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发家之谜：咸丰十年(1860)前后，太平军在长江下游屡战屡胜，当地一些大地主陆续被撵到上海孤岛上。由于上海滩早已是开放的通商口岸，也许是有赖于此间的洋人，以及洋人在这个孤岛上所设立的一处处独立的租界，太平军一时尚未涉足，但盘踞在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已率大军兵临城下，形势万分危急。
蜗居在孤岛上的一些士绅为了免遭最后灭亡的命运，一边迅速成立“中外会防局”，以期依赖洋人的武力来保卫上海;一边又选出士绅代表、前清名臣钱宝琛(浙江巡抚)的儿子钱鼎铭，带着募集来的20万两白银，雇用了几艘外国轮船，率人前往安庆，向曾国藩求援。
钱鼎铭到达安庆，对着曾国藩声泪俱下，说上海士绅们渴盼曾帅，犹如久旱之地盼甘霖。钱鼎铭哀求曾帅早早派兵，以解上海之围。继而，钱鼎铭又掏出一封信。信是苏州名人、李鸿章的同年进士冯桂芬写的。冯桂芬在信中称，上海是江南的膏腴之地，商业发达。在那里，每月可筹到银饷60万两以上——对正缺少银子的湘军来说，这可算是最大的诱惑了。当然，这一诱惑对“长毛”也同样存在，谁不想咬走一块肥肉？
另外，钱鼎铭还通过其父钱宝琛与曾国藩、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同年进士的关系，走后门套近乎，劝说二人及早东援。
面对这种形势，曾国藩感到颇为棘手。上海确实是军事、经济重镇。按理说，应全力支援，但上海距安庆千里迢迢，兵派少了，无济于事;派多了，湘军也没那么大实力。更为麻烦的是，万一大本营安庆出现险情，即便是往回调兵，谈何容易！再说，当时驻扎在安庆的湘军并非实力雄厚，派兵去上海，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对于整个战局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况且，太平军总部已设立在邻近的南京，南京与上海孰重孰轻，曾国藩比谁都清楚。正在曾国藩感到左右为难之际，朝廷催促曾国藩发兵上海的指令到了，这就由不得曾国藩再犹豫了。他知道，这已不仅仅是上海士绅们的邀请和求援，而是来自朝廷的命令了。派谁去合适？曾国藩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胞弟曾国荃。
曾国荃(1824—1890)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曾九，乃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1856年，他在湖南老家招募乡勇3000人赴江西吉安，援助哥哥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该乡勇组织称“吉字营”，成为曾氏湘军的嫡系。在以后几年的征战中，曾国荃战功赫赫：在1857年底，曾国荃在江西吉安击退前来增援的太平军劲旅石达开部;1858年，攻陷吉安，升任知府;1859年，占领景德镇，火烧全城，升为道员;1860年，围攻安庆，屡屡击败太平军。当年9月，曾国荃用当地最为先进的武器—地雷—轰塌安庆北门城墙，攻陷安庆;1862年春，曾国荃率领“吉字营”等嫡系湘军围攻南京。1862年10月，与忠王李秀成太平军在南京激战40余日，迫使李秀成退兵;1864年7月，采取挖地道的形式，再次使用地雷，轰陷南京城墙，纵火烧杀抢掠，大火七日七夜不熄。据说，曾国荃在这场大战中，抢得大量金银财宝。为了不致暴露，曾国荃遵从大哥曾国藩的劝告，称病回籍放假。自此之后，曾国荃察探风声，屡病屡出。
朝廷指令曾国藩派兵东援时，曾国荃正积极备战，准备沿江而下进攻南京。如果拔掉太平军的这一老巢，当然是头等军功，因此，曾国荃对东征上海并无兴趣。
其次，曾国藩想到的就是他手下的宿将、也是他的同乡陈士杰。
陈士杰(1825-1893)29岁时通过拔贡，被选职为户部七品官。咸丰元年(1851)丁父之忧，回到老家，旋即投入老家镇压农民起义的斗争，成为镇压团丁的首领。咸丰三年，加入曾国藩湘军。以后，一直率领乡勇平定家乡的各种农民暴动。陈士杰平素以办事稳健、有谋而得到曾国藩的信任。
