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中国抗战最困难的一年
中国抗战始于1937年，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已经单独对日作战长达四年五个月。在此期间，尽管中国曾经不断要求西方列强给予外交、经济及武器上的援助，但西方列强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绝。更可恨的是，英法还因为担心日本对它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多次要求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条件。到了1940年夏天，西欧战局溃败之时，英法更进一步切断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
美国的态度稍微好一点。虽然美国人民对日军在华暴行时常发出抱怨，但是美国商人仍然把一批批战略物资卖给日本人，赚取暴利，间接支持了日本侵华战争。美国政府更是奉行一贯的孤立主义。虽然美国人也发出过一些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无意为中国而与日本直接作战。美国多少对中国提供了一些贷款和军援，但数量却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国的作战能力。其结果是，1941年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已经比1937年大为减退，不但缺乏先进武器如飞机、大炮、战车等，甚至缺乏步枪、机枪和弹药。
讽刺的是，在中国最需要外援时，给予国民政府援助最多的反而是蒋介石的两大“敌人”——与日本交好的纳粹德国和支持中共的苏联。纳粹和苏联对华军事或经济援助都远远超过西方民主国家的总和。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欧战爆发后先是德国抛弃了中国，逐渐亲近日本，与之结成轴心国同盟。不论中国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终于完全停止它对中国的军事供应。苏联也因不愿意陷入两面作战危局，而与日本签署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从而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1941年成为中国抗战最困难的一年，德国和苏联已经停止了对华军售，英法自顾不暇，对中国避而远之。
日本偷袭珍珠港使中美两国一夜之间成为了“事实上”的同盟国。美国人惊讶地发现，远东竟有一个好大的盟友，与刚刚给了自己一记耳光的日本鬼子苦战了五年。美国人心里清楚，英法已经被德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不可能有力量支持自己，而中国人或许能！
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曾大胆预言中国的抵抗不出三个月必将瓦解。当时大多数的西方观察家也不指望中国能够持久抗战。作为中国的敌人，日本历来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了解中国在各方面的弱点。但是日本人是见树不见林，过分低估中国能够不惜一切牺牲抵抗外侮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民族情绪也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相反地，当太平洋战争之初，西方人被打得满地找牙时，却过分高估了中国的作战能力，他们对中国众多弱点不够了解，以致对中国产生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也就是说，当美日之间爆发战争时，美国人想到的不是如何帮助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如何协助美国。
蒋介石心中的珍珠港
一般认为，珍珠港事件之前，蒋介石对抗战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美日开战无疑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局面。其实，蒋介石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兴奋，倒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坦然承认，珍珠港事件让他舒了一口气，甚至感到欣慰。有趣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似乎并不在意斯大林或丘吉尔的反应，反而对中国的态度异常关注。早在日本发动攻击之前，他已经主动地向胡适大使提出警告，万一美日战争爆发时，他希望中国领袖及人民群众能够自我克制，避免公然庆祝。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蒋介石其实已经逐渐理解到，美国法律和政治局势对罗斯福的外交政策限制重重，因此他并没有想说服罗斯福对日作战的念头。相反地，他甚至建议罗斯福应该尽量避免和日本发生武装冲突。即使在珍珠港事变前不久，当美日关系已经紧绷时，蒋介石在1941年10月31日依然告诉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说：“予之抗战政策，希望英美运用政治、经济压力以制裁日本，并无英美对日作战之愿望。”换言之，在蒋介石心目中，他此时之所谓“战胜”日本的定义，并不是妄想在军事上“击溃”日本，而是使日本在华侵略行动因无法进展而被迫终止。因此，中国当时最务实的愿望是：在中日战争结束后，能够获得美国对战后中国重建工作的支持。甚至到了1941年12月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预备和美国重启谈判时，他的判断还是日本根本没有胆量向美国开启战端。事实上，蒋介石真正期盼的是苏联和日本之间能够发生大战。
