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粉红的崛起
社会新群体及其承载的新思潮，首先是一种新的社会心态，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的无声变化处悄悄生长。起初没有名字，点滴绽放，进而成势，有离经叛道之象，被人察觉后，往往先被赋予否定性命名，却促使对象获得自我意识。小粉红及新爱国主义的崛起就经历了这一过程。
今天中国舆论界的一大形势，是网络青年的新兴思潮与知识界出现严重断裂。学界传统的分析范畴如左右之争、启蒙与保守之争、精英与民粹之争、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自由主义）之争、权威主义与自由民主之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等，都在渐渐失去认知效能。过去的对立双方不断呼唤超越左右，幻想一种“共同的底线”，现实却是争吵继续。超越无法在旧的认知框架体系内实现，近年来反而在青年亚文化领域，接连出现了一系列源于现实紧张关系、超越左右框架的社会思潮，其中以工业党、小粉红、入关学为代表，而小粉红可以说是基本盘最大的一支。
“小粉红”，泛指出生于1990年以后，成长经历深深嵌入现代市场经济与城市生活的新一代爱国主义青年群体——但其命名却来自对手。以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公共事件为契机，之前中国互联网上由知识界主导的左右之争，开始逐渐被普通网民的爱国主义与“普世价值”之争替代，矛盾的主要双方分别是“公知美分”和“自干五”（自带干粮五毛党）。小粉红的前身，“晋江忧国少女团”和“凤仪妹子”早在2010年微博公知大V风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以网络文学、娱乐网站的女性为主，时尚、爱国、反对崇西贬中的公知群体。她们原本只是“自干五”一个不甚起眼的分支，但在与她们的争吵中，一些公知人物敏锐地感觉到新对手出现了，而这对手并非来自传统的红色老左阵营，于是嘲讽其为“小粉红”。这个群体快速兴旺，有了“小粉红”命名之后更是爆发出一定自觉。以2013年为界，社交媒体上“普世价值派”公知大V开始衰落，“小粉红”色彩大V崛起，逐渐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空间中原本由“公知”大V主导的舆论环境。2016年1月，以小粉红为主体的帝吧出征Facebook，震撼了中外舆论场。
传统知识界和媒体界对待小粉红的主流态度是否定和怀疑，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评其只有“中学文化水平”、“力比多过剩、精神亢奋”、来自匮乏的“底层”、是“忠诚”和“仇恨”思维的产物，甚至感慨“极左”回潮、“30年启蒙失败”。然而，小粉红青年在网络大众舆论场迅速占据主流，2019年底哔哩哔哩网站（简称B站）的首届跨年晚会成了小粉红主流化的展示现场，当《种花组曲》响起，满屏弹幕都是“今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到种花家”。该网站青年的主流政治思潮呈现出鲜明的“粉红”色彩，如2019年知名UP主方可成被网民指认有港独倾向，遭到刷屏抵制，很快退出该网站；2020年知名科普账号“回形针”在外网发布的视频被网民发现有辱华元素，引发网民一再抵制并最终导致账号关闭。
小粉红是夹缝中崛起的中国的“复兴一代”，其观念构成复杂，表面看似包含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或者左翼思潮，共同具有反对美式“普世价值”的倾向，因而往往被看作自由主义或者20世纪80年代式“启蒙”的对立面。然而自由主义是小粉红的虚假对手，新思潮并非完全处在传统的左与右钟摆摆动的轨迹之上，而是含有新的发展元素。有论者已经证明，小粉红正是全球化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的产物，他们可能比表面上宣扬“普世价值”的对手更加普世。他们的行动方式、话语模式、情感结构都扎根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却呈现出一种“去全球化(民族主义)的全球化”特征。我们需要在更丰富多元的坐标系上来认识小粉红，进而理解今天中国青年的思想走向。
二、青年新爱国主义的三波浪潮
小粉红的“新爱国主义”与过去的爱国主义有显著的区别。为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观察小粉红，以下对2008年以来青年新爱国主义的三波思潮做一个简单的系谱梳理。
