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蒙昧时代，或封建社会的早期，以及现在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未开化部落里，用活人作为祭祀品，然后分而食之;或将掳掠俘获的敌人，杀来吃掉的习俗，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食人恶俗，至今还流行于西非和中非，及南太平洋群岛。据说，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在由荷兰人完全控制以前，还在市场上出售人肉。而打了胜仗的毛利人，将战斗中死去的人的尸体切碎，摆出人肉宴席，也是常见的。但是，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以后，这种骇人行径，已普遍被视为反人类的罪恶。
中国虽称作文明古国，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不文明的食人记录：
《管子·小称》载：“夫易牙以调和事[齐桓]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为了讨君王的欢心，这位极善烹调，后来被视为中国厨师开山之祖的易牙，竟把自己的儿子弄死。精心做了一道菜，端到宫殿上去。
暴虐的纣王，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个家伙，曾经将姬昌[周文王]拘押在羑里，为了测试其忠诚度，将他的一个儿子宰了，剁成极细的醢(也就是肉糜)，包在饼里，而姬昌居然一点不动声色地，将这人肉馅儿饼，全部吃了下去。
三国时刘备落难，逃到山村里，一位老乡听说他是皇叔，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连忙把老婆杀了，割下肉来炒了一盘菜，让刘备充饥。第二天离开时，才发现那个可怜的女人，像宰杀的猪那样，还在厨房里挂着呢！
想不到进入九世纪以后的唐代，白居易《秦中吟》，其中之七《轻肥》，竟出现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句。中国人愈益文明发达的同时，将人食人的丑恶现象写到了诗里，那真是够吓人一跳的。
《新唐书》卷192，写安史之乱时，睢阳被围：“[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饷，坐者皆泣。巡疆(强)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无论有多么正当理由，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读到这里，那昏天黑地之感，压迫得连血管里的血液，都会凝滞住的。可在史官笔下，一声“止四百而已”，就了事了。文人们能以如此平静的笔调，写出这段惨绝人寰的悲剧，真让人为之气殪。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流芳，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围城的最后阶段，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以人果腹的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绝不能视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做法。
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吗？《资治通鉴》卷220载：“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说明当时，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清代的王夫之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出颜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所以，他的结论：“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鑑论》卷23)王夫之发出这样正义的呼声，对这位远遁湘西四十年，筑石室著书而不仕清的明遗民，更多了一份崇敬。坚贞不屈的他，似乎应该赞赏这种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作出的牺牲。但他却谴责了这种贼仁戕义的食人现象。如果连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话，人性泯灭，兽性张扬，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是，回顾历史，唐以后的宋，宋以后的元……人食人的可怕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这实在是中华文明中极不光彩的一页。
北宋末，“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宋？庄绰《鸡肋编》卷中)
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
明末，“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连岁干涸，至是弥甚。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荞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蒿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清？彭遵泗《蜀碧》卷四)
一直到清末，食人风仍不绝如缕，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夕，与秋瑾同时起义的革命团体光复会人徐锡麟，行刺满清政府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最后，惨遭杀害。心肝竟被恩铭卫队的鹰犬们，挖出炒食，惨不忍睹。
从以上的例证来看，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封建王朝的全部历史中，凡是标明为“末”的时期，都存在着农民起义和统治者不甘心退出舞台而疯狂镇压的对峙局面。无穷的战乱，无尽的天灾，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毁灭性疯狂，就构成了中国人苦难的岁月。
虽然，总的来说，人类进步文明，社会发展成熟，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不会倒退的。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之中，并不意味着不再出现倒退和逆转的可能。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食人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终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否则就果如唐太宗时魏征驳斥封德彝所言：“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薄，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
所以，长达四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种人食人的恶本质，已经阴魂不散地潜藏在中国人遗传基因之中。一有得以释放出来的机会，余毒尚存，又会产生出新的食人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狂飙弄得神州快要陆沉之际，被蛊惑起来的恶，压倒良知，压倒理智，压倒最起码的善以后，不也发生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累累恶行吗？
在中国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
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
这一份骇人听闻的食人纪录，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历史教科书，黄巢是农民革命领袖，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行径，那是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若是以毛泽东提倡的两分法的观点看，不那么以偏概全，不那么一白遮百丑，而取实事求是精神，这位革命领袖在荼毒非统治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屠夫，比之于他，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残杀方式。
