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向来被推为口述史学的典范之作。但李宗仁在回忆中刻意文过饰非，使此书之价值大打折扣。其中，又以李氏对抗战期间之不实描述为最甚。抗战期间，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包括安徽西部，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设长官部于老河口。李宗仁回忆说，“老河口和随、枣一带为鄂北最贫瘠之区”，那里“真所谓饿殍载道，人民连树皮草根都吃尽，甚至易子而食，言之悚然。”
李宗仁说百姓吃尽树皮草根，乃是事实，但却不说使百姓艰难至此者，正是第五战区的军纪败坏。据军法总监何成濬的日记，1942年时，“五战区范围内各县，去岁因早歉收，民食不足，军队复强派勒索，军政部驻鄂军粮局，又办事无方，滥发购粮凭证，致各军队借以任意搜刮，人民受害惨烈异常。”第五战区下辖军队，“二十九军在襄阳、南漳到处抢粮，殴打区乡保长，并夺取省府所征实物，人民除纷纷逃避外，自继及饿死者，襄阳一地已查明五十四人。六十七军亦到该处夺取实物，地方秩序紊乱，荆门已缴军粮五千五百余大包，蓄藏悉尽，人民以麦苗树皮充饥。三十八师仍日挨乡搜刮，均、郧两县应缴军粮，早已超过定额，驻军复催逼不已，民食一升一合，俱被夺取。”军纪败坏若此，以致何成濬称他们是“土匪式之军队”、“祸国殃民之军队”。
正因李宗仁的纵容，使湖北北部(湖北分属第五、第六、第九、第十战区)百姓的生活最为艰辛。战后主政湖北的万耀惶回忆，“鄂北第五战区，都是杂牌部队，最糟，当地粮食搜括净尽，要经由巴东、必山等县重山峻岭之区运川粮人境，全都调征民夫搬运，人力物力，损失不赀，而人民无饭吃，有时还要买军粮。”何成濬日记中说的二十九军、六十七军，皆为川军，正是万耀惶口中所谓的“杂牌部队”。李宗仁对第五战区的原川军、西北军等“杂牌部队”可谓礼遇有加，自谓“推心置腹”。但其所图，则只是让杂牌军为自己所用，以对抗中央;至于这些部队祸害地方，李宗仁则坐视而已。
为推卸个人的战败责任，李宗仁几次三番篡改自己的离职时间
在回忆录中，李宗仁一方面回避所属部队军纪恶劣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指责“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其实同在湖北，陈诚所属第六战区治下的鄂西，情况就好很多。陈诚在鄂西各地设立“军民合作站”，“对过往军队直接负责，这样，军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对地方政府、当地民众胡作非为;军民合作站既代表军队向地方负责，又代表地方向军队保证。使军运畅通，安定了地方秩序，缓和了军民矛盾，达到了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战的目的。”陈诚同时身兼湖北省主席，在鄂西实行各项改革，颇见成效。
为了佐证中央军的不堪，李宗仁还斥继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刘峙“胆小如鼠”、“极讲究场面”，并由此推断“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军纪的废驰，实在是相沿成习，所来有自，非一朝一夕所致。”李宗仁说，他“离开五战区不出数月，敌人便发动攻势，一举攻占老河口与襄、樊。”
事实上，刘峙于1945年2月25日抵达老河口，3月日军就发动了对豫西、鄂北的强劲攻势。此时因为李宗仁将大部分幕僚带往汉口，刘峙身边仅有两三个参谋人员，指挥战事颇为不便。此后襄樊两地失而复得，老河口则在4月8日被日军攻陷。似是为了回避这一敏感时间点，以推卸个人责任，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几次三番篡改自己自五战区离职的时间：“我自从抗战初期起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起，至三十二年解职时止，凡六年之久”“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委员长忽然将我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将自己的离职时间说成是1943年9月。
对此，有学者明确提出质疑：1945年3月“参战部队是第五战区部队，部队战斗力差与刚刚卸任的长期担任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的训练有无关系？而且各军布防大多照旧，刘峙还未来得及对原来的部署作大的调整，大战即发，连连失误，那么原司令长官的部署和作战计划有无疏漏或不严密之处？”所以李宗仁在回忆中将“卸职、接任的时间提前1年多”，不免让人觉察到其“有意回避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