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一拥而上
1951年11月14日，正当开城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军法处处长詹姆斯·汉莱上校在釜山召集新闻记者，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声明，称据可靠情报，共军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
第二天下午，美国军事电台就开始连篇累牍地播送所谓“暴力事件真相”。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就此事件发表谈话说：“汉莱所报道的共产党屠杀美国战俘的事件，是本世纪所发生的最野蛮的事件。”
美总统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煽动力，西方世界的大批报刊电台一拥而上，推波助澜，顿时把东方共产党人虐杀美国战俘的“野蛮暴力事件”渲染得有声有色。美联社有一条新闻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对比：在朝鲜战场上，手执武器的美军官兵与共军作战中，阵亡人数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国战俘，被共军杀害的竟然多达6270名！顶顶扣人心弦的宣传，还在于形象化的历史比拟，他们说，中共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一招，莫过于重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故伎——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霎时间，大量传播媒介都争先恐后地描绘起“死亡行军”的故事来，竟闹得沸沸扬扬，让读者和听众怵目惊心，毛骨悚然。
二战中的“死亡行军”
所谓“死亡行军”，典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菲律宾群岛。
1942年夏季，日军相继猛攻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美菲联军大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偕夫人乘潜艇逃出战场。接替指挥战局的温赖特少将遵照白宫旨意，认为坚持抵抗只会造成无谓伤亡，便命令全部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
日军派人把温赖特将军押送到中国沈阳，关入监狱。同时下令美菲所有被俘人员做长距离徒步行军，从巴丹半岛的马利维尔斯奔向位于圣费南多的俘虏营，行程长达一千多公里。此时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粮食又缺乏，日军对战俘更是恣意虐杀，等到达目的地时，死伤人数竟达二万五千余人。几个月后，有三名美国士兵从日军战俘营中侥幸逃出，越海到达澳洲布利斯坦，揭开了这次“死亡行军”的秘密。
麦克阿瑟将军得悉详情后，义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闻界公布全部细节。当时，华盛顿最高当局为了掩盖太平洋战场的败迹，决定禁止发布这一暴行的详细记录。但在美国，毕竟没有遮得住新闻记者眼睛的屏障，“死亡行军”的内幕还是逐渐地传播开来，弄得家喻户晓。当时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华盛顿的忧虑是多余的。公开“死亡行军”的内幕，不但没有影响美军的士气，反而激起美国军人、美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同仇敌忾。
美国军方显然想抄袭以往的成功，于是复制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故事。而美方所说的“死亡行军”，指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转运美军战俘的事。
艰难的战俘转运
1950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参战的志愿军相继发动了两次战役，歼灭“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5.18万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两次战役中一共俘虏敌人14211名，其中有美军3781名，英法军147名。任何战争，都应努力避免将敌方的被俘人员置于战线附近，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志愿军俘获的大批西方战俘，只有尽快地转运到朝鲜北部的后方战俘营，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产生一个战俘长途转运的问题。
当时，美军虽然在地面战场遭受惨败，却拥有巨大的海空军优势，多达1600架的各类作战飞机，从空中封锁着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每天要投下数以万吨的炸弹，任何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都不放过。这种焦土政策，才是造成“联合国军”被俘人员无法安全及时地转运后方的根本原因。
志愿军九兵团某团政治处朝语翻译李炳云，讲述了他参加初期转运美俘的艰难经历——
第二次战役结束，他所在的团在东线咸兴一带，抓了114名美国俘虏，必须及时转运到位于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部队特地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指派一名团政治处的司务长任队长，一名懂英语的文化教员任英语翻译，一名卫生员照顾伤病战俘，让李炳云担任朝语翻译，另外还配了六名警卫战士，负责转运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队伍出发前，团政委召集小分队十名干部战士开会，说明这次俘虏转运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各项政策，包括宽待俘虏的政策。小分队的成员联名向团党委写了决心书，保证像参加作战任务一样，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这114名美国战俘，是打扫战场时零星集中起来的，且都是东躲西藏忍饥耐寒苟活下来的幸存者，多半带有不同程度的病伤，情绪特别颓丧，有的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为避轰炸，转运队从傍晚五点钟出发，13个小时走走停停，只向北移动了24公里，可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一名警卫战士为了寻找两名掉队的美俘坠崖身亡;三名重伤战俘因防空时受颠簸伤势恶化死去;还有六名战俘失踪，属于蓄意逃跑。他们又改为白天行进，速度有所提高，可在一次空袭中，四架野马式战斗机飞掠过来，当场炸死了七名战俘，重伤四名，小分队成员中，卫生员中弹身亡，司务长和一位警卫战士负轻伤。
无数的困难中，最熬煎人的困难是缺粮。所带的上百斤炒面，当作上等口粮，只够调成糊糊给病伤战俘做“营养餐”，且所剩无几。李炳云为筹粮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处宿营地，别人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休息，他除了到处号房子，还得找粮食。令人为难的是，村民们可以把活命的粮食匀给志愿军，却坚持不肯分给美国俘虏兵。
面对严酷的现实，许多战俘越来越感到绝望。一天晚上，在一个小山村，夜间空袭的飞机刚刚飞走，突然，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美军上士突然扑向左臂负伤的警卫战士，夺下连发卡宾枪，奇怪的是，他不朝志愿军开枪，却对着俘虏群哒哒地扫射起来。他一边扫射，一边狂喊：“我以上帝的名义，拯救你们，解脱你们……”这一下，打死了美俘五人，伤十七人;我一名警卫战士重伤，半小时后死去。司务长额角负伤，鲜血直流。
司务长迅速安排了几个人为伤俘包扎，一边命令全体战俘就地坐下，一边安排人手掩埋死者。另外，派人火速找上级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取得战俘的信任
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
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破。他将近40岁年纪，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这一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的眼圈忽然红了，“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越翻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严肃地向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我懂汉语，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上尉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
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是这样吗？”
“唉，哪有的事啊！”司务长叹息道，“跟我一起当俘虏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头谣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担心，后来不少人领到路费回家了，我自愿留下，还当上了干部。这段经历我平常不爱跟别人说，可是跟你们说了，这是因为我把你们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眼前的闲难，都是美军的空中封锁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上尉译完司务长的话，又告诉俘虏们，说他二次大战时期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相信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纪律，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文化教员也作了翻译。
会后，战俘们一致推选上尉当战俘联络代表，配合小分队一起工作。上尉还找司务长单独谈话，转达许多战俘伙伴的共同心情，对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愿意进行深深的反省……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后方领导接到报告，派一辆卡车开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接走了二十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战俘收容站。一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听说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B-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是指挥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
正直的西方记者
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谜底。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他们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提供的数字表示了怀疑。接着，《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编者按语称：“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汉莱被新闻界逼得走投无路时，亮出了他的救命符：“我当然是得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总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而他的上司——“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李奇微窘态百出，先是发表声明，表示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后又说“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人被杀”。可这个数字本身也还是虚假的。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自然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