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科学家奥托·李林塔尔曾说，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艰难无比。空军试飞团是我国惟一的新型飞机试验飞行的权威机构。相对于战争时期，和平时期军人为国献身的机会要少得多。然而，试飞团的试飞员却几乎在每个平凡的飞行日中都要接受生与死的考验。历史应该记住这些一次又一次拥抱死神的人们。
在试飞团的荣誉室，两个被压瘪的头盔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杨晓彬、唐纯文烈士的遗物。
悲壮的一瞬定格在1996年8月12日10时57分。当时，杨晓彬和唐纯文驾驶“飞豹”085号原型机，在辽宁兴城机场进行海上科目试飞。飞机发生故障，两人坚持将飞机开回，但是飞机失控，两人壮烈牺牲。
杨晓彬和唐纯文牺牲前的1994年4月4日，试飞团正团职副参谋长卢军也在一次训练中血洒机场，年仅38岁。噩耗传来，震动了整座飞机城，震惊了中国航空界。卢军被追记为“飞豹”定型一等功臣。
战友的牺牲并没有吓倒试飞员们，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投身试飞的豪情壮志。在两名试飞员牺牲后的第二年，1997年6月19日。试飞员谭守才驾驶“飞豹”从试飞院机场腾空而起，呼啸着直刺云天。机舱内，谭守才手握驾驶杆，目光坚毅。今天，他将在空中查找该型机座舱失密的原因，如果发现不了故障的原因，该机将无法进行设计定型。而带着问题驾机上天，意外的情况会随时出现，死神也将随时向他发起攻击。
飞机平稳地穿梭于蓝天白云之间，一切都是那么地平静。当飞机飞行到2000米高度时，飞机的警告灯突然闪出可怕的红光，不好，险情出现了！伴着飞机发出的一声怪叫，驾驶舱内立即失去了密封性，谭守才顿时感到浑身胀痛难忍。但他马上镇静下来，操纵飞机迅速下降高度。当高度表指向1540米时，只听“膨”的一声巨响，飞机前座舱盖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强大的气流伴着死神凄泣的呼啸将他紧紧压在座椅靠背上，眼睛睁不开，耳朵听不见，浑身被吹得冰凉，他与地面指挥员完全失去了联系。
此时，由于飞机座舱盖被抛掉，弹射系统失去了保险，试飞员随时都有被突然弹离飞机的危险。此刻，如果他正常跳伞，可以脱离险情，而谭守才此刻只有一个念头：飞机是党和人民的财产，是几代科研生产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它飞回去！
此时的机舱内已是浮尘遮眼，阴风怪叫，如同地狱魔窟。谭守才感到脸部的肌肉几乎要被撕裂，他艰难地拉下头盔风镜，咬紧牙关，双手紧握驾驶杆，他知道，此时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机毁人亡。他将身体一点点移向仪表板，尽量减少强气流对身体的冲击，嘴唇被他咬出了鲜血，他浑然不知，谭守才在拼着性命去挽救战机。1400米、1300米、1200米……经过16分钟的空中搏杀，飞机终于着陆成功，谭守才又创造了一个试飞奇迹。
那年初，东海某海域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我军“飞豹”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某海域中的数十个目标进行了毁灭性打击，100%命中目标。
用生命体验飞翔的姿态
回忆起歼10首飞，国家功勋飞行员雷强至今依然激动不已。
1998年3月22日，成飞机场周围实行了戒严，3颗信号弹腾空而起，跑道最南端随即响起巨大的轰鸣声。歼10飞机缓缓地由起飞线驶向飞机跑道，仅仅滑行了几秒钟，飞机便由南向北拔地而起，以大于60度的攻角急速上升，直冲云霄，很快就消失在云层中。
当天，尽管气象条件不够理想，但雷强在预定高度飞了四圈。精彩的飞行令人振奋。当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时，意味着历时12年、花费上百亿、凝聚国内上千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心血研制的歼10首飞成功。
雷强所在的空军试飞团驻扎在陕西关中腹地--阎良。这里也是我国惟一的新型飞机试验飞行的权威机构，是为所有国产飞机发放“准生证”和“通行证”的中心。
1956年，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高亚音速歼击机出厂。刚刚出厂的飞机能不能飞行、能不能装备部队，需要有人来对此作出鉴定。
