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但抗战史的遮蔽与还原，却才刚刚开始，且迄今未能完成——如作为中国首次对日大捷，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误读就很多。最典型者，莫若李宗仁因此战声名远扬，而另一位主要指挥官汤恩伯，虽功勋卓著，却饱受诬责。
这种诬责，主要来自李宗仁晚年所口述之回忆录。李氏称：台儿庄战役，在孙连仲部损失惨重，急需救援时，他“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 夹击敌军， 三令五申之后， 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以至李宗仁“训诫汤军团长说， 如再不听军令， 致误戎机， 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后来，常有人视汤恩伯此举为保存实力，或畏敌避战。
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任第20军团军团长，辖三个军，总兵力7.2万余人，装备精良。1938年3月中旬，蒋介石将第20军团划归第五战区，参战台儿庄。李宗仁给汤恩伯部下的第一道命令是：“第4师先头之一部，应即开滕县附近增援。”第4师随即前往滕县救援，在路上与日军第63联队遭遇，激战于龙山、虎山一带。
至3月21日，李宗仁再次命令第20军团“应集中主力于峄县东侧及枣庄西北方焦山头附近一带山地，于3月24日拂晓全线开始进攻，务先击破峄、枣之敌，向临城、沙沟两地附近侧击……”第20军团也遵令，参与峄县、枣庄等地反攻。显然，作为中央军的汤恩伯部对李宗仁的命令并无抗拒。
此后汤恩伯之所以未能立即开往台儿庄支援孙连仲，乃是事出有因——汤若径直南下，势必将使所部陷入日军夹击，非独不能支援孙连仲，反将牵累整个战局。故汤恩伯采取迂回战术，消除临沂方向的危险后，才南下台儿庄。此即行政院所说，“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军队，迂回枣峄等处，侧击敌军，获取胜利之基础。”可知李宗仁对汤恩伯的指责，乃是无中生有。
其实，真相极易明了。同属桂系领袖之白崇禧，晚年在台湾接受中研院访谈，曾明确言及：“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碞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适之处。”奈何在台之白崇禧，其议论，远不如回归大陆之李宗仁影响深远。
台儿庄战役中，在汤恩伯与中央军战绩被低估的同时，李宗仁和桂军发挥的作用则被放大。台儿庄战役开始阶段的滕县保卫战，参战国军为第2集团军第122、124师，此为王铭章指挥的川军。到了临沂保卫战，国军方面为第40、59军，这是庞炳勋、张自忠率领的西北军。
在关键的台儿庄保卫战中，与日军血战的孙连仲所部第2集团军，也属西北军。孙连仲4月5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连日激战， 结果第27 师仅余战斗员千余人， 第31师千余人， 第30师2千余人，独立第4旅2千余人。负伤官兵之未退出者， 誓与阵地偕亡， 杀声振天， 足寒敌胆……”战后统计，第2集团军伤亡2万余人，功勋卓著。
汤恩伯非但没有瞧不起这些“杂牌军”，反而主动与他们合作。如在滕县失守后，汤恩伯即命参谋官找到张自忠、庞炳勋，“双方确定了相互通信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由第二十军团兵站支援庞、张两军步机枪子弹40万发，以补充他们弹药的不足。”汤恩伯与孙连仲的“里应外合”，更是制胜关键。正如历史学者韩信夫所言，“没有孙集团军在台儿庄坚持阵地战，便没有台儿庄的胜利;同样，没有汤军团在台儿庄侧背的运动战，也不可能有台儿庄的胜利。它们在台儿庄战役中一守一攻，相辅相成。”
至于李宗仁所属的桂军，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廖磊的第21集团军，奉命在津浦线南段一带坚守，防备、监视日军救援部队。不过，在淮河北岸小胜日军的，却是于学忠的51军，属东北军系统。综上，对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桂军固有其功劳，但远非主力。
战后论功行赏，孙连仲、汤恩伯、冯安邦等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其他参战将领，被授予四等宝鼎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等，被授勋者无一人出自桂军。显然，将台儿庄战役贴上“桂系”标签，是不符合史实的。
至于该役之捷的具体成色，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如此向蒋介石报告：“台庄之捷，固由于我之将士用命，而亦由敌之不即增援;敌之不即增援，非其实力不足，一以留兵备俄，一以意见纷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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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1898年9月20日——1954年6月29日 )，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浙江金华武义人，黄埔系骨干将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指挥所部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10月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团长。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大捷。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31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1942年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1944年4月在豫湘桂战役中所部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国共内战失败后退守台湾任台北总统府战略顾问。1953年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但数月后被免职，后经友人协助，迁居东京都。
汤恩伯是少数日本人忌惮的抗日名将。他以南口战役及台儿庄大捷被称为抗日铁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在因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后，数十万成分复杂的军队单靠对河南省征收粮饷，无力顾全军纪，造成河南平民倒戈帮助日本人占领河南。有人认为河南人以水旱蝗汤恩伯，河南四荒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恩伯就是汤恩伯;但也有人认为河南人民称呼土匪为老汤恩伯，汤恩伯就是土匪的意思。依照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的暗示，汤恩伯军队的军纪非常败坏。据称吴国桢亲眼目睹汤恩伯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等行为。
汤恩伯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后期的表现只能用糟糕一词来形容。这不仅加深了中共方面的宿怨，也令他最终失去蒋介石介石的青睐。因为战争状况受限于大环境，汤恩伯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但汤恩伯唯效忠蒋介石，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对台湾亦属有功。长期副手陈大庆在台湾当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亦可见汤恩伯的资历。
