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前后，中央已提出要争取傅作义。当时华北局城工部派地下党员曾平到天津《大公报》找傅冬菊，要她做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向我们汇报了这个情况，我们对曾平毫无所知，觉得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通过组织系统来安排，就决定让傅冬菊不必答复曾平。到1948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解放平津。城工部的刘仁同志专门派撤退到城工部的南系地下党党员回来传达指示，说北平很快就要解放，为配合解放，党中央决定找傅冬菊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平津南北地下党立即合并。
根据刘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党学委立即把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调来北平，全力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同时又布置职业青年支部书记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华北剿总”联络处长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并调来周毅之做傅冬菊的联络员，以便随时同傅冬菊联系。
我是城工部与傅冬菊之间的联络人
当时，傅冬菊每天都到傅作义的办公室观察情况。我每天同傅冬菊会面一次，她向我汇报傅作义的情况。然后，我将傅作义的情况报告给城工部。傅冬菊在与父亲傅作义谈的时候，一再劝傅作义要跟共产党谈判，不然没有出路。当时，傅作义提出：“共产党里面我就相信两个人，一个是王若飞，一个是南汉宸。”我们琢磨他的意思是想让南汉宸来跟他谈判。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就发了电报报告了城工部。
傅冬菊根据城工部指示跟傅作义摆明，要么投降，要么起义。但是傅作义都不接受，他说：“起义，我就对不起蒋先生;投降，我傅作义的面子太难看了。”当傅冬菊向傅作义提出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时，傅作义很有政治经验，怕是“军统”“中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话，于是就追问：“是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傅冬菊肯定地回答：“请爸爸放心，我们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作义告诉傅冬菊：“你每晚从我这里回家是否有人跟踪？一定要当心！”又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傅冬菊说：“我还不够格。”在谈判时，傅作义还一再让我们把电台放到他那里，说放到外面不安全，我们没敢答应。
1948年12月10日左右，解放军攻占丰台。第二天傅冬菊告诉我，傅作义昨夜两三点从位于万寿路的“剿总”总部跑回中南海，因为事先一点儿情报也没有，解放军就突然出现在丰台了。傅作义对傅冬菊说：“回天津去，你在这儿碍事。”傅冬菊表示铁路都断了，无法回去。傅作义说派飞机送她回去。傅冬菊说：“我是你的大女儿，现在你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还得陪着你，不能离开。”对这些情况，我们都随时向城工部作了汇报。此外，北平地下党通过多种途径对傅作义施加影响。当时，曾由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请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劝说傅作义放下武器。邓宝珊当时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邓宝珊与崔月犁曾多次接触，并多次出城与我前线总指挥部商议起义的具体条件和细节问题。
傅作义最终同意和谈
经过傅冬菊反复劝说，在解放军攻占新保安、张家口的压力下，傅作义被迫同意派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谈判。开始谈判时，我们考虑还要李炳泉通过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决定派《益世报》记者刘时平为地下党的谈判代表，同傅作义的代表李腾九进行谈判。刘时平也是西南联大同学，他是绥远人，同傅作义“华北剿总”的人比较熟悉。在谈判进行中，刘时平因一件涉及民主人士的案件被捕，我们又改派李炳泉为谈判代表。经过双方商定，傅作义派崔载之为代表，由李炳泉带领，于1949年1月13日出发，一同到解放军前线司令部谈判。崔载之是平明日报社社长，深得傅作义信任。傅作义通知其政工处长王克俊挑选可靠人员做好秘密出城的安排。我们通过地下党的电台，把李、崔出城的事报告城工部。根据城工部布置，我们安排李、崔二人坐吉普车从西单出发，经广安门到丰台，由解放军派人将他们送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后来傅作义又调来周北峰、邓宝珊，帮助做和谈工作。
在谈判过程中，有些问题同傅作义的意见还有距离，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党中央决定先攻打天津，对傅作义施加压力，从1月14日发动进攻，只用29小时就打下了天津。这时傅作义着急了，提出要立即同共产党谈判，表示解放北平可以迅速达成协议，还说天津其实也可以不用打。1月15日，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双方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基本协议。1月21日，傅作义在北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宣布接受和平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