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各路国军“战神”如过江之鲫纷纷涌现，就连张灵甫旅长这样的不入流货色都能被包装成为“一代名将”，作为张灵甫的上级——薛岳总司令自然更是被吹嘘的天花乱坠了，比如：
“今天没几个中国人知道谁杀日本人最多，他叫薛岳，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万家岭大战几乎歼灭了日军106整整一个师团，组织三次长沙会战歼敌十万，没有伪军，纯日本人，换句话说，抗战十四年歼灭日军50万，五个人里有一个他杀的。”
而最近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则更吓人，“薛岳于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27万余人，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说到薛岳在国军战史上的地位，其侄子薛维忠在《回忆我的大伯薛岳》一文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有一次我被台湾的一所军事大学请去做管理方面的演讲，校长晓得我的家世背景，送了我一本《中华民国国军建军史》的画册，我挺高兴地翻看。你猜怎么样？里头谈到了三次长沙大会战，可是竟然‘薛岳’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
薛岳将军抗战期间参加了淞沪会战，指挥和参与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算得上抗日功臣！
然而，其是否真的在万家岭“几乎歼灭了日军106整整一个师团”？“三次长沙会战歼敌(数)十万”？是否真的配得上“歼灭日军最多”的“抗日战神”这个称号呢？
咱们先说说万家岭中“几乎被歼灭的第106师团”，
在1938年10月间武汉会战之万家岭大捷中，薛将军统领十万大军，围攻日106师团一万五千多名日寇，虽说是基本上是十打一的情况下才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毕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和斗志，功不可没！
106师团在万家岭是战败了，这点毋庸置疑。然而，此战是否如薛将军所言：“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呢？
我想，薛将军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仅仅在五个月后，就是这只“几乎被歼殆尽”的106师团，竟然与第6、第101师团一起作为突击主力参加了1939年3月的南昌作战！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此战日军竟然伤亡不过960人！(见《冈村宁次回忆录》，388页)
不仅如此，南昌作战后，106师团一部竟然沿湘赣公路西进追击，于4月2日攻陷重镇高安，与国军嫡系王牌军74军对峙！
日军竟然将一支“几乎被歼殆尽”而重建的师团与国军嫡系王牌军对峙？
这，难道是在讽刺国军无能吗？
咱们再说说薛将军三次长沙会战中是否“歼敌(数)十万”。
先说“第一次长沙会战”。此战指1939年9月至10月间，中日之间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的一次攻防战。
此战为日军主动出击，然其意图并非占领长沙，而是要“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第6页)。8月15日，日军第11军制订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明确战役指导方针是：“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最近敌军逃跑得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极大的重要性)”(《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951-952页)
为此，日军派出十万大军进攻，而第九战区防御的国军兵力为24万。在此役中，“几乎被歼殆尽”106师团又一次作为主力部队首先向第19集团军第60军发起进攻！
那么，最后战绩如何呢？
日军刚刚撤退，薛岳急电蒋总裁报捷：“……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并称此战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9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老头子闻听大喜，给第9战区发去贺电。各大小报纸更是大肆宣扬“长沙大捷”！
然而，日本人的战后总结是这样的：“敌遗弃尸体约四万四千具，俘虏约四千名，缴获主要武器火炮二十六门、机关枪约二百七十挺。我方伤亡为，战死约八百五十名，负伤约二千七百名。”(《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151页)
众所周知，在战争中，双方指挥官为了鼓舞人心，振奋士气，再加上一点点小小的私心，都是要在战报上稍微吹吹牛皮的。而且，不光是国军这样干，共军、日军、苏军、英军、美军……都会这样吹牛皮的，基本上算是军界的行规了！
然而，伤亡人数3千对3万，像这样如此迥然不同的伤亡数字差别，实在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大笑话了！
到底是谁在不要脸的疯狂大吹牛皮？
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贺执圭是这样总结此次会战的：“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而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我军只不过是‘送客出门’”(《记第一次长沙会战》)
再说第二次长沙会战，此战发生在1941年9月至10月间，依然是一场攻防战。
日军“第十一军把这次作战目的定为：‘为粉碎敌人的抗战力量，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军首脑一有机会就强调这次作战的目的，绝不是‘占领地方’和‘夺取物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58-159页))
此战日军击溃薛岳4个军，并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早渊支队……翌28日完全占领长沙……第十一军认为完全达到了作战目的，10月1日日落后，开始返回”(《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62页)。
根据日方记录，“作战结束后，军所报告的战果为：敌交战总兵力约五十万，遗弃尸体五万四千具，被俘四千三百人。日方损失：战死一千六百七十人(内将校一百二十二人)、负伤五千一百八十四人(内将校二百七十二人)，去向不明者十四人，马匹战死一千一百六十八匹、负伤一千零九十二匹。”(《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64-165页)
也就是说，日军伤亡共计6854人。日本人是否吹牛皮，咱们先不说，看看薛将军是如何展示的吧：
看到日本人撤退了，薛将军一下子兴奋起来，又开始大肆吹嘘。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则这样写道：“薛伯陵对外记者及武官谈话，发表湘北之役，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使本部战讯发布组大为作难。又据报，长沙外藉传教师语外记者及武官，敌人二十七日入长沙约两万人，留四日退去。又该访察团对湘北战颇感失望云。”(《徐永昌日记》)
10月25日，当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更是令徐部长大吃一惊：“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汩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枝，余可想矣。”(出处同上)
