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计划逃离棋差一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几天后的1949年2月4日，国民党政府方面负责联络傅作义的国防部长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傅作义为何于已经和平解放后忽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呢？
原因是在傅与中共达成协议起义之后，为争取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主动，在国民党方面的广播和报纸上大家宣扬此一协议是“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被中共方面视为收买人心，试图收集政治资本进行对抗。因此，由毛泽东执笔，写了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的公函，也称通牒。并在解放军接管北平后的第二天2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其中将傅放在战犯，因战败毫无希望才谋求和谈，只能以求自赎的位置上。
这一公函的公开发表对傅作义如晴天霹雳。而向南京国民政府谋求出国正是他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至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然而，事实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总之，傅的实际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原来，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这就是说，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
回绥远策划绥远起义期间傅密会国民党代表向蒋介石表白甘心做卧底
1949年8月底，傅作义回到绥远，开始布置绥远投向中共的绥远起义。但就是在此过程中，傅作义还暗中面见了飞到绥远的国民政府特使徐永昌。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发出。而就在之前的一天9月17日，国民党特使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会晤了傅作义。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绝，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来傅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经过上述解释与交底，最后，傅作义以一段对蒋的感情色彩颇为浓厚的表态剖白了心迹，明确表明自己要忍辱负重当卧底。傅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据徐记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
谈话后，傅还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
直到六十年代傅作义似仍和蒋介石有联系
那么傅作义对徐永昌的较低是否是对国民党方面的编造，虚与委蛇呢？事实是傅作义确实是按照他对徐永昌交底的布置去做了。
在傅对徐永昌的交底中，傅将中共最痛苦的时期判定为1950年三四月间，这是指中共难以渡过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担任绥远省主席时，欣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在绥远推行过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傅所称利用合作农场，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傅的计划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赢得发展时间，届时便可“打出去”了。这就是“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的意图。随着这个计划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而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作义回到北平以后，有一次和我谈话，谈到绥远今后的工作，表示今后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绥远彻底解放区化，军队彻底解放军化;二是1.8万名干部，必须给以安置，最好的办法是修渠开垦。关于他个人的去处，我告他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仍需成立，由他作主任，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暗示将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可以在政府中工作。他表示怕学识不够，愿意多学习，并且说后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
从这一记载看，傅作义的“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计划，他是确实去推行了的。
但傅作义始料未及的是，他之前引以为所有推想的基础：美苏很快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未发生，于是，中共在大陆也并未在1950年三、四月间经历极大的困难时刻。眼见局势变化并非如自己预料，傅作义不得不放弃了原计划。
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晚年披露：“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泽东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
也就是说，1950年傅作义的预测完全落空后，他才向中共方面交出了他的最后底牌。但交出底牌不代表他并不继续卧底了。
据台湾学者郭岱君新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显示，傅作义在1963年还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过，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此后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蒋在日记中都有提及傅作义，例如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但之后就不再出现了。
由此可见，被迫不得不起义交出军队和地盘的傅作义，实则自起义后，都扮演着一个国民政府在中共方面的卧底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