据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贼。生灵歼于此矣。”
据《旧唐书》：“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无论是黄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肉，还是黄巢以后的秦宗权，腌人尸作随军粮糗，都比不上黄巢。
“[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
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据史书，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看来，他从长安城里的龙椅上滚跌下来，意犹未尽，没有过足皇帝的瘾，干脆在此再成立一个临时朝廷，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一番。中国封建社会能迁延数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这里，农民革皇帝的命，不过是革掉了皇帝以后，他来做皇帝而已。
但是，这位皇帝要养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数万名为他打陈州的起义将士，持续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被食人数。
“舂磨砦”的发明权，不是黄巢，应该属于朱粲，名称略不同，叫“捣磨寨”。黄巢围陈州，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丧钟快要敲响。一个知道死神即将来临的赌徒，还有什么筹码不敢推到赌桌中央呢？于是，将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这位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即使以唯物史观判断，也很难再冠以“革命”二字来美化他了。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铁与血的较量中，你不能将敌人消灭，对手也会将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历代农民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起义军的头目，无不残忍野蛮，无不杀人无算。但是，像黄巢以人肉为粮糗的恶行，绝非一般意义的战场上的较量，而是人性灭绝的屠杀。
这位革命领袖从长安退出来以后，“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驱，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联兵。”结果，他没想到，碰到了陈州这个硬钉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陈州刺史赵]犨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溵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赵犨“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资治通鉴》唐纪卷七十一)这里所说的“怒”，表明这位革命领袖精神状态，已经接近疯狂。
读中国史，农民造皇帝的反，确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但在争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领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于农民阶层者，真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劳动者，是并不多的。通常，都产生自农村中好逸恶劳的躁狂一族，也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
而黄巢，更属于这类痞子中训练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锋，起义前，他就是一个私盐贩子，起义后，追随的那个渠首王仙芝，也是一个私盐贩子。盐作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来源，历来统治者对其生产销售的管制，采取极严密的措施。然而，极大的利润，自然诱发极大的冒险;而极强的镇压，也就难免遇到极强的反抗。所以，私盐贩子干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行当。残忍，狠毒，亡命，冒险，破坏，毁灭，嗜杀，劫掠，便成为职业习惯。
暴虐趋于极端，与疯狂无异。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黄巢需要这样做的话，连眼皮也不会眨一下的。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从官方史书，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写黄巢的章节，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经有过任何人性流露的缘故。
无论正史，野史，对于黄巢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可近五十年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封建统治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于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物的诬蔑。无论如何，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若是从黄巢之乱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华民族的总体国势，一直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不禁疑问，黄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究竟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张扬作用？还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都张开大嘴食人了，还有什么“革命”意义好讲？难道因为他反对封建统治，披上一件红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兽那样以人为食的举世大恶，忽略不顾吗？
即使退一万步，领袖也是人，作为一个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那么，加之于这位私盐贩子黄巢头上的光环，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
像这样经不起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领袖，又岂止黄巢一人。其实，据史书有关黄巢的行状，这位“革命领袖”，可算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物。
姚雪垠作长篇小说《李自成》，拔高这位明末的类似黄巢的“革命领袖”，不管是为了迎合讨好，还是胡诌八咧，竟然有了一点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合拍的游击战略。这位私盐贩子以“流寇”起家，短期内也取得过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龙椅的日子多得多。应该懂得，“流”，是他们这支起义军的生命线，只有“流”，才有可能在统治者的缝隙中求得生存空间。最后，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陈州搞开了阵地战，壁垒战，围城战，不是存心找绳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吗！
因此，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终是一个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围三百日食人无算拿不下陈州;三、想被招安，讨价还价总谈不拢条件;四、想当皇帝，进了长安连板凳也未坐热，又卷铺盖去当“流寇”。是一个基本没有做成什么，或从来没有做好什么的，让人无法讲出特点和长处的半吊子。
不过，也许他可算是一个诗人。