当曾国藩将东援上海的任务下达给陈士杰时，陈士杰立即在家乡招募到上万人的子弟兵并积极训练，但就是不发兵。慈禧太后几次下懿旨，可这位陈大将军依旧岿然不动。曾国藩实在忍不住了，就派人将这位陈大将军叫到安庆来，问他到底咋回事。
陈士杰低着头，跪在地上，半天不吭声。曾国藩急了，叫陈士杰说明原因。陈士杰一抬头，早已老泪纵横。他说：“援沪之兵早已训就，只是微职上有90岁的老母，万一微职战场上丢了性命，老母是万万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的，因此……”
曾国藩闻言，已知道陈士杰心中的“小九九”。到底是为了孝敬母亲，还是贪生怕死，曾国藩已没有时间来调查核实，要是老佛爷的懿旨再到，恐怕已不是催兵上路的问题，而是催他“曾剃头”上西天的大事了。于是，他赶紧命令距离上海很近、正驻扎在镇江的清军总兵冯子材火速援沪。可军令发下去后，如石沉大海，也一直得不到冯子材的回音。究其原因，无法知道。曾国藩差不多真的要失望了。这时，李鸿章出现在他面前。
曾国藩提议，要李鸿章东援上海！孰料李鸿章还真的乐意去。李鸿章自从在老家安徽打了几次胜仗后，虽然升到了四品官，但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这一官秩便成了虚衔，根本没有行使这个四品官、独立带兵打仗的机会，而且，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中人才济济，他很难等到独当一面的机遇。李鸿章知道，要想往上爬，爬到帝国的最高层，没有恩师的举荐那是万万不成的，但说实在的，李鸿章认为曾国藩的办事风格一向犹疑有余而果断不足，每遇重大事件需要作出决定时，他总是向李鸿章请教。在曾国藩手下，他一直是个被使用的角色，而不是被重用的人才。
李鸿章一直盼望着能有自己作主、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恩师曾国藩要将东援上海的大任交给他时，他觉得英雄正逢其时！李鸿章心痒难耐，他激动不已，因为，他马上就能率领湘军浩荡东去了！
可恩师又发话了：“少荃，你这一去，我虽然可以高枕无忧，但自此之后，我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啊！”李鸿章谦虚地说：“曾师营中人才济济，胜于我者，多矣！”曾国藩说：“不过，现在南京还没拿下，湘军人手不济，你这一去，我是没有兵送给你啊。让你做帅，兵就由你自己去解决了。”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光杆司令”！
不仅对李鸿章，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大难题！时间这么紧迫，从哪儿弄来部队？还要千里迢迢东援上海滩？李鸿章急了。但是，李鸿章紧蹙的眉头很快就展开了！湘军固然是现成的，但军中老气横秋的、吸大烟的、开小差的不乏其人。再说，这些人是跟着“曾剃头”来的，除了“曾剃头”，他们还愿听他李鸿章的命令吗？李鸿章想：不如自己募集。李鸿章领命之后，急匆匆赶回老家—历史，给了他发展淮军的机遇！
为了尽快募集一支军队，回到合肥的李鸿章从三个方面搜罗乡勇。
一是利用他父亲李文安的关系，寻找那些世交的弟兄们。当年，他曾和他的父亲共同在肥东、肥西办团练，曾经连续打过一些胜仗，共同谋事的弟兄曾得到过一些好处，从而在这里建立过一定的人缘关系。李鸿章首先派他的弟弟李鹤章去肥东，收招当年被打散的人员，他自己则去肥西，找到当地有名的团练头子张树声。
江淮之间数年来一直遭受着太平军和捻军的掠扰。地方团练在清兵“匪兵”的争斗中，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挫越勇。各乡各圩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设寨自保。同时，各圩各寨之间又相互呼应，相互求安。张树声自幼就跟着办团练的父亲张荫谷耳濡目染，真正是“从娃娃抓起”抓出来的一方山大王。而张荫谷又和李文安是在办团练中结识的“好弟兄”。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与张树声便成了“世交”。