第一波浪潮以留学生爱国群体为先锋。他们长时间在国外生活，对西方国家社会的认识从想象层面进入经验层面，意识到“神话”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这个群体最初在西西河一类留学生论坛上酝酿，在2008年涉及中国的各种国际政治风波中走上前台，例如在欧洲保护中国奥运火炬传递选手，反对CNN等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等。他们相对精英，有高学历和成熟的言论能力，以anti-cnn网站（后更名为“四月网”）和独家网为主要舆论阵地。2010年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微博上以AC（anti-cnn的缩写）开头的ID即为这个群体成员的延续，成为社交媒体时代新爱国主义青年力量的种子之一。这一波爱国青年不再在幻想中美化西方国家，而是向国内民众传递真实的经验。北大出国留学生“小水瓶”的一系列文章是典型。她的《国内医疗比美国差？咱俩换换？》一文不仅对比中美医疗条件，还点名指出当时的自由主义青年领袖韩寒缺少真实的西方生活经验。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思潮是在质疑与对抗中定义自己。
第二波浪潮源自2010年。彼时“阿拉伯·之春”与“推·特革命”兴起，国内社交媒体上人心浮动，西方普世价值的“股票”看似涨到了顶峰。一些有国外生活、工作或者媒体经验的精英，包括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与第一阶段的留学青年和国内爱国主义青年结合起来，引入传媒和运营经验，进行有组织的抵御。2011年6月，民间智库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与《文汇报》合作，组织张维为与弗朗西斯·福山的世纪大辩论，宣布“历史终结论”被终结。此后，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延伸出的观察者网开始在网络舆论中崭露头角，在为中国发展高铁辩护、反对“华盛顿共识”、揭穿西方制度神话、肯定中国发展优势、主张中国模式等一系列舆论工作中，不断扩大影响并吸引大量精英作者参与，很快取代四月网成为新爱国主义传媒的旗帜。
这一阶段的言论进入肯定性阶段，正面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具有鲜明的区别于西方道路的自我意识。此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现象：一批过去属于“沉默大多数”的理工科青年意见表达者在观察者网等新媒体的帮助下进入主流舆论场，以一套重视实际操作的科工发展论述模式更新了过去左右对立的政论话语模式。这一群体被称为“工业党”。他们作为中国新中产中的“自为”群体，扩大了新爱国主义的基本盘和理论实力。
第三波浪潮就是小粉红的涌现。小粉红的主体不再是知识精英，而是年轻的城市新中产后备军，有着广泛的市民阶层基础，这使得新爱国主义基本盘进一步扩大。与前两波爱国群体相比，小粉红群体更加年轻，女性比例提高，日常生活色彩浓厚，且融入了诸多粉丝群体，例如来自晋江与凤仪论坛的群体带有时尚圈女性粉丝群体特征，来自帝吧、虎扑、B站的男性小粉红则与体育、游戏等男性娱乐粉丝群体关系密切。
在思想和言论上，相比前两波青年的“键政”自觉，小粉红的言论较少理论和政论性，更多从生活直观出发。他们较少历史包袱，没有上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双重冲击的记忆。2008年以来中国事实上的复兴迹象，使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发展比西方快，生活更方便，治安更完善，产业发展与疫情防控更有效率，因此产生朴素的国家自豪感。在行动方式上，他们在商业粉丝文化中训练出的“应援”组织能力是前两波爱国青年群体所不具备的，其多中心化的网上动员模式不同于留学生或者知识共同体的精英行动模式，但同时也与前两波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三、四线城市青年加入小粉红行列，彼此之间存在诸多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小粉红越来越成为一个驳杂的群体。
三、作为文化矛盾体的小粉红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交织着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乃至国际主义面向的混合矛盾体。小粉红现象也是这一混合性的体现，鲜明的国族认同和爱国主义外表容易遮蔽其有趣的内在矛盾特征。
（一）国族身份政治与新中产文化自尊
弥散于互联网的小粉红爱国运动，体现出鲜明的消费社会新中产阶层意识，它所动员的是包括学生、白领在内的中产阶层及其后备军。作为对照，以往的爱国运动往往囊括更广泛的基本盘，例如反日游行，直到2012年都包括农民工等基层群众，具有传统反帝色彩的大众街头政治特征和雄性化特征。反观小粉红爱国行动，从2018年瑞典警察对中国游客粗暴执法、意大利时尚品牌D&G广告涉及辱华引发爱国青年抗议，到2021年美籍华裔导演赵婷因发表过涉嫌反华言论而遭网民举报，以及多名韩国明星涉嫌辱华而引发粉丝“在国家面前无偶像”运动，可以看出，这些事件集中在时尚消费与文化领域。究其情感根源，在于这些事件刺伤了具有全球时尚消费能力的中国年轻中产后备军的自尊。
