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多面的，复杂的。“军统”曾是罪恶的代名词，军统的另一面确实热血抗敌。
中华民族与侵略者之间的斗争是多面的，双方既有明刀明枪的大战，又有暗中的频频过招。1931年后，日本侵华的严峻形势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蒋介石不得不运用包括特工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抵抗。军统是我们熟知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它干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丑事，一提军统多少让人有点儿毛骨悚然，所以我们很难将国民党特务与英勇的抗日斗争联系在一起。
其实特务一词最早并非贬义，而是一个普通名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为了自身的安全需要，中共中央在中央军委下设立了“特务工作处”，负责政治保卫与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这可以算是“特务”一词首次出现，而且在这里“特务”一词只具有特殊任务的一般含义。后来国民党大肆利用特务从事捕人、刑讯、暗杀等活动，对象不只是共产党还包括蒋介石的反对派，甚至普通百姓也深受其害。提到中统、军统这些特务机构，人们马上就谈虎色变，特务这个词在大家心中就没有什么好印象了。
历史往往还有另一面。抗战时期，特务机构反而成了蒋介石与汪伪和日寇作战的暗剑。为取得抗战胜利，他们频频斩断敌人的魔爪，特务行动往往是克敌制胜的奇招。当然，蒋介石从未放弃反共，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工肩负着“抗战”与“反共”的双重任务，戴笠曾说过：“现在的工作不应该仅限于抓共产党分子了，但这项工作也不能全部放弃。”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性质是根本否定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在举国抗战的背景下，他们也参加了抗战，在上海等地与日伪进行了激烈的搏杀。本文试着通过以下几个事例让大家了解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另一面，了解那一段尘封的往事。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淞沪会战期间，为了广泛发动各界力量从事抗日斗争，1937年8月底成立了苏浙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以戴笠为书记长，总揽一切，委员有杜月笙、贝祖贻、戴笠、张治中、宋子文、刘志陆等人。9月4日，戴笠收到南京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与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内成立一支1万人的队伍配合正规军作战，肃清汉奸和间谍活动，在敌前敌后从事骚扰、破坏、袭击。于是戴笠在委员会下成立了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每个支队约等于一个步兵团的编制，下面采取三三制，下辖大队、中队、区队各级组织。戴笠为别动队订下的行动原则是：首先，向最危险的地方行动。其次，国军前进时先行进入以启胜利之机;国军撤退时，别动队掩护破坏，潜伏搜集情报，减少撤退困难与损害。最后，只讲战果，不顾牺牲。第一支队由何行健负责，成员主要是帮会分子;第二支队的陆京士和第三支队的朱学范都是邮局工会领袖，支队中的成员多是工会分子;第四支队由戴笠在京沪一带的特工组成，支队长是特务骨干张业;第五支队是戴笠的老部下陶一珊带领的学生军。在当时情况下别动队仓促建军，而且部队人员庞杂，许多人又没有战斗经验，很可能这支队伍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戴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这支队伍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利用杜月笙的帮会关系，将三山五岳的帮会头面人物团结起来。2.以黄埔系统为骨干力量。何行健为黄埔二期，张业是黄埔三期，陶一珊是黄埔六期，中队长以上的职务都由黄埔同学担任。他还要求黄埔毕业生调查处为其输送尉、校级资历者600人来沪报道，分别安置为各级干部。3.加强班长一级人才的力量。戴笠借调了在浦东驻防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部600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到别动队服务。
别动队除第五支队布置于上海南市一带负责治安、肃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的四个支队均按照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因为日军炮火猛烈，别动队难以深入敌后，但他们仍与正规军一起并肩血战，虽伤亡惨重仍战斗不止。在淞沪抗战中，队员们感天动地的英勇事迹不胜枚举。一支队的大队长李穰在日军坦克向四川路冲击时，周身捆满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支手枪，率领队员向敌人冲锋。后因我军炮火击退坦克，他才没有拼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第三支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部队英勇作战，接连三个昼夜不下火线，他的队伍损失惨重伤亡过半，中队指导员也在战斗中牺牲。毛勋负伤后与幸存战士掩蔽在一座桥下柴堆里，惨遭敌机轰炸，毛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因伤势严重而残废。后来战势逆转，国民党军退往苏州河南岸，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四支队奉令在苏州河北岸掩护正规军撤退，在战斗中全部牺牲。最后在正规军撤离时，南市地区留下五支队和二、三支队一部固守，以五支队长陶一珊为右翼指挥官。别动队誓死不退，坚守3天，掩护十万部队退入法租界，戴笠亲自召见陶一珊并发给他特别费以资鼓励。