李鸿章对江淮子弟的禀性是很熟悉的，只要感情深，什么都好说。他们不一定顾忌到多少国家政策、民族召唤，他们认的是弟兄感情，带有比较浓厚的江湖义气。张树声在家乡早就听说过李文安的二公子在湘军大营中当差，而且混得不错，本来就想联系，此番李鸿章找上门来招兵买马，张树声认为这正是投靠他的好机会。于是，张树声立即将其属下爱将刘铭传、周盛传、周盛波兄弟叫来，通报新的情况。
刘铭传本来是个私盐贩子，在地方上以杀了欺负其同宗女眷的地痞而扬名;周氏兄弟也没什么文化，几乎都是些“草莽大亨”。张树声、刘铭传及周氏兄弟曾模仿“桃园三结义”结盟为弟兄，如今一听召唤，齐来听计。当得知李二先生回来了，要将他们编入淮军，成为大清政府的编制，并从此粮饷不愁时，个个都乐意，发誓要杀尽“长毛”，替父报仇。他们一直在寻找报仇的机会。听说在湘军大营中颇有“市场”的李二先生来招兵请将，潘鼎新立即响应，把手下的一批三河团练全部拉到李鸿章的大旗之下。
接下来，李鸿章就去寻找当年与他父亲同在一起办团练、结果也是被太平军杀害的忠良吴廷香的儿子。听说吴廷香的儿子名叫吴长庆，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提起有杀父之仇的“长毛”，吴长庆的牙齿都恨得咯嘣直响。他手下也聚集着一批乡勇。吴长庆曾对这群兄弟们发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世交李鸿章与他一拍即合。
再就是李鸿章去找他的学生刘秉璋。刘秉璋(1826-1905)是庐江县人。咸丰十年(1860)中进士，在翰林院任编修。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的家乡受到太平军的洗劫。刘秉璋觉得这是家乡的奇耻大辱，于是弃文从戎，回到家乡办团练，以对付他切齿痛恨的太平军。
刘秉璋在未中进士前，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对刘秉璋的父亲说：“你的伢子以后就跟我家老二学吧。”李文安说这话时，李鸿章已经考中进士了，因此，后来就有人说李鸿章是刘秉璋的老师。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刘秉璋很快就将自己的乡勇拉到老师李鸿章的麾下，并表示为替父老乡亲报仇，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李鸿章网罗的这些乡勇首领中，刘秉璋与李鸿章处的关系最近，两家结成了姻亲，前后有七门婚事。
刘秉璋后来成了李鸿章的心腹大将。1885年，刘秉璋任浙江巡抚时，指挥了中法战争中的“镇海之役”，击毙法国军队统帅米禄，击沉法国军舰一艘，重创三艘，取得了近代史上近海保卫战的唯一一次胜利。
除了招兵募将，李鸿章还特别留意在家乡物色幕僚。后来跟他一辈子的安徽东至人周馥，就是这时候发现的。周馥(1837-1921)家穷，但一笔字写得规矩隽永。李鸿章一直认为字如其人，能写得如此好字，为人处世当不致没有章法。可以说，周馥伴着淮军的诞生而出现在李鸿章的幕府之中，直到李鸿章生命终结的最后，这位大管家还守在他身边。同时，后来成为李鸿章儿女亲家的蒯德模、蒯德标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李鸿章幕府的重要谋臣。
不到两个月，李鸿章兄弟在肥东、肥西召集的乡勇兵力超过了2万人。从外表看，说这些人是乡亲聚会倒是挺合适的;可要说他们是军队，那就有点滑稽了：他们不会队列，甚至不会排队，高矮长短，参差不齐;衣着也五颜六色，破烂不整，谈不上统一。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大伙儿头上都扎着一条毛巾，但毛巾的颜色也不一样。可李鸿章知道，这帮弟兄不中看，但打起仗来说不定挺中用。他对这些弟兄们的性情了如指掌：讲究面子，讲究感情，只要有交情，个个愿意把头提在手里跟你干！有了这个规模的人数，李鸿章就带着这伙后来被称为淮军、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队伍来到安庆。