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凌晨6时偷袭珍珠港，重庆得到消息是第二天凌晨1时。当时，蒋介石正在郊外的黄山官邸过夜。等到凌晨4时，才接到电话，报告开战消息。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他起床后一如往常地进行晨祷，随即返回重庆市区。
按照蒋介石日记的叙述，他对珍珠港事变的第一个反应是后悔，觉得自己早先不应该过度敦促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以致日本丧失谈判耐心而决心展开攻击。但是到了12月11日，他又从日本攻击西方国家的速度之快和执行之彻底等迹象得到一个新的体会。他推测日本必定是早有预谋，而且经过长期准备，绝不会因为美国在谈判桌上牺牲中国利益而改变其主意。
中国人没押宝
珍珠港事件爆发时，蒋介石必须马上面对一个重要问题：究竟应该只对日本单独宣战，还是对所有轴心国家同时宣战？对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在国民政府中有人强烈主张立即向三国宣战，也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小心观察西方国家的动向，再作决定。蒋介石本人也举棋不定。
早在1940年底，蒋介石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各种可能性和中国的应对之策，就已经在心中推演了许多次。在他看来，中国最坏的出路是与日本媾和。除此之外，即使在西方与轴心国之间发生战事时，中国也无必要仓促作出选边决定。相反地，中国应该先观察局势的变化再作定夺。
具体言之，假如西方国家很快就丧失了南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话，那么中国就应该置身战事之外。因为如果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通道被切断，中国就无法从西方阵营获得有意义的援助。更何况，中国如果加入西方阵营，可能还会开罪苏联。而当时苏联仍然是中国政府心目中最有价值的盟邦，蒋介石也最希望日苏之间能够开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国贸然去参加西方阵营的话，只会增加苏联和日本联手欺压中国的风险。而这正是中国最应该避免的局面。反之，如果西方国家在开战之初能够在南亚和东南亚站稳脚步，那么中国与西方国家结盟就可以获得实质援助。因此蒋介石提醒自己，在苏联表态之前，中国务必置身西方与轴心国的战争之外。等到情况明朗之后，中国再决定是否加入西方同盟。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于国际局势曾经作过相当理性的思考。
蒋介石这番思量，自然是基于中国抗战的需要，而这种考量也在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心中反复推演。虽然日本对美国开战之后，中美之间成了“事实上”的盟国，但英国人和苏联人并不认为蒋介石和自己是一家人，甚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不一定觉得蒋介石是敌人。
中国人还是孤军奋战
在中日两国四年多“战而不宣”的日子里，蒋介石一直希望能够争取到的盟邦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苏日开战才能即刻威胁到中国境内的日军。因此自从1937年以来，蒋介石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满怀兴奋地预言苏日战争即将爆发。所以等到美日战争果真爆发时，中国领袖们其实并不感到特别兴奋。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却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先前所作过的分析。可能是珍珠港事件过于戏剧化，以致打乱了他的盘算;也可能是日本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攻势凌厉和进展神速，完全出乎他意料，使他没有时间从容思考。蒋介石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在震惊之余，只能在巨大压力下立刻采取行动。其结果是，蒋介石排除了部属们的建议，改而主张立即对所有轴心国宣战。唯一没改变的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依旧是苏联是否会对日本宣战，因为在他看来，此时只有苏联参战才能真正伤害到日本，才能在实际上缓解中国战场的危机。
蒋介石态度的大转弯，无疑也受到美国政府的严重影响。因为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正在华盛顿向宋子文保证，他已经接到苏联的承诺，一旦后者军队开抵预定位置时，便会立即对日宣战。副国务卿韦尔斯紧接着也告诉宋子文，总统希望中国能够立即对轴心国宣战，因为苏联正在整顿军队以便马上对日作战。后来的发展显示，美国领袖们向中国政府所传达的此项信息，纯属忽悠人。
1941年12月8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正式要求苏联参战，同时召见苏联大使和崔可夫将军，然而斯大林却回电婉拒蒋介石的请求。当时，斯大林还在拼命抵抗纳粹的进攻，根本无力抽调兵力对日本作战，恰恰相反，他刚刚把远东的部队调往莫斯科方向。这时候蒋介石明白了，在珍珠港事变后，英美两国军队都已被迫采取守势，苏联军队也没有能力在太平洋地区采取攻势。中国还是只能孤军奋战。
