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设置“12·13”花坛。近日，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筑及周边道路上布置了标语牌和花坛，以庄严肃穆的气氛迎接首个国家公祭日。
今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届时将举行国家公祭仪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与此同时，我们仍有必要从深层次上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回顾与反思——
多少年来，中国人不断揭露和声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对教育国内外的人们认清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并警惕军国主义复活很有必要，不过却不能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理性化，陷入情绪化只是政治浮躁的表现。当年中国军民遭遇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固然应首先谴责日军这一“兽性机器”，同时也要从中日两国军队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使人了解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暴行的深层次原因，并对后人提供真正有益的启迪。
机密的命令
大屠杀暴行不能仅仅归咎于日军“军纪不严”，其背后代表了日本最高层的意旨
日本皇族在战后被美国承诺不予追究，导致真正的最大元凶和犯罪指使过程至今还被遮掩
1937年12月13日，是日军攻占当时中国首都南京的日子，屠城以此为标志全面展开，至少30万以上的中国军民在6个星期内遇难。如今，12月13日已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不过，人们在哀悼死难者时，也应该深入追究，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是如何发生的。
日军攻占南京后马上杀害全部俘虏，还在全城搜捕逃散的中国官兵，并对和平居民实施杀戮、抢劫和强奸。当时，日本当局得意地在其国内组织“提灯庆祝”，有关媒体还刊登了“百人斩”这种以杀人竞赛为乐的报道。不过随着中国方面的抗战更为顽强，以及国际舆论对日军在南京屠杀暴行的揭露，日本当局便开始讳言此事，甚至向侵华回国的官兵下达“钳口令”。
1945年8月15日，天皇广播所谓“终战诏书”即事实上接受投降当天，日本政府和军队便接到“销毁一切可能成为审判材料的文件”的命令，各地日军机关连续多日浓烟蔽日，暴行材料基本都被匆匆烧掉。尽管如此，1946年5月开始的东京审判中，法庭仍然从战时缴获、证人出庭、公开报刊和受害者控诉等方面获得大量无可辩驳的罪证，最终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并在判决时以保守估计认定遇害人数约为20万。
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当年日本高层一些人虽然也承认在南京有过“暴行”，却将其淡化并推卸责任。南京大屠杀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大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推说，攻城时他卧病在苏州，12月17日才到南京参加“入城式”。松井石根还假装慈悲地称，入城时才知道有杀戮和强奸行为，曾难过得流着眼泪召集各师团长说：“皇军的威望因士兵们的暴行而败坏殆尽。”法庭质问松井为何不制止时，他回答说派出过二十几个宪兵维持军纪，这明显是诡辩，同时也是把责任推给“士兵”。
侵华战争后期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回忆录中称，1938年7月奉调赴华中任第11军司令官前，“在东京就对南京攻略战时的大暴行有所耳闻”。他在上海登岸后了解到，“攻略南京时，对数万市民的抢劫强奸等的大暴行确属事实”(注：这大大缩小了数字且并未提“屠杀”一词)。不过，冈村宁次也只把“暴行”发生归咎于“军纪”，并说“第一线部队以给养困难为名杀掉俘虏实有弊病”。
上世纪70年代日本防卫厅组织旧军人编写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有关攻占南京的一章中，更是轻描淡写地称日军在长江边射杀过部分俘虏，表示是因管束不力造成。
南京大屠杀难道仅是日本下级官兵“军纪”不严所造成吗？从暴行的规模可看出，进攻南京的日军为“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6个师团并附2个独立旅团，连同后勤和支援兵力共约15万人(进城约8万人)，这些部队差不多都参与了屠杀。他们又是在同一时间将南京城内和外围抓到的战俘都予以杀害，后来发现的十几处集体屠杀场遇难者就有19万人(其中有战俘有平民)，这明显说明，杀戮是按命令有组织进行的。