“自己制造出来的飞机，空军敢飞。”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首先表态。1959年，一个名为“国防部第六研究所”的机构在阎良组建，这是新中国的尖端试飞机构。15年后，全军惟一承担国产新型飞机鉴定和科研试飞任务的空军试飞团正式组建。
任何一架飞机，在定型生产之前都要做很多工作，试飞就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从飞机设计到总装出厂，试飞员要对飞机的各种性能以及是否有利于实战提出意见;同时，飞出该飞机的各种性能指标--即每一架飞机所能达到的所有之“最”。因此，试飞员不仅要求驾驶技术出类拔萃，更要求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航空专业知识。
1964年4月，天高云淡，春风宜人，东北某机场笼罩着肃穆的气氛，新中国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披着红花，在春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来自军委、总部、空军的领导，外方专家，还有四五千名工厂技术人员、部队官兵伫立在塔台两侧。
试飞员葛文墉自信地坐进座舱。此刻，他心里既激动又平静。经过一年的改装学习和地面准备，终于飞上新机型了。
“O号飞机准备完毕，请示开车。”
“开车！”刹那间，“战鹰”轰鸣滑跑，直刺苍穹……
飞机呼啸着掠过城市上空，进入预定空域。葛文墉先潇洒地盘旋一周，继而在蓝天白云间做各种试验飞行动作。新战机轻捷得像只燕子，先是半滚倒转，而后又斜筋斗上升转弯。又一次半滚倒转，又一个漂亮的筋斗。这一连串动作，迅捷矫健，如行云流水。葛文墉驾驶新机在空中飞完首飞课目，随后下降高度，退出空域，安全着陆。
挑战“死亡螺旋”的魔法
我国某型三角翼战斗机，一直被称为“死亡螺旋”的“失速尾旋”所困扰。战机进入“失速尾旋”，常导致机毁人亡。美、俄在进行这项试飞时曾损失飞机数十架，牺牲飞行员数十名。
为攻克这一重大难题，我国航空专家经过十余年攻关，于1999年初在“三角翼失速尾旋”试飞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然而，谁敢去用自己的生命试验能不能安全着陆呢？
尽管曾在俄罗斯试飞学院学习并获得“国际失速尾旋”证书，“国产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试飞”的首席试飞员、试飞团参谋长李中华和试飞员李存宝仍然格外谨慎。数十公斤的资料被他们翻得滚瓜烂熟--每一架飞机都有着不同的外形和性能，在尾旋中也就有不同的表现，死神夺人性命的花样是无穷的。
万米高空，表速已降至350公里，小时，前舱的李中华收回油门至“慢车”状态，保持飞机无侧滑直线减速平飞，当指针达到220公里/小时，他迅速蹬左舵，一把推杆到底。
战机像是被激怒了的雄狮，机身剧烈抖动，机头突然上仰，飞机向下翻滚起来。李中华和李存宝如骑在狂狮背上一般，突然被抛向空中，头撞向座舱盖，瞬间又弹回座椅上，紧紧抱住驾驶杆的双手，此时似被千斤重物压住一般……“死亡螺旋”来了！
1圈……3圈……后舱的李存宝忍受着数倍于体重的压力和眩晕感，数着翻滚圈数。
“06，改出！”他向前舱发出指令。
李中华全力推杆向中立位置。飞机转过身后又向下偏转，眼疾手快的李中华迅速蹬右舵到底……飞机顺从地摆动着双翼停止了“发怒”。李中华顺势拉动油门，“轰”的一声嘶鸣，飞机改回平飞，重新冲向天际。
他们正在挑战“死亡陷阱”。从“正飞尾旋”到“倒飞尾旋”，他们接近了“死亡陷阱”中最残酷的魔法。
万米高空，飞机已爬升到滚转成倒飞状态。收油门减速，向前猛推杆，飞机机头缓缓下沉，逐渐进入越来越快的加速滚转状态，而李中华和李存宝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操作。终于，在距地面6000米时，飞机冲出了“死亡螺旋”，紧接着发动机一声轰响，飞机又获得了赖以驰骋长空的动力，“死亡螺旋”挑战成功！
1996年8月12日上午10时57分，试飞员杨晓彬(39岁)和领航员唐纯文(45岁)驾驶飞豹战斗机一架，在兴城机场进行海上科目试飞。飞机发生故障，两人坚持将飞机带回，但是飞机失控，在迫降后飞机倒扣，座舱盖被磨掉，两人全部牺牲，现场惨不忍睹，两位烈士上半身已经被磨掉。“我听说是在葫芦岛机场的航X师的机场起飞的歼轰7，因为空中严重故障，造成无法放下起落架。当时在指挥塔台的西飞代表抢过话筒，大喊：“跳伞！飞机我们只要一个月就能生产出来！”后来这句话成了名言，被多次引用。但两名飞行员拒绝跳伞，试图机腹迫降。迫降时未放降落伞。迫降时未完全对准跑道(故障严重无法操纵)，机腹滑行一段时间后完全失控并反扣，座舱磨平。两人只有腿部存留。随后半年，该师未放过音乐，气氛非常压抑(本来每天吃饭时放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