曾国藩十分钦佩这位安徽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变戏法似的招到这么多兵，但他们的阵容确实使曾国藩不敢恭维。这些淮军不说打仗情况难以预料，就是平时见到首领，连个军礼都不知道怎么敬;说起话来，全是“弄妈弄妈”的一口不文明的土腔调，但朝廷不断地催促上路东援，上海那边已等不及了。
曾国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是把这些“淮勇”根据其营官的姓名暂时分成五个营，潘鼎新带领的淮军为“鼎字营”，刘铭传部称“铭字营”，吴长庆部称“庆字营”，张遇春部称“春字营”，张树声部称“树字营”。这五个营的营官都是李鸿章的老乡，且都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
正当李鸿章在组建江淮乡勇时，朝廷传来信息，一方面催促曾国藩尽快发兵东援，另一方面清廷已在上海“借夷助剿”，即向洋人借师，用以镇压太平军。洋人当时集中了400人，3门炮，组建了“洋枪队”。洋枪队组建后的第一仗，便将近2000人的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杀了1000多人，活捉了300多。在后来的屡次战斗中，洋枪队多次获胜，因此被人称为常胜军。当然，常胜军偶尔也打败仗。
曾国藩对大清朝廷“借夷助剿”的主张不予支持。他认为，这种措施是权宜之计，它只可以解得近忧，而无法排除远患，而且，洋枪队在战斗中要是不断得到发展，将来势必尾大不掉。于是，曾国藩立即上奏朝廷：洋枪队至多只能在上海城内执行防务，指望洋枪队出击进剿，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当时，清廷正指望洋枪队去收复已被太平军攻占的江苏省会苏州。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形势，曾国藩催促李鸿章速聚乡勇，尽早东援。
这些淮军被集中到安庆后，来不及进行系统的训练，曾国藩就与李鸿章商议给这些士兵如何装配。曾国藩主张淮军的装备、粮饷及训练方式完全照搬湘军模式，武器装备则主要是刀矛、小枪，还有少量的重型武器，如抬炮、小炮、劈山炮。小枪的使用方法主要是从枪的前膛装进火药，然后牵出药线，开枪时，就是点燃这个药线。有时药线受潮，小枪就成了哑枪。抬炮、小炮、劈山炮等在使用上都有类似的不便和毛病。这些武器，被利用来对付太平军是不嫌落后的，但要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洋枪洋炮比，那就显得太寒碜了。这支来自皖江圩堡里的淮军开赴上海滩，能镇住那个花花世界吗？
1862年清明节，淮军正式整装待发。从安庆去上海，有海、陆两条路。走陆路，必须经过太平军占领区南京、苏州一带。穿越这些敌占区，当然风险很大;走水路，顺江而下，也必须经过芜湖、南京等“长毛”控制区，来自太平军的威胁依旧不可想象。
一直在静候援军动身的钱鼎铭建议还是走水路，因为上海士绅代表来时，已经雇了三条英国的轮船。太平军只打清人，洋人的东西，“长毛”们是不会轻易动手的。这样，精选出的9000淮军，从4月5日起，先后分七批陆续运抵黄浦江。
当时随淮军东下，后来一直在李鸿章幕中作幕僚的周馥，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满载淮军的英国轮船一路上是相当安全的。在没有太平军的时候，两岸百姓一看大轮船上满载土里土气的“痞子”，谁也不敢惹事;当轮船进入南京江面时，从船上能清楚地看见驻守南京的太平军戒备森严，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英国洋船上的这群“土痞子”，似乎摩拳擦掌，但就是没敢动手。
近万名淮军，就这样在太平军的眼皮底下，顺利地到达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