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人进行了以实现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明治维新，我们则进行了一场在强大官僚资本支持下的洋务运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矿山、企业，甚至铁路都转给了私人经营，而我们竟还有不允许私人开矿山、建工厂的荒唐规定，对民间企业还百般刁难，也不知道李鸿章之流在想什么。如果非要说李鸿章卖国，这大概是他后来不得不卖国的经济根源。腐败的官僚们只知道下馆子、逛窑子、娶姨太太，变着花样压榨贫苦百姓、手工业者，甚至小业主，不给他们留下任何发展空间，整个社会弥漫着腐臭的不思进取的风气。好像只有官僚的洋务工厂才是民族工业，私人的工厂就不是我们民族的工业发展似的。我们把这种思考逐渐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蔓延，籍此制造出各种腐败的借口。
北洋水师的命运是悲壮的，爱国将士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但当时这支水军几乎是以亲属和乡友关系组织起来的，这也是事实，其内部腐败程度可想而知。我们为其悲壮感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自身问题，或者说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问题，也许正是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所在。把这样大的失败的责任推给一个人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说明我们民族到今天也不敢面对这一段历史。
日本可以倾全国之力扩充海军，我们的北洋水师却无力购进新的舰船，官僚手中的洋务工厂也没有能力对已有舰船进行改造。连我们的教科书也承认，这些洋务工厂劳动效率极低。岂止劳动效率的问题，这种工厂更缺少的是创新的活力和自我发展的动力，就是政府给再多的钱，它也没有技术能力完成相应发展、改造和技术进步。
不是说我们的工厂缺少技术人才，我们中华民族始终不乏詹天佑、华衡芳、李善兰这样的英才，但我们似乎缺少一种更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或者说我们对更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有一种抵触的心态。这才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生产关系没有理顺造成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认识清楚其中的真正规律，或者说没有对规律真正的进行利用，让这一规律来有效指导我们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再说，这时的清政府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了，是我们没钱吗？难道以当时清政府的地大物博，其财力还不及日本。不！我们当时的财力远胜于日本。虽然我们选择了毫无活力可言的官办洋务工厂的经济运行模式，但日本列岛上有什么？怎能和还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清帝国相比。可我们的钱都用在腐败的勾当上了，虽然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可我们就是没有危机意识。
发展经济的模式都选择了大官僚可以随意控制、摆布的所谓洋务运动，腐败的官僚们还给自己找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就是向政府要钱的幌子，压榨百姓的托词，吹牛皮的说辞。他们百般刁难私营企业，坚定地认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就不是国家民族的经济发展，是迂腐，是奸诈，是自欺欺人，还是自私心理作怪，就只能由后人评说了。
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甲午战败，是《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是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千载骂名。虽然结果如此可悲，但我们在发展经济时的思维好像始终走不出洋务运动的思维模式。及至蒋介石统治中国，他也对这种毫无活力的经济模式情有独钟，四大家族暴发户式的发展就是证明，他们还打出各种政治旗号欺压小商人，限制他们的发展，腐败的政客们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手段为自己搜刮钱财，创造各种组织模式为自己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茅盾老师笔下的《林家铺子》的倒闭就是当时国民党的政客们造的孽，是对这种经济模式的血泪控诉。经济倒了，平民百姓生活无着落，这样的国家在战场上还有胜利可言吗？难怪在东北、华北、华南，国民党面对日本人的凌厉攻势一败涂地……又想起学生时代问历史老师的一个问题：“假使帝国主义或者说日本不侵略中国，以当时统治者的腐败程度，能使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吗？”老师只是说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存在“假使”。也正是因为历史不允许我们重走，我们才应该更加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