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侵华日军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第39集团军先头部队越过中蒙边界，向侵驻西科前旗(今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闪电般的进攻。
伪兴安总省(驻王爷庙街)警务厅长福地家久组织150多人的“抗苏队”，于8月11日执行事先制定的“焦土计划”，焚烧主要的军政机关秘密档案、机关文件库，烧毁兴安总省、王爷庙特务机关、蒙民厚生会等多处建筑。
从王爷庙街撤退前，福地家久命令伪兴安医学院院长小康从医学院的细菌库内拿出带细菌的老鼠，放进西科前旗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所有粮食中，同时在粮食中撒布了其他的细菌和毒药。
8月21日，王爷庙街突发鼠疫，并导致霍乱、斑疹、伤寒、麻疹等大量传染病流行，把一座美丽的草原小城变成了满目疮痍的“黑死之城”。
鼠疫在王爷庙发生后，迅速蔓延到毗邻18个旗县乃至整个内蒙古东部地区，从1945年冬至1947年春，累计死亡4万多人。仅王爷庙地区(当时全城人口不足3万)因传染鼠疫和吃掺有毒药的大米、白面后死亡的人数就达3000余人，有的全家丧命，并造成了连续三年的鼠疫大爆发，致使城区1/10的人死亡。一家估衣铺老板，身体健壮、魁伟，在经营店铺时染病突然倒毙。一家居民，全家24口人中有22人染病身亡。驻王爷庙街的苏联红军士兵有200余人染病死亡。
在这场大灾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佟金生回忆：“家中出事的时候是1945年冬天，雪下得很大。那一天，我爸的朋友有十七八个人，好像是两家子……我奶奶和妈妈炒菜、备酒。客人带来许多东西，其中还有大米，晚上吃的大米饭就是用他们带来的大米做的。第二天早晨，日头还没出来，我被哭声吵醒了，家里的大人都围在我爸睡的炕头上，我妈哭着对我说：‘你爸死了！’”
“日头出来了，我爸的一个铁哥们儿姓黄，他路过我家看到烟囱还没有冒烟，就进门问，老哥们咋回事，日头这么高了还没烧火呢？说着进来看了一眼，没想到他回到家晌午就死了。他一死，村里就有人说，可能是‘黑死病’，因为那时王爷庙街里正在闹鼠疫。”
“晚上，我奶奶去找牛，回来时好好的，刚吃了一个饼，突然说不行了，吐了几口血沫子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爷爷和我妈死了。可怜的妹妹当天晚上也死了。村里人把我家死人的事通知了防疫队，我家被隔离了，谁也不让进来，我们也不能出去。大人都死了，屋里也没人烧火，我们饿着肚子吓得只知道哭。弟弟不到一岁，还不会走路，饿了就在炕上爬着找妈妈，一边哭一边吮着我妈已经僵硬的奶头。天黑了，我和哥哥找不到点灯的火柴，我就爬到炕上睡在奶奶的尸体旁。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一直和她睡一个被子，奶奶死了我还守着这个习惯。第三天早上我从盖着奶奶尸体的被窝里爬出来，去推我哥哥，他已死在我妈的胸脯上了。三天时间，我家大人孩子死了7口，7个死人都在炕上，死相难看又可怕。开始，我一天到晚都在哭，眼泪哭干了，嗓子也哭哑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跟着家里人一起死……”
距西科前旗王爷庙街东南91公里处有个叫魏老疙瘩的农民，8月的一天去王爷庙街买回米、面、酒，回家吃过晚饭，当天夜里就死了。按当地风俗，当家人死了，要停放三天才能埋葬。亲戚朋友，乡里乡亲陆续前往探望，有的在他家吃住，几天内就死了17口人。他的舅舅带两个孩子前来探望，回家途中孩子突然发病倒地。他的舅舅感到情况严重，为保护家乡的亲人不再受传染，他断然决定大义灭亲，就地弄了堆苇子、柴禾点燃，将两个孩子推进火堆活活烧死。附近屯有个阴阳先生叫张聋子，被请去给魏老疙瘩看风水送葬，回家第二天就发病死了，他家一连死了6口人。
1946年4月，苏联红军派防疫司令廉斯基上校率专家10余人，防疫员30人，携带防疫药品、器材装备到王爷庙街控制疫病蔓延。东蒙古自治政府也成立防疫指挥部，组织卫生队和学生给王爷庙街的患者服用磺胺等药物，并以鼠疫肆虐的重点区域向外扩展，采取“由近到远，由里向外，先打家鼠，后打野鼠”的方法，对肺鼠疫患者一律隔离治疗，死者全部定点由专人火化，对未受传染的民众逐人检诊检疫、服药预防。经过中苏双方共同努力，至同年10月，王爷庙街周围地区的肺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