五支队化整为零在京沪地区潜伏，一支队在浦东地区搞游击，其余特务大队及青浦、淞江训练班，佘山教导团等共1700人退往安徽祁门县历口镇整训，后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第一团”，何行健率领的一支队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当时据人事科调查统计，别动队阵亡官兵在1500人以上。从淞沪战场撤退后，负责收容别动队人员的前方办事处仅收容到2000多人，其余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或者流散了。戴笠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到1938年4月底，已经编成五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以及教导一、二团，总人数1万余人。1938年5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戴笠任总指挥，前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为副总指挥，设指挥部于汉口，以安徽屯溪为前进据点，逐步向京沪附近沦陷地区挺进。
之所以其名为“忠义救国军”是因为别动队中有大量帮会分子，“忠义”观念易于团结。另一方面戴笠也想以此名与共产党的游击队相区别，从中可见戴笠的用心。作为国民党控制的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由最初单一抗日的性质到后来有所改变，它一方面与汪伪作战，另一方面与新四军等中共的部队摩擦不断。抗战胜利后被改编为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后被解放军全歼。
假币制造者
日本为了取得战备资源和贸易的需要，伪造了大量法币和地方货币。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铸局公然伪造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九年版的法币10元券共500万元，100元券500万元，据统计抗战期间伪造法币总数达40亿元。日本人以100：60的比例将假币卖给不法的钱摊，使之得以进入非沦陷区。这些假币以假乱真，大大增加了后方法币的流通量，并对法币价值及大后方物资补充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物资外流、稳定大后方经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计划伪造沦陷区货币来抢购战略物资。
1942年初，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仿造汪伪货币，破坏其金融的计划。此事由宋子文、贝祖诒、戴笠三人负责，并获得了美国的帮助。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在国内收集了各种敌伪的货币，宋子文在美国秘密联系印钞厂代印。在美国所仿造的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两种钞票。当时使用假钞分东南与华北两路，运送假钞的行动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装钱的木箱子外写明“特物”两字，下面编号，只有收件人才能开箱，连运送箱子的押送人员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东南地区由忠义救国军各个支队、浙江淳安的货运局长负责，东南办事处处长指挥，这一区域一共运进了一万五千箱假币;华北方面由重庆用专车押送到老河口货运局长处，经商丘转送华北各地。除由美国代印高仿的沦陷区钞票外，为了节省经费和时间，军统局也曾自印伪钞。戴笠专门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附近建有厂房，并从昆明中国银行印制钞票的单位等处挑选印刷工人。
日伪为了打击假钞，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恐吓手段，使“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一定影响。戴笠在报告中承认“特券”在沦陷区“未能达到预期成效”。特别在华北地区，日伪的“银联券”发行时间长、品相破败，而“特券”纸张精良、面貌崭新，故容易辨认，被发现扣押的次数较多。运送到商丘的第二批假币被日军发现，已经运送到界首的假币只好就地烧掉。东南地区运送的假币在浦东抢购物资时被汪伪发现，不得不通知各地停用。日本人发现有大量假币流入市场后，他们也不断地变换货币图案，以此来阻止假币的流通。可是重庆的仿制速度也很快，而且印制的水平不断地提高，使日本人防不胜防。秘密就是军统在日本的谍报机构里安插的特工——林顶立。
林顶立，又名林一平，台湾人。此人精明能干，少年时就被日本黑龙会在台湾看中吸收，不久转入日本警视厅工作。因为他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中国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很快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1939年林被派往厦门担任特高课的大特务头子泽重信的副手，负责中国沿海地区情报搜集。实际上林顶立是位心怀国家的血性汉子，曾多次计划投奔祖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成行。林借这次机会与军统局取得联系，被任命为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从此成为军统在日本特高课的双料特工。
林借助其职位的特殊性向军统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尤其是在对日经济战中，日本人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发明一种新的检测手法，军统总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迅速安排印刷厂做出相应调整。印制伪钞这一特殊手段大大破坏和扰乱了日伪的金融稳定，同时换回了大量物质，更补充了军统的经费。军统各边区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的开支都从这批假币中开销。据统计截止到1944年3月，华中地区的假币数额就在4000万左右，每一千元的钞票中就有一元是假币。印刷假币的工作直到1944年军统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门才停止。
