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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战 中国军队所谓“屠杀”美国战俘的历史真相

西方媒体一拥而上

1951年11月14日,正当开城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军法处处长詹姆斯·汉莱上校在釜山召集新闻记者,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声明,称据可靠情报,共军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

第二天下午,美国军事电台就开始连篇累牍地播送所谓“暴力事件真相”。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就此事件发表谈话说:“汉莱所报道的共产党屠杀美国战俘的事件,是本世纪所发生的最野蛮的事件。”

美总统的谈话,产生了巨大煽动力,西方世界的大批报刊电台一拥而上,推波助澜,顿时把东方共产党人虐杀美国战俘的“野蛮暴力事件”渲染得有声有色。美联社有一条新闻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对比:在朝鲜战场上,手执武器的美军官兵与共军作战中,阵亡人数为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国战俘,被共军杀害的竟然多达6270名!顶顶扣人心弦的宣传,还在于形象化的历史比拟,他们说,中共军队对付美国战俘最残忍的一招,莫过于重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故伎——强迫战俘进行“死亡行军”。

霎时间,大量传播媒介都争先恐后地描绘起“死亡行军”的故事来,竟闹得沸沸扬扬,让读者和听众怵目惊心,毛骨悚然。

二战中的“死亡行军

所谓“死亡行军”,典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菲律宾群岛。

1942年夏季,日军相继猛攻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美菲联军大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偕夫人乘潜艇逃出战场。接替指挥战局的温赖特少将遵照白宫旨意,认为坚持抵抗只会造成无谓伤亡,便命令全部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

日军派人把温赖特将军押送到中国沈阳,关入监狱。同时下令美菲所有被俘人员做长距离徒步行军,从巴丹半岛的马利维尔斯奔向位于圣费南多的俘虏营,行程长达一千多公里。此时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粮食又缺乏,日军对战俘更是恣意虐杀,等到达目的地时,死伤人数竟达二万五千余人。几个月后,有三名美国士兵从日军战俘营中侥幸逃出,越海到达澳洲布利斯坦,揭开了这次“死亡行军”的秘密。

麦克阿瑟将军得悉详情后,义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闻界公布全部细节。当时,华盛顿最高当局为了掩盖太平洋战场的败迹,决定禁止发布这一暴行的详细记录。但在美国,毕竟没有遮得住新闻记者眼睛的屏障,“死亡行军”的内幕还是逐渐地传播开来,弄得家喻户晓。当时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华盛顿的忧虑是多余的。公开“死亡行军”的内幕,不但没有影响美军的士气,反而激起美国军人、美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同仇敌忾。

美国军方显然想抄袭以往的成功,于是复制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故事。而美方所说的“死亡行军”,指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中转运美军战俘的事。

艰难的战俘转运

1950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参战的志愿军相继发动了两次战役,歼灭“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5.18万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两次战役中一共俘虏敌人14211名,其中有美军3781名,英法军147名。任何战争,都应努力避免将敌方的被俘人员置于战线附近,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志愿军俘获的大批西方战俘,只有尽快地转运到朝鲜北部的后方战俘营,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产生一个战俘长途转运的问题。

当时,美军虽然在地面战场遭受惨败,却拥有巨大的海空军优势,多达1600架的各类作战飞机,从空中封锁着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每天要投下数以万吨的炸弹,任何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都不放过。这种焦土政策,才是造成“联合国军”被俘人员无法安全及时地转运后方的根本原因。

志愿军九兵团某团政治处朝语翻译李炳云,讲述了他参加初期转运美俘的艰难经历——

第二次战役结束,他所在的团在东线咸兴一带,抓了114名美国俘虏,必须及时转运到位于鸭绿江边的碧潼战俘营。部队特地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指派一名团政治处的司务长任队长,一名懂英语的文化教员任英语翻译,一名卫生员照顾伤病战俘,让李炳云担任朝语翻译,另外还配了六名警卫战士,负责转运途中的安全保卫工作。队伍出发前,团政委召集小分队十名干部战士开会,说明这次俘虏转运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各项政策,包括宽待俘虏的政策。小分队的成员联名向团党委写了决心书,保证像参加作战任务一样,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务。

