举措。中国人民将通过这一庄严、隆重的国家级公祭，告慰在南京大屠杀和一切日军暴行中的死难者，永志不忘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