不受待见的次等盟国
欧洲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领袖便逐渐把对日抗战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开始对全球性军事合作提出各种主张。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当然有权参与制定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战略。但是当蒋介石天真地向英法两国提议加紧合作却被对方断然拒绝时，他就感到“无限之羞耻”。1941年4 月，当时蒋介石得知英、美、荷兰等国刚在菲律宾举行过会商，而中国并未被邀请出席。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去探听会议内容，并向美国表达中国对于未被邀请参加一事感到失望。
如果说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前，中国领袖只能“诉请”西方以平等方式对待中国;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们认为中国无论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经赢得了参加同盟国所有最高层次政治军事会议的“当然权利”。中国如果仍然被摒除于门外的话，其含义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国家明目张胆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次等盟邦和一个次等民族来对待。
事实上，中国对于受到西方国家排挤而产生的反感，早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就已经被拉铁摩尔看出。拉铁摩尔作为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在 1941年8月2日写信给白宫助理居里时指出：“很多中国人早已开始担忧，他们的国家不会得到西方国家平等和公正的对待。而这偏偏又正是日本及汪伪政权所极力渲染的主题之一，因为他们强调西方国家只不过把中国当作傀儡来耍弄，绝不会以朋友之道对待中国。因此，中国将来在和平谈判桌上必定重蹈1919年凡尔赛和会时同样的悲惨命运，难逃被出卖牺牲的下场。”这种情绪很可能动摇中国抗战的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急急忙忙告诉英国人，“日本随时可能攻击香港和新加坡”，并建议中英两国应尽速拟订联合防卫香港的计划。然而蒋介石不久即发现，原来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经安排了共同防务，但对中国却秘而不宣。这个发现使蒋介石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其对我各种轻蔑之行为，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经过事实，更无足为叹也。国际间本是利害为主，决无为人牺牲之国，若以此为怪或为愧，则痴矣。”当得知中国愿意主动出兵协同作战防守香港、缅甸和越南等地时，英国大使受到感动而为英国在珍珠港事变前拒绝中国协防一事道歉。蒋介石则宽宏大量地加以安慰：“请勿客气，贵国事即我国事，我等皆在同一阵营中。”事实上，此后英国人仍然没有把国军当真正的友军，他们宁可把缅甸让给日本人也不想叫中国人占有，甚至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单方面撤退，把十万中国军队置于危险之中，害得远征军差点覆灭。
先欧后亚：又把中国人晾在一边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领袖和民间舆论一致鼓吹“先亚后欧”的战略。蒋介石不但是这个战略思想最积极的推动者，也提出了几个颇具说服力的理由：(1)日本已是当前对美国本土(Alaska， 阿拉斯加)安全威胁最大的敌人，美国只有在除去这个威胁之后，才能充分发挥它作为“世界民主国家军火库”的功能，支持盟国在欧洲作战。(2)德国的优势在陆军，而日本的优势在海军。美国的海军实力明显超过日本，然而陆军则未必超过德国。因此美国应该先发挥自己优势的海军，摧毁日本较弱的海军，再来对付德国陆军。(3)鉴于日本已经大量搜刮了东南亚的战略资源，充实其后备作战能力，如果不赶紧将之消灭，那么日本便可能在两年之内变成另外一个类似德国一般强大的敌国。
可美国人并不这样考虑，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从全球大战略出发，认为在德日两大强敌中，德国最强大，是法西斯轴心国“主力中的主力”、“轴心中的轴心”，日本则相对较弱。盟国如能先集中力量击败德国，则打败日本就不成问题。相反，如美国先打日本，分散了力量，致使德国成了气候，再要战而胜之就困难多了。因此，他向罗斯福总统献策，主张美国在亚太平洋战场取守势，集中力量投入欧洲战场，全力支持苏、英等国对德作战，先消灭法西斯德国，再回头收拾日本。罗斯福接受了马歇尔的计划，把日本人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在太平洋方向取守势，集中主力于欧洲战场。
这种“先欧后亚”的战略使得中国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得继续孤军奋战，租借法案送往欧洲和北非战场的物资数以万计，可给予中国战场的物资却每月只有几千吨。即使是这一点点可怜的物资也常常临时被抽调到其他战场。蒋介石加入盟国的头两年，可谓是充满了又苦又甜的感觉，但经常是“苦”远远大过于 “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