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收诗近五万首，录有他的诗作三首。因为在中国，不光唐朝，历代之君，都有爱写诗的雅兴。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很屁。黄巢的诗，属于后者。《全唐诗》，书名有个“全”字，自然要收黄巢的诗，不过占总量的万分之几，说得过去。解放后，社科院文研所编的，收诗六百三十首的《唐诗选》，对他破格相待，与王勃、宋之问、王之焕、贺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选两首的规格，很显然，编委们是看在革命同志的份上，出于阶级感情之抬举了。在中国诗史上，从来没有黄巢的份，直到解放后，才获得革命诗人这顶桂冠。这就是中国人的习性了，喜欢倾斜，一倾斜，臭狗屎也能变成香饽饽，何况黄巢的诗，总还算得上合辙押韵，四平八稳呢！
其中一首《菊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首诗，更像打卦问卜的籤词，既有预言的神秘感，也有不第秀才的腾腾杀气。果然，应了这首诗的谶言，他第一次进长安，还真是什么花都“杀”，连菊花也“杀”光的冬天。
我估计这首《菊花》诗，应该是在公元880年左右，他挺进中原，直奔洛阳，西岳在望，临潼不远，都城长安已成为他囊中之物时写出来的。黄巢第一次进长安，是一个应考的举子;如今，第二次进长安，就是等着当大齐王朝的新科皇帝了。他曾自号“冲天大将军”，以及这首诗中“冲天”词语，现在他可以踌躇满志地说，那个不让他科举及第的唐朝之天，马上就被他冲破了。
黄巢能有这一天，第一，他得感谢唐王朝进入末期的倒行逆施，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使他有了造反的群众基础;第二，他得感谢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涣散，失控，无法形成合力，使他有了游走的生存空间。黄巢揭竿以后，先投奔王仙芝，王兵败被戮，王的二把手尚让，率余部与黄巢会合，就这样，渐渐壮大起来，成了气候。
黄巢的人马，在官方的史志中，通常称之为“流寇”，这个“流”字，倒颇为准确地描写了他们在各个节度使的夹缝中，从中原“流”到岭南，又从广州“流”到洛阳的征战过程。
公元879年，“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管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公元880年，“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啗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詗知诸道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璘击之，兵败，璘死，巢势复振。”
同一年：“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璩请以天平节钺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唐王朝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将他肃清，或者，将他招安，但政权到了垂死阶段，文官武将，各怀鬼胎，终于坐看着一个私盐贩子要到长安坐龙椅了。
891年：“[孙懦]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
893年：“李克用出兵围邢州，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镕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啗之。”
902年：“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
906年：“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以上见《资治通鉴》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
……
重新翻阅一过中国历史上的食人记录，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有主人公这样一段话，实在值得深思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
不管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食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食人，当然也包括那种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地咬人在内，所有打出来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实，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恶行的遮羞布罢了。黄巢只不过是这样的“革命领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国人为了求得自身进步，数千年来，为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
写到这里，除了“夫复何言”的摇头感叹之外，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多数，属于绝对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宁写悔过书，作深刻检查，痛骂自己为王八蛋，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也绝无站直了，任砍任杀决不低头的气概;一类为极少数，扰如农民中有流氓无产者一样，文人当中也不乏个别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黄巢就是这种不甚安分的躁动强项一族。《新唐书》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前者，大多数举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顶多作一首“不才明主弃”的五绝，发发“怨而不怒”的牢骚而已。后者，如黄巢，就不一定咽下这口气，“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逾数万。”你不让我当进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剐，把你皇帝拉下马。
这点革命精神，应该肯定。
宋朝的赵姓皇帝，在总结唐代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实权，不让他们成为唐代节度使，动不动带部队开到西安灞桥，要中央政府听他的摆布。二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录取面，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政府一员的机会大大增加，免得他们心怀不满，走向对立面。虽然，这也并非良策，地方官手无兵权，难以抵御边敌，以致疆土日蹙;大量开科取士，政府冗员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两宋三百年间，特大规模的流寇现象，具有全局性的农民起义，倒也未曾发生过，说明这样的绥靖政策，未必没有道理。
黄巢似乎也明白这点奥妙，“士”这个阶层，可得罪，也不可得罪。当你坐稳了江山，他们就成了豆腐，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你尚未坐稳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点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将你视作豆腐，给你捣点小乱了。
所以，“巢因民谣，有‘逢懦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当然，如果他果真以这样的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也许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来当过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点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腾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来得及，也许不至于最后脑袋搬家。