这114名美国战俘,是打扫战场时零星集中起来的,且都是东躲西藏忍饥耐寒苟活下来的幸存者,多半带有不同程度的病伤,情绪特别颓丧,有的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为避轰炸,转运队从傍晚五点钟出发,13个小时走走停停,只向北移动了24公里,可付出的代价却是惊人的:一名警卫战士为了寻找两名掉队的美俘坠崖身亡;三名重伤战俘因防空时受颠簸伤势恶化死去;还有六名战俘失踪,属于蓄意逃跑。他们又改为白天行进,速度有所提高,可在一次空袭中,四架野马式战斗机飞掠过来,当场炸死了七名战俘,重伤四名,小分队成员中,卫生员中弹身亡,司务长和一位警卫战士负轻伤。

无数的困难中,最熬煎人的困难是缺粮。所带的上百斤炒面,当作上等口粮,只够调成糊糊给病伤战俘做“营养餐”,且所剩无几。李炳云为筹粮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处宿营地,别人可以一屁股坐下来休息,他除了到处号房子,还得找粮食。令人为难的是,村民们可以把活命的粮食匀给志愿军,却坚持不肯分给美国俘虏兵。

面对严酷的现实,许多战俘越来越感到绝望。一天晚上,在一个小山村,夜间空袭的飞机刚刚飞走,突然,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美军上士突然扑向左臂负伤的警卫战士,夺下连发卡宾枪,奇怪的是,他不朝志愿军开枪,却对着俘虏群哒哒地扫射起来。他一边扫射,一边狂喊:“我以上帝的名义,拯救你们,解脱你们……”这一下,打死了美俘五人,伤十七人;我一名警卫战士重伤,半小时后死去。司务长额角负伤,鲜血直流。

司务长迅速安排了几个人为伤俘包扎,一边命令全体战俘就地坐下,一边安排人手掩埋死者。另外,派人火速找上级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取得战俘的信任

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

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破。他将近40岁年纪,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这一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的眼圈忽然红了,“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越翻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严肃地向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我懂汉语,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上尉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

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是这样吗?”

“唉,哪有的事啊!”司务长叹息道,“跟我一起当俘虏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头谣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担心,后来不少人领到路费回家了,我自愿留下,还当上了干部。这段经历我平常不爱跟别人说,可是跟你们说了,这是因为我把你们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请你们一定要相信志愿军的俘虏政策。眼前的闲难,都是美军的空中封锁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上尉译完司务长的话,又告诉俘虏们,说他二次大战时期在中国呆过很长的时间,相信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纪律,千万不要再做蠢事。文化教员也作了翻译。

会后,战俘们一致推选上尉当战俘联络代表,配合小分队一起工作。上尉还找司务长单独谈话,转达许多战俘伙伴的共同心情,对连续发生的不幸事件,都愿意进行深深的反省……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后方领导接到报告,派一辆卡车开到了山村,带来两袋大米、一包咸鱼和许多食品罐头。后半夜,卡车接走了二十多名病伤严重的战俘,直奔战俘收容站。一周后,其余的战俘也比较顺利地到了目的地。

这次战俘转运行军,比起从“三八线”出发的千里辗转,也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一次。听说有一支战俘转运队伍遇上B-29重型轰炸机的“大把抓”轰炸,同时投下十几吨的炸弹,构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数十人的战俘队伍连同志愿军押运人员,霎时化为乌有。如果朝鲜半岛上真的存在战俘“死亡行军”的话,那是指挥战争的美军将领为西方战俘们制造了死亡。

正直的西方记者

要感谢西方那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和敢于说真话的人们,是他们用良知揭开了“朝鲜半岛‘死亡行军’”的谜底。

最先向美国官方发难的是美国自由派报纸《华盛顿邮报》、保守派刊物《夜星》,他们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汉莱上校提供的数字表示了怀疑。接着,《时代先驱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来自东京的快讯,还附加编者按语称:“五角大楼的一位权威人士断言说,陆军司令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朝鲜战争中干下了屠杀战俘或其他野蛮行为。”

汉莱被新闻界逼得走投无路时,亮出了他的救命符:“我当然是得到高级官员的批准才发表讲话的。”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总参谋处经过正常的途径发下来的”,“我从总部新闻处得到许可以后才发表了数字。”而他的上司——“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当然不好把责任再推给他的上司——美国总统,于是,李奇微窘态百出,先是发表声明,表示对汉莱讲话“毫无所知”,说要“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又对汉莱“遽尔发表”谈话表示“非常遗憾”,后又说“目前仅仅可以证明有365人被杀”。可这个数字本身也还是虚假的。

李奇微将军如此出尔反尔,自然贻笑大方。从此,再也无人理睬“朝鲜半岛的‘死亡行军’”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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