铁血制裁
投敌卖国是为人所憎恨的行为，抗战期间重庆方面对依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合作的汉奸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暗杀行动对伪政府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震慑了投敌卖国分子。军统在上海曾策划了多起对叛徒的刺杀行动，目标包括汪精卫、丁默邨、张啸林等重要汉奸头目。
1940年11月11日，上海滩各大报纸上争相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傅筱庵家中被刺身亡，上海民众无不为重庆方面的制裁行动拍手称快。
傅筱庵，浙江宁波人，早年被盛宣怀夫人收为义子，盛在上海的产业由其全权办理，靠着盛宣怀的势力发迹于上海滩，曾任招商局总办等职。北伐时期，他投靠孙传芳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因参与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帮助孙的部队购买军火对抗北伐军，而被国民政府通缉。于是傅筱庵向日本大使馆求援，最后搭乘日本商船逃往大连日租界，托日本人势力保护。抗战前傅派人向国民政府疏通，得到原谅得以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担任总经理。抗战爆发后，他因对国民党成见太多而再次投靠日本人。1938年10月，傅筱庵正式就任伪上海市长，卖力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积极建立伪政权，镇压抗日活动，宣扬汉奸理论。
1939年8月，刚刚接任军统上海特区区长的陈恭澍接到重庆方面密令，要求上海区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处决傅筱庵，此后上海区不断寻找机会下手。但傅老奸巨猾，防范很严，自从他担任伪上海市长后，就将府邸从法租界霞飞路搬到虹口日占区的详德路，并且防卫森严，外人根本无法接近。就在陈恭澍一筹莫展的时候，上海区的第二行动大队向本部报告，在傅家找到一条内线。此人是傅家的老仆人，名叫朱升，为傅家两代的“义仆”，二十年来他忠心耿耿地为傅家服务，照应傅的饮食起居，深得傅的信任。但此朱升却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人，曾多次劝说傅辞去伪市长的职务，但傅不听劝告依然我行我素，后在军统策动下，朱升同意参加暗杀行动。1940年10月10日晚，傅筱庵坐装甲汽车去参加日本人的宴会，散席后又到盛老三(盛宣怀的侄儿，当时亦投日)家里听戏，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中房门未关就倒头大睡。朱升就趁此机会拿着菜刀走进傅的卧室，对着傅的喉部连砍三刀，这位不顾廉耻的伪上海市长未哼一声就死去了。完成任务的朱升骑着自行车从容离开傅家，后朱升拿着军统的奖励金5万元在重庆开了一个小型手工卷烟厂营生。此次重拳出击使沦陷区的人民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力量，沉重打击了汪伪政府的威信，汉奸们也因此心惊胆战。周佛海在这天他的日记中写道：“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傅筱庵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心寒。”无疑此事对这些叛国者来说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军统上海区在抗战期间表现活跃，先后除掉了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上海闻人张啸林、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大队长赵刚义、伪海员工会主任彭伯威、伪和平救国第四大队长顾立峰等，刺杀日本人员亦有60多人，其中官阶最高的就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警务副总监。军统对汉奸的捕杀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民愤，使叛国者人人自危。同时特工们也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制造冲突，加剧矛盾，以达到铲除叛徒的目的。抗战后期，军统局就利用汪伪内部派系斗争的机会，将伪政权特工头子李士群、吴四宝除掉。军统的制裁行动不仅对投靠日伪者是一种严重警告，而且间接告诉敌人：中国虽失去了不少土地，但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也绝难得到安稳。话又说过来，这些锄奸行动虽符合民族国家利益，但终归是治标之策，无法根本杜绝汉奸的出现。暗杀活动也导致了日伪方面的报复，双方刺杀事件不断，使得上海滩流血恐怖事件不断发生，民众饱尝了惊恐与伤亡。
军统的存在是与蒋介石分不开的，戴笠和军统完全是为国民党的政权服务的，甚至可以说是为蒋介石个人独裁服务的。戴笠曾经说过：“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话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精神，后者是革命技术……我们调查统计局的同志一定能做到这两句话。”从上面戴笠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戴笠和军统的本质就是蒋介石的独裁工具。在国共斗争时期，军统的任务是反共，它残害了无数革命烈士和进步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军统的暗杀等活动就带有鲜明的抗日色彩。但是，不管军统是抗日还是反共都出于蒋介石的个人利益，为的是肃清敌手，巩固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军统的反动和阴暗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