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召开了两次“国大”，1946年的“国大”在近代史上叫“制宪国大”，1948年的“国大”叫“行宪国大”。蒋介石的“总统”和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就是在1948年的“行宪国大”上选出的，因此这一年又被称为“行宪年”。
总统和副总统选举是“行宪国大”的一个重要议程，以蒋介石的权威和地位，当时国内没有人能和他竞争总统的职位。但蒋介石不能一个人唱独角戏，据说蒋介石当时有意于精通西方民主、宪政的胡适先生，但随即有人指出，“蒋中正”和“胡适之”两个名字排在一起，意思是“蒋中正往哪里跑”，显得很不吉利。于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便出来“挑战”，“蒋中正”、“居正”两个名字排在一起煞是好看，这对于笃信神明的蒋介石来说，自然感觉好多了。居正一生信奉民主和法治，晚年仍不放弃宪政的理想，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却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和苦楚，这种情绪在他选举期间的日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早起，见报公告候选总统人名单，余以一零九人(刚是法定人数)之提名，与两千四百余人蒋公并列，摆布得太不相称。有人嗤为傧相，有人笑为陪席，总之可谓找不着第二人，亦可哂也。(1948年4月16日)。”
在这种情况下，居正不可能也无心思去提出什么竞选纲领和施政大纲，据新闻媒体报道，有记者问居正：“有何政见？”回答：“无。”问：“总统应该做什么？”他说：“守法足矣。”再问其他，则“笑而不答”。居正的回答颇有老庄“无为而治”的风度，他当时的心情正如其在一首小诗里所言：“开张竞选说无为，不犯猜嫌也发疑。毕竟庸庸浑不识，时行物兴又凭谁。”
1948年4月19日，蒋介石以2430票顺利当选。与总统选举的波澜不惊相比，副总统的选举倒是波诡云谲、剑拔弩张。国民党内竞选这个位子的有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此外还有社会贤达莫德惠和民社党的徐傅霖。此6人中，以李宗仁和孙科二人最具实力，属最热门人选。众所周知，国民党内蒋、桂两大派系一向矛盾重重，蒋介石自然不支持李宗仁，他最为中意的人选是孙科。其实对于李宗仁的参选不只蒋介石不满，桂系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巨头皆不理解李宗仁为什么要冒蒋桂冲突的风险，去竞争毫无实权的“副总统”一职。他们建议李不如改选“监察院院长”，以免与蒋介石撕破面皮。
然而李宗仁的态度却十分坚决，他对白、黄的建议毫不理睬，仍照旧进行竞选活动。其实李宗仁参加竞选，有着极深的政治背景，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并不了解内情。据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先生回忆：“李宗仁所以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1947年9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汇报中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声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这段文字传达的信号十分清楚，司徒雷登这时已经向当局举荐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这也足以说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
美国政府的态度使李宗仁备受鼓舞，李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这次竞选如果成功，遇到合适机会即可同中共和谈收拾残局。也就是说，李宗仁要在副总统的位子上等待机会，准备从蒋介石的手中接收国民党的军政大权。蒋介石对李宗仁的这个想法了然在胸，因此想尽办法极力阻挠。李宗仁也不示弱，仅竞选费用即投入了1000多根金条，并与党内另外两名候选人程潜、于右任协商建立了同盟。经过4轮投票，最后李宗仁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李宗仁之所以能够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挠最终当选，程思远认为主要不是“得自金钱的助力”，而是“当时对现状不满和反对CC这两股主流，恰巧为李宗仁用上而已”。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立夫的认同，当时“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很多代表对中央很不满意，本来他们不会去帮助李宗仁的，那时对中央不满的都去帮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选出来，大家偏要把他选出来”。陈立夫所说的“中央”指的其实就是蒋介石，蒋的反对恰恰正是李宗仁获胜的原因，这个结局恐怕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