在南京参战的多名日本军官都回忆说，1937年12月12日即攻占南京前一天，他们接到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中将亲自签署的命令，上面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核心内容便是“杀掉全部俘虏！”攻占南京时任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的中岛今朝吾，曾在当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全部解决。”当时任旅团长的佐佐木到一少将战后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留下的南京大屠杀时的日记同样记录了接到“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日军还以部分人脱掉军装和潜入国际安全区为借口，在城内大肆搜捕“疑似”军人的青壮年并随即处决，同时任意奸淫抢掠，对“俘虏”的屠杀事实上扩大到广大平民。在此期间，又是朝香宫坐镇南京城内亲自指挥所谓“肃清”。
朝香宫鸠彦是天皇的皇叔，日军攻占上海后被派来接替派遣军司令官，在松井石根负责整个华中地区作战时，此人主管进攻南京。他下达的屠杀令也不会完全是个人行为，应有日本大本营指令或认可。翌年2月朝香宫回东京时，又受到天皇嘉奖，随后军衔还由中将升为大将，这正说明南京大屠杀代表了日本最高层的意旨。只是因日本皇族在战后被美国承诺不予追究，导致真正的最大元凶和犯罪指使过程至今还被遮掩。
偏激的理念
日本从发动甲午战争起的侵华过程中，屠杀始终与作战相伴，正是受“皇国至上”和视中国人为奴而理应“膺惩”的观念驱使
东京审判是一场正义的审判，但并没有从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导对外侵略的“皇国史观”，也没有从“国民性”的深度肃清这些不良基因
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时，松井石根作为被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上了绞刑架。此前，中国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也审判处决了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和进行“百人斩”的尉级军官。若从南京大屠杀的犯罪范围和过程看，这一惩罚仍很不彻底，而且没有从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导对外侵略的“皇国史观”，也没有从“国民性”的深度肃清这些不良基因。
一个国家指使其军队实施有组织的屠杀，必然有特定的理念作为思想基础。德国纳粹在欧洲实行种族性灭绝，理论依据便是“日耳曼民族最优越”，并认为犹太人、斯拉夫人都是应该被消灭或驱逐的“劣等民族”。日本从发动甲午战争起的半世纪的侵华过程中，屠杀始终与作战相伴，这些暴行正是受“皇国至上”和视中国人为奴而理应“膺惩”的观念驱使。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这种岛民外向意识导致其很早就有对外扩张诉求。从16世纪丰臣秀吉实现日本统一至幕府期间，“海外扩张论”更是长久不衰，其理论基础又是唯我独尊的“皇国史观”。一些朝野人物叫嚷应以“皇国而混同世界万国”，将统治世界说成上天赋予日本的使命。在中国的清代，日本已自称“神州”，对华称呼长期拒绝使用“中国”一词而只称“支那”。这一在东洋持续过百年的蔑视性用语，便充分体现出其称霸东亚的欲望和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傲慢感。笔者小时候曾听到文豪郭沫若在日本所娶的妻子郭安娜(原名佐藤富子)向我母亲谈起20世纪初日本的情况，这位当时的日本护士的父亲虽素称开明，一听到她要同中国留学生结婚，便马上断绝同其关系，还骂“你怎能嫁给一个‘支那猪’！”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侮华、蔑华风潮，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日本鼓吹要建立“大东亚”的“领导权”，中国不服从便应出兵“惩罚”。日本政府并未对华宣战就派几十万军队进攻中国，声称只是“膺惩暴支”的“事变”，不承认也不遵守任何国际战争法规。熟读元朝灭宋、清朝灭明历史的日本上层，又特别欣赏“扬州十日”一类的屠城记载，认为用屠杀制造恐怖最能有效震慑中国民众。
1937年7月日军大举出兵中国时，曾自吹“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结果苦战近五个月才打到南京，日本托德国大使出面提出的停战条件，也因过于苛刻而不被国民政府接受。此时，日本最高层选择在中国的首都制造一场大屠杀，显然是为了恫吓中国人民，逼迫国民政府尽快屈服。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屠杀反而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抵抗。看到这一情况，日本当局才改为掩盖这一暴行，后来在中国虽继续实施一系列屠杀却不大张扬，并且更注重通过诱降策略，分化中国的抗抵力量。
