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19日，随着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扩大总理纪念周上所作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的公开发表，一场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导的新生活运动，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的亲自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那篇《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中，蒋介石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要求广大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个方面;新生活运动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并达到“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的“三化”标准，使人民彻底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传统陋习。
随后，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全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迅速在江西南昌成立，有40多名干事，全是名头响亮的军政大员。宋美龄也成为该促进会下设的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后来便成为了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实际倡导人。
宋美龄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于是，宋美龄竭力鼓吹妇女要成为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等等。宋美龄为推行新生活运动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某种成就感。
据史料记载，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倡导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不仅仅是开开会议、喊喊口号，也曾以促进总会名义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以推进。诸如，对如何实行“三化”下发的有关详尽规定，条目分明，内容繁琐，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的相当严格，如在生活艺术化方面有“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在生活生产化方面有 “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在生活军事化方面有“提倡冷水洗浴”等明确具体规定。而这些过于繁琐细致的规定要求，在实际推进中确实很难把握和落实，导致新生活运动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出现自然也是难以避免的了。
在那场波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内各地为了迎合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指示指令，还出现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和笑话。比如，浙江省的新生活运动曾一度提倡全民禁烟，不仅禁止吸鸦片烟，而且连吸卷烟也被禁止了，城乡的烟草售卖点被捣毁，成堆的卷烟也被收缴。幸而有英美烟草公司出面上告，才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山东的韩复榘在全省政府机关公务员中强令推行理光头，遇到有不理光头者就被抓进警局打20大板。湖南、四川等地还要求妇女都要梳理宋美龄那样的发髻，派出大批军警上街围剿剪发和烫发的妇女，一时间闹得社会上民怨鼎沸。
据冯玉祥后来回忆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运动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运动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运动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倡导推行的那场新生活运动，当时国内知识界普遍评价不高。一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认为，倡导推行新生活运动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倡导者和推行者的主观意愿太多了;把一个人的长官意志通过行政命令推给各界民众，未免脱离国情脱离民众，等等。1935年2月，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认为新生活运动所宣传的乃属做人的基本内容，就好比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过分夸张强调那是会遗笑后世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虽然逐渐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捐物等与抗战有关的活动，但因新生活运动本身过分注重形式，其思想内容脱离当时国情实际，且过于空泛，更为严重的是与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诉求相去甚远，新生活运动已呈后继乏力之势。
1949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发起15周年前夕，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早已无暇顾及新生活运动，蒋介石便在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上报的请示中亲批了“暂停办理”四个字。于是，一场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也许是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向来对搞运动情有独钟，已撤退到孤岛台湾的蒋介石又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出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人认为这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但因对此缺乏研究考证而不得确认。
另据媒体披露，蒋介石在台湾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复兴运动来禁锢台湾岛内异端思想，达到其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保护和复兴中华历史文化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