汤恩伯效忠蒋介石、蒋介石亦重用汤恩伯，汤恩伯推荐其恩师陈仪任浙江省主席，蒋介石照准。但陈仪见大局不利，屡次鼓吹汤恩伯投共，动辄骂汤恩伯不识时务。汤恩伯原不回应，但终将陈投共心态告知蒋介石，原条件是保陈一命，但事情发展牵涉陈以往恩怨，且蒋介石欲杀鸡警猴，陈仪又拒绝向蒋介石认错，汤恩伯虽全力营救，但遭到蒋介石拒见，无法挽回，致陈仪被蒋介石枪毙，在到达台湾前，他还背下了卖师求荣的骂名，并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汤恩伯仕途亦告终。
汤恩伯在抗战中期晋升主政河南的一方大员，开始疯狂扩军，建立自己的派系，派系的主要将领有王仲廉，石觉，陈大庆，张雪中，当时和陈诚，胡宗南并称黄埔系三大派系。由此引起蒋介石的猜忌，豫湘桂战役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就开始肢解他的派系，他的嫡系起家部队13军再也不让汤恩伯指挥。
人物生平
1900年9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汤恩伯村
1912年入武义县壶山小学读书。
1916年高小毕业，入省立金华第七中学就读。
1917年转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学习。1918年与永康籍马阿谦结婚。
1919年浙江体专毕业，留校任教。后入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长子汤恩伯建元出生。
1920年讲武堂毕业，任浙军第1师排长，是陈仪的部下。浙军溃败后回乡，任东皋警察所巡官。
1921年与武义巨富之子童维梓东渡日本。
1922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
1924年5月辍学，回国筹集求学经费。经陈仪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步兵科学习。
1926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教陈仪部第一师少校参谋。与王竟白结婚。
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第19军中校副团长，后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嗣后升任作战科科长。
1928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12月升任该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介石赏识。
1929年任军校军官教育连副连长，连长，军官教育团步兵营营长。1930年任中央军校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部队改编后任陆军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中将师长。
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9师师长，后兼第四师师长。
1933年任剿共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回乡祭祖，巧理纠纷后重修岭下汤恩伯祖坟，蒋介石介石为其墓碑题词中山发祥。
1934年初，率89师由江西进攻福建人民政府，1月13日攻入福州，2月任赣粤闽鄂剿共军东路军第五路
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夏，接连击败红军，攻克苏区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石城县，11月，汤恩伯部陈大庆旅率先突入中央苏区首都瑞金。
1935年任陆军第十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4月8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1936年兼任陕北剿共善后办事处主任。率部驻绥远省集宁县，抗击伪蒙勾结日伪进犯。
1937年8月任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指挥所部第13军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9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10月在河北漳河南岸阻击日军，掩护河北国军转移。10月底率第13军驰援晋绥第二战区，参加子洪口战役。
1938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获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参加武汉会战。
1939年5月参加随枣会战。春夏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年底参加冬季攻势，斩获颇丰。
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冬，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兼边区总司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1、2月间参加豫南会战，重创日军。会战结束后，华北日军对汤恩伯恩伯衔恨甚深，以汤恩伯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
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汤恩伯恩伯曾组织所部展开救灾运动，赈济粮食，收养灾童，接济学生。
1943年，河南旱灾、蝗灾严重。汤恩伯恩伯再次发动所部节食救灾，并发动军民抢修黄泛堤防。2月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委员会干事。
1944年4月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因为贵州方面的张发奎不断告急，11月蒋介石介石调其出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2月初独山县陷落，陪都震动，急调汤恩伯恩伯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
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率部参加桂柳会战。4、5月份以一部参加湘西会战。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5-7月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9月抵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
1946年2月加上将衔，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加上将衔。7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兼南京警备司令。
1947年3月兼第1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孟良崮战役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汤恩伯恩伯被撤职查办。7月代理陆军总司令
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2月升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5月任国防部厦门指挥所主任。7月任金门县厦门防卫部主任，8月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10月参与指挥金门战役，月底由金门去台湾，任台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50年任台北总统府战略顾问。闲赋在家。
1953年一月率中国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问日本。
1954年5月赴日本医治胃病。6月29日在日本东京都庆应义塾大学医院去世，一说是被日本医生谋杀。后军衔被追赠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7月15日，汤恩伯灵柩自殡仪馆送往台北县南宫壶山下葬，何应钦、陈良、胡宗南、蒋经国为其送葬。后迁葬于五指山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