南京大屠杀规模如此之大、手段如此凶残，与“大和民族至上”精神的毒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社会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对中国人称“支那”还嫌不足，进而呼为“强克猡”(“猪猡”之意，由骂清朝男人梳辫子而称为“猪尾巴”“豚尾奴”发展而来)。不难想象，受这种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自然会放手对中国民众实行屠杀。上世纪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悔过的日本战犯在反思犯罪的原因时，都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这种法西斯式的“民族至上论”，驱使着整个日本“皇军”都格外野蛮凶残。东京审判时，法庭曾出示盟军缴获的德国外交档案中驻南京大使馆的报告，因当年德国人是日本的盟友，可在城内自由活动，其了解情况更多，也更具真实性。报告中的评价便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日本军人，而是整个日本军队，它如同一部开动着的‘兽性机器’”。
这部“兽性机器”的基层构成者，在家乡大多是本分的工人、农民。然而，军国主义的毒害，以及野蛮的体制，却会让人变鬼。笔者曾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日本接触过一些当年的老兵，从外貌看很像和善的老头，很难想象他们年轻时曾实施过可怕暴行。这些人大都忌讳谈自己到过中国，不过普遍谴责昔日军队的野蛮教育和训练。当时日军实行终日以耳光相伴的“压迫转嫁症”，军官毒打士兵，老兵虐待新兵，再让新兵把怒火向外发泄。“当兵两年，再老实的人也会变得像魔鬼一样”，这是不少研究当年战史的日本学者的认识。在野蛮压迫下心理扭曲的日军下级官兵被纵容向被侵略者施虐，也就表现为行为的极度变态。
日本战败后的几十年间，多数政要和右翼人物总想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其他的战争罪行，目的是要恢复当年的“大东亚战争正义论”，为此又竭力压制本国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人士。例如日本皇室中少有的反战成员、天皇的小弟弟三笠宫在战时便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其所写的谴责文章遭禁发，直至战后才公开发文揭露屠杀罪行。结果，右翼分子曾闯入三笠宫的住所进行威胁。贵为“御弟”，都受到这样的威胁，由此可以想到，普通人要在日本国内揭露历史罪行会有多么困难！
如今，经历过战争并对中国有些愧疚感的日本老一代人已很少在世，年青一代大都不大了解本国的历史罪行，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变得更为猖獗。作为当年受害者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义务继续在国内外揭露和申诉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其现实意义在于，这样不仅可以让日本年青一代人知道当年的侵略战争及其理念的罪恶性，也可以让亚太各国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在今后卷土重来。
孱弱的精神
面对屠刀缺乏反抗，无组织、缺斗志是根本原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深刻地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像尘土一般一阵风吹散了”，这就是高官们带头逃跑导致士气瓦解的恶果
多少年来，国人回顾南京大屠杀时不断控诉侵略者的暴行固然重要，不过也不应回避这一惨剧发生时本民族的病弱。南京陷落半年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便深刻地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看看南京屠城惨案发生时，守军竟突然放弃抵抗，城内居民也只是躲避和逃难。反思历史的人自然会问：为什么南京城内几十万民众面对杀掠奸淫没有组织抵抗，只能无助地哭喊呢？为什么南京守军在数目并不多于自己的日军面前迅速崩溃呢？为什么那么多身强力壮的官兵在侵略者面前弃械成了俘虏并束手受杀戮呢？出现这些让后人叹息的悲剧，其主要原因确如毛泽东所说的是“无组织状态”，也就是当年外国人形容中国人时所说的“一盘散沙”。
日军深入中国关内时，国民政府实行了抗战，国民党军不少官兵曾浴血奋战，这些都值得肯定。不过从总体上看，国民党政府是腐败无能的政府，军队内派系林立互不协作，高层军官贪腐享乐成风而缺少战斗意志，这些都严重影响下级斗志。日军兵临城下时，政府官员率先逃跑，对民众不管不问，城内完全没有解放区群众那种组织起来踊跃支前的场面。蒋介石起初下令死守南京，主要是寄希望于德国大使调停成功，为此故意调来装备最好的德械中央系部队。然而，指挥守城的司令却是被视为“杂牌”的湘军系将领唐生智，他为防止不属于自己系统的部队不听命令北渡逃跑，采取了让江南船只都开到江北的破釜沉舟式措施。这种“背水阵”其实并未增强斗志，还使守城部队事先没有撤退准备而加剧了弃城时的混乱。