我一直怀疑，这句顺口溜式的民谣，出自这位三流诗人的笔下，显然是为他千秋大业着想。最初还真是像模像样地做出了一些姿态，第一次进洛阳，“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第一次进长安，“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坏的开头，要是黄巢能够坚持下来，也许真能成气候。但是，他率领的农民兄弟，和原来就不是地道农民的流氓无产者，以及与他一齐亡命过的盐贩死党，以及与他通声气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从金碧辉煌的春明、通化、延兴三门，进入长安城，到达皇城中更为富丽堂皇的朱雀、承天门时，眼前的红男绿女，花花世界，弟兄们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当然，首先将眼睛直起来的，应该是黄巢。
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全部的揭竿而起者，所有进城的农民弟兄，眼睛都会直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让全党同志读一读郭沫若氏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有这一份担心在内。再看看如今挖出来的巨贪，若是查查他们的干部登记表，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之八九，都拥有极好的出身，极好的成分，但由于眼睛太容易直起来，最后终于坐到了被告席上，拉到了法场上。
现在回过头去看黄巢带进长安城的数十万起义军中，有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者，有无以为生，铤而走险者，有打家劫舍，盗掠成性者，有造反发财，投机倒把者，有匪枭亡命，杀戮为生者，这些胜利者总不能整日里在长安城的百货公司里闲溜达吧？即使那一水儿被裹挟而从，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跟着黄巢厮杀过来的地道农民，又如何？总不见已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黄巢赏赐下来的金银财宝，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于是，“寇”性大作：“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史书上称这些在统治者缝隙间辗转作战的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是中国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成败观的反映，不能责备史书作者的势利眼。因为，在“流”的过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径，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军，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但夺得政权后，不“流”的同时，也不“寇”，或少“寇”，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过这个“寇”字，也就只能永远为“寇”了，历史总是这样惩罚那些太沉不住气的进城农民弟兄。
遗憾的是，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始终也未摆脱掉“流寇”状态，一路征战过来，所经之地，旋即放弃，都是雨过地皮湿地一掠而过，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建立政权，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个目标，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甚至拿下长安以后，居然不继续派兵马追赶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于登基，忙于封官，忙于找女人充实三宫六院。那么，他的数十万军粮匮乏的战士，有什么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
第二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口，贴小字报，写了几句打油诗，嘲讽新任尚书的尚让。此人也是一个盐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计一定是本部门的干部或门卫所为，全部拉出来，一个个都挖出了眼珠，杀死，倒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盐贩子觉得还不过瘾，下令把长安城中，所有能写几句歪诗的人，杀了个精光，不会写诗但识文断字的人，一经检举，统统去扫大街，刷厕所。这一场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脑袋。
从这次整肃以后，曾经被大齐皇帝聘为翰林学士的，做样子也好，不做样子也好的那位诗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黄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则肉师必覆”的民谣，便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
于是，广明元年(880)十二月，起义军攻占长安的入城式，在长安市史上，怕是最壮观的一次，便成黄巢再也找不回来的美梦了。“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然而，以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虽离心德，但也不愿意看到黄巢取而代之的将领、节度、实力派，反扑过来。广明二年(881)四月，在官军的围逼下，黄巢曾经一度退出长安，倒有点不怕摔了坛坛罐罐、诱敌深入的勇气，但是，再次攻占，首先他自己的流寇习性大发，“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无入城时的长远之想了。
广明三年，中和元年(882)四月，“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黄巢起义军的形势便走下坡路了。“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黄巢从杀人到食人，大概从此开始，一开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给这位革命领袖后来的食人罪行，稍加开脱的话，也只能说，诱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唐王朝的统治机器，是毫无疑义的教唆犯。
人类的恶行，从来像癌症的基因一样，潜伏在社会机体之中。恰逢盛世，社会如同健康的躯体，有足够的抵御邪恶的能力，纵使有个别或局部的恶，在受到抑制的条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够有力量战胜恶的挑衅，即使构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不至于使历史倒退。
相反，一旦恶本质得到肆意释放的机会，便如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下，黑暗压倒文明，邪恶压倒善良，腐败压倒良知，动乱压倒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产生腐朽的政治，腐旧的思想，腐败的官吏，腐烂的制度，腐蚀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灭的，从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恶的败类。
正是这样的乱世，官方的败类才能按肥瘦论价，卖活人给起义军作食粮。随后，黄巢更创造出来世所罕见的食人纪录，自然与官方的启发分不开。于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便以不可遏止之势，贯穿于整个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恶行之频密发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黄巢虽死，食人不止。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中国，坠入空前的黑暗之中。
887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锋、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同年：“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啗者。”
889年：“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