徐部长写到这里，禁不住大发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即便在当时，薛岳的吹嘘，也早已经是路人皆知了：王世杰也披露，“当时薛岳等之军报，谓我军始终未退出长沙，实属谎报。闻委员长对此甚愤怒。”(谌旭彬：《戴笠披露国军令人发指的贪腐》)
看到薛某人如此厚颜无耻大吹牛皮，连牛皮大王蒋总裁都看不过眼了，蒋总裁战后问俘虏缴获情况，薛将军答曰：俘虏8名！
我勒个去，敌我双方40余万人的大战，吹牛皮说什么“敌遗尸四万一千余具云云”，竟然只俘虏8名？！
尽管老头子算是牛皮大王，可是没想到碰到牛皮高手了！
为此，老头子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大骂薛岳：“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丢尽了党国军人的脸面”。
这边薛将军如此大吹牛皮，以致于惊动了日本人！日军在其战史反思道：“这样秩序井然地占领和撤退，毫未留下任何被占领的痕迹。重庆方面却不断宣传‘长沙未被占领’，反而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产生了啼笑皆非的结果。”(《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
虽然这次会战国军没好意思宣布大捷，但70多年后，果粉们替薛岳宣布大捷，歼敌4.8万人！
再说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第三次长沙会战，30万国军抵御5万日军，薛将军的“天炉战术”终见成效，此战日军伤亡虽然只有六千人，但确实是被“打退”，而不是“撤退”了。
薛将军这回腰杆更直了，第九战区战报称：日军兵力达12万人，“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其轻伤能随队行动逃回之官兵，则尚不在此数之内。生俘敌松野荣吉炮兵大尉以下官兵一百三十九员名，军马二百六十八匹。”(《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要报》，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3》)
厉害啊！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不过，不是作战，而是吹牛皮吹得太厉害了！
先看看日本人的统计数据：国军遗弃尸体28612具，被俘1065人;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死伤战马1766匹。(《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P214-215)，日军伤亡6000人而已。当然，日本人也会有夸大其词之处，但根本不好意思跟薛将军的大手笔相提并论啊。
其实，薛将军如此大吹牛皮，以致于连国军军令部都看不过眼了。会战概要中做出了这样的记述：“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一周间，敌陆续抽调其……所属各部队，集中岳阳附近地区，其总兵力约五万余……敌之伤亡损耗，据俘虏敌各部队官兵供词综合判断，敌军伤亡当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损耗更无计矣。”(《军令部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3》)
进攻兵力从12万一下子减到5万？这不是打薛将军的脸吗？！
对此，薛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给重庆的战报中又大吹特吹什么日军攻取长沙失败撤退后，“败残之敌又经我军四次之猛烈围歼，生还无几，实为敌军空前之惨败”。
然而，薛将军的参谋长赵子立却在事后老老实实地承认，“关于战果部分，如日军伤亡、我军所获战利品等则有所夸大”，“日军的指挥系统未被打乱，日军虽然在艰苦的状况下撤退，却始终是有部署、有指导的撤退。”，而当外国记者提出要看日军俘虏时，却被告知“几个重伤、重病的俘虏，已经死了，无俘虏可看”！(赵子立、王光伦：《第三次长沙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赵当时系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王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
“生还无几”的日军竟然“始终是有部署、有指导的撤退”？“生俘”的139名俘虏竟然一夜之间“死了”？！
最后，薛将军一路吹着牛皮又吹到了蒋主席面前，结果可想而知：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其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何成濬1942年2月25日日记，《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上册，第59页。)
薛将军绝对算得上国军中的吹牛大王了：“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
这里，插一句，其实，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不过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1943年夏的所谓“鄂西大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役被国军诩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但据亲历此役的第18军18师参谋长赵秀昆回忆，这个“辉煌战绩”全系按蒋介石之个人意志捏造。赵秀昆回忆：
“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你们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老头子很高兴，指示要大加宣传……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赵秀昆并且承认：战报报道中，“‘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日军尸体)’是我信笔编造”，“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就18军正面而言，日军至多使用上三四千人兵力，却夸大为两个师团，把敌人伤亡夸大为几万人，更不可能是事实。”(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
言归正传，反正在薛将军的大吹牛皮之下，英勇的国军在长沙一次大捷，两次大捷，三次大捷，大捷个没完没了。
对此，薛岳的好友张发奎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评价的：“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
因此，看到薛将军如此狂妄的大吹牛皮，张发奎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357页。)
当日军真的要以长沙为攻占目标时，薛将军的大捷也到了梦醒时分了：在1944年的1号作战中，日本人用了一天一夜攻占了长沙，被击溃的国军主力仓皇溃逃，导致衡阳守军孤军无援，苦战四十余天之后，被迫举白旗投降！
此战之后，薛岳真的不好意思再吹牛皮大捷了。可是，“果粉”们却依然大吹牛皮，把衡阳保卫战吹嘘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之战”，尼玛有举白旗投降的朱可夫吗？！
我们无意贬低抗日名将，在薛岳将军的率领下，抗日军民奋起反抗，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都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锐气，但是赞扬薛将军的抗日决心，抗日勇气，抗日功劳，不是神话薛岳，而是让大家真正了解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