12月7日外围战开始，三天后日军便扑到城下，又以一部进占芜湖，想迂回包围南京。蒋介石见德国调停无结果，又怕嫡系精锐被围歼，于12月11日致电唐生智，指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此时，南京城垣边的部队还正与日军激战，高级将领就率先动摇。12日下午，唐生智开会传达撤退令，要求各军向南突围直奔苏皖边地区，他本人随即乘专门留下的船渡江撤到浦口。结果只有被视为“杂牌”的广东部队2万余人向南突围，其余中央军各部都不肯突围而涌向下关想渡江，却因船少只有少数人逃脱。
古语曾说“时穷节乃见”，危急关头最能检验军人的气节和部队的素质。在面对组织撤退这一难题时，中央军一批平时腐化透顶的高官竟然弃军先逃。号称“党国铁卫军”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开完会只用电话通知参谋长组织撤退，自己就抢先渡江。有“逃跑将军”之称的第72军军长孙元良开完会不回部队而直奔妓院，拜老鸨为干娘隐蔽起来，其部属失去指挥后见友邻撤退也跟着乱跑，12日下午还在坚守抵抗的守军，到傍晚时分就突然陷入崩溃。
“十四万人同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五代时后蜀的花蕊夫人，曾在成都被宋朝军队轻易占领时写下一首《述亡国诗》，其中描绘的场景，对照南京保卫战倒有几分相似。按当年西方军事观察员的评论，绝大多数出身农家的中国士兵有朴实、吃苦耐劳的特点和宗法社会中养成的服从习惯，完全可以造就为良好的军人，其关键在于领导。时人称“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像尘土一般一阵风吹散了”，就是高官们带头逃跑导致士气瓦解的恶果。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军队起初有15个师，因缺额估计只有11万多人，不过城内还有宪兵和其他一些武装，开战后从镇江方向有2万多部队撤入城内，总计守军约有14万人，还稍多于攻城日军。守军多数又是德械部队，其轻武器装备还略强于日军，只是重武器和航空兵处于劣势。12月7日以后五天的防卫战中，守军下级官兵还能坚持作战，没有发生过成建制投降和逃跑，没想到，12日晚间突然发生的无秩序溃逃却使部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计算一下南京守军的损失分类，更让后人长叹不已。在5天战斗(其中守城战只有2天多)中，守军官兵死亡1万多人(不少本系伤员，因基本无法后送才大都死亡)，给日军造成了3800人的伤亡(其中死亡约800人)。在12月12日晚间溃逃时，多数部队却官兵脱节，人马自相践踏，最后突围和撤到江北的部队不过3万人，淹死在长江中近万人，约9万人遗留在江边或跑回城藏入居民区。这些人随后或向日军缴械就俘，或在隐藏处被搜出，都成了大屠杀的牺牲品。
12月13日之后，南京城内只剩下对日军暴行的零星反抗，几乎没有发生巷战和有组织的抵抗活动。据记载，战俘在日军开始扫射屠杀时有几次夺枪反抗和试图冲出，绝大多数人却是以木讷、茫然的态度面对着屠杀。这一可悲的事实证明，一支丧失了灵魂和意志的军队只能成为屠刀下的羔羊。至于南京城内的民众面对暴行，大都处于无助无奈之中，习惯于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日本军人，在施暴轻易得逞后反而更增长了对中国人的轻蔑感。
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包括了政府和军队高层的腐败无能，日本侵略者能够制造南京大屠杀这一惨案，与这一点脱不了干系。荡涤旧社会的陈腐，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使命。经过革命战火中的民族灵魂重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组织起来的人民终于形成了能压倒一切敌人的战斗精神。同样是由多数出身农家的士兵组成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面对比中日战争期间武器装备悬殊更大的艰难环境，却打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战绩。得知朝鲜战场的战况，刚被美国打得一败涂地的日本人才对过去藐视的中国产生了尊敬，“支那”一词在用语中就此基本消失而被“中国”取代。回顾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史及后来中华崛起的业绩，人们更能体会到，培养军人乃至整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何等的重要！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需要，都呼唤我们继续为强国强军而奋斗！(作者徐焰 系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