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月31日开始，解放军陆续进城，接管了北平的防务。2月3日，在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的时刻，傅作义独自坐在北平西郊原华北“剿总”司令部的驻地内。他没有参加入城式，解放军没有邀请他，他也没有主动报名。此时，他正在为一封刚公布的电函而愤怒。2月1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上，傅作义看到这样的标题，“林罗两将军曾致函傅作义：任何顽抗必遭覆没，和平解决可望折罪！”公布的电函中，没说傅作义一句好话，其功绩也一点不提，他还是个罪大恶极的“战犯”。
看到这份“书面通牒”，傅作义惊呆了！心情之坏，比当初看到“战犯名单”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战犯名单”时，他手头还有军队，还有谈、打、进、退的余地。而现在，他已什么都没有了。共产党什么都拿到了，却倒过来开始清算他过去的老账了！傅作义被激怒了。他给林彪写了一封气愤异常的长信。在信中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
傅作义不知道，这封由毛泽东起草的信件，1月16日就已经写好了。信写好的当天下午，谈判双方就达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定》。告别时，林彪把这封信交给邓宝珊，让他转交傅作义。信未封口，邓宝珊看罢大惊失色，决定暂时对傅作义保密。后来，罗荣桓、聂荣臻追问信的下文，邓宝珊只好把信交给傅冬菊，让她转交。傅冬菊看后怕父亲生气，也没转交。
这封“公函”，让傅作义气愤、失落、烦躁。为了安抚傅作义，林彪、聂荣臻特地在北京饭店小宴会厅宴请傅作义。林彪一上来就先给傅作义吃了颗定心丸，说傅作义有功，共产党不会亏待。“便宴谈话”后，傅作义的情绪略有改变，但心中的不满仍未消除，他甚至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电，要申领护照出国，离开北平。接着发生的情况更让傅作义心情恶劣。在军管会安排下，傅作义从西苑搬进了钓鱼台。搬完家没几天，电话响了，听筒里的声音很冲：“我代表西城区人民政府通知你，立即到人民政府登记。”
“我是傅作义！”傅作义提醒对方。对方十分强硬，“通知的就是你傅作义。北平人民政府通告：凡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必须限期登记！你难道不是国民党军官？”傅作义不知如何作答。傅作义失衡的心理，无法调整。这一切，直到他见过毛泽东后才有所改变。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一起，从北平乘飞机先到石家庄，后转乘汽车到西柏坡。当晚，毛泽东就到他的住处看望了他。傅作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很惶恐，他赶紧说：“毛主席，我有罪！”毛泽东却说：“不！你有功！抗日战争你为人民立了大功，和平解放北平古都，你又为人民立了功，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这让傅作义心情大好。第二天回到北平时，大家都看到傅作义面貌一新，与去石家庄之前判若两人。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建国后，傅作义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
对新中国建设充满信心的傅作义，把自己的弟弟傅作恭从美国劝回，让这个水利专家回国效力。傅作恭回国后被派往甘肃搞水利建设，结果在三年困难时期，被打成右派后饿死在酒泉夹边沟农场。半年之后，傅作义在去甘肃检查工作时才得知弟弟的死讯。这成为傅作义一生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