因此，小粉红行动的合力虽然指向传统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但其弥散化的动员能力来自全球化时代的中产国民身份尊严诉求（而非刻意的民族主义意识），具有一种要求对方承认“我也是文明人士，与西方人平等”的身份政治意识。这种追求承认的激情，孕育出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宿体的身份政治形态，却是西方社会身份政治所没有的特征。
（二）二次元的情感模式与认知模式
情感和趣味是社会最底层的意识形态构件，孕育的动能远超理性观念。当我们潜入小粉红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水面之下观察，可以看到小粉红与其对手“普世”派共享了一些重要的当代意识形态与情感构件，包括“躲避崇高”、生活政治、后现代的谐谑趣味、政治正确、普遍性的心灵脆弱焦虑等等，但又包含异质性要素，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情感识别认证机制”。
告别革命的一代人拒绝小粉红，却没有看到小粉红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只是他们认不出来。“爱国也要萌萌哒”，趣缘政治把国家和历史趣味化、偶像化，例如《那年那兔那些事》把国家表现为一个个动物漫画形象，事实上呼应了“躲避崇高”这个20世纪90年代的命题。区别在于，小粉红回避了崇高的形式，却为崇高的内容提供了新的形式出路。市场经济日常生活本身会“去崇高”，但只要当代世界历史的斗争没有终结，“崇高”就会不断重返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中。
二次元文化本身就内含一种情感实践结构，尤其“同人”作品以作者自己的叙事再造偶像故事，帮助粉丝围绕偶像建立灵活的情感想象互动空间，从而构造出一个带入性极强的“想象的共同体”。《那年那兔那些事》与“阿中哥哥”等都汲取了同人创作的模式和情感实践方法，以“国家”为同人对象，投射感情，使得爱国主义与伟大斗争也可以参与二次元情感空间的角逐。
坊间普遍注意到，小粉红的爱国主义情感已经发展为一种政治正确，具有说一不二、不容商量的特点。比较突出的是“挖坟”行为，即通过社交媒体挖出一些人物过去涉及国家的不当言论，进行举报、投诉。从当下的导演赵婷，到已故的音乐家傅聪，都因为过去的亲西方言行而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广泛抨击。抨击者往往拒绝考虑过去的语境，拒绝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变化，一概以当下中美对立为划线标准。如何认识这种特质？
一方面，这种刻板化、绝对化的认知模式，源于青少年虽然拥有较多日常消费、娱乐生活经验，但较缺少严酷生存与社会工作经验，因此较难进入具体复杂的现实语境思考问题，而是习惯于根据言语符号来识别敌我，进而形成标签化的情感和观点。这并非民族主义式的狭隘，而是一种全球流行的现代症候。近期出版的《娇惯的心灵》一书，详细阐释了美国青年如何毁于浓厚的政治正确和过度保护的氛围之中，越来越敏感，容易心灵受伤，进而激动进行“揭发”“举报”。他们被一套关于“微侵犯”的说法灌输，热衷于审查日常生活中身边人的一切微小言行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是否涉嫌骚扰侵犯。小粉红共享了这种政治正确的形式，但是换掉了其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小粉红及其“普世价值”对手都是言语化的人，即根据言语体现的观念来识别敌我，而非根据现实经验考量。这也提醒我们，小粉红是否会共享美国青年的脆弱心灵？
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恰恰在政治领域，情感总是最直接的识别机制，能够比理性更快地识别敌我。身份政治原本就是一种情感政治，取决于具体境遇中的情绪体验。当国际斗争关系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存在，当“普世价值”主义者诉诸“理性”“启蒙”一类言辞批判小粉红，却无法掩盖自身的亲西方情感立场，就不可能获得对方的尊重。正如新冠疫情期间，香港医学专家管轶谈内地的防疫，说“这次我怕了”、“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他在医学专业能力上也许过硬，但是相比逆向而行援助武汉的中国医护队，他明显流露出自己的情感立场，因而遭到青年网民的抨击。
（三）“散户出征”：饭圈的组织模式
2019年8月的饭圈女孩出征事件戏剧性地体现出，小粉红运动与日常饭圈运动的同构性，以及与之前爱国运动的极大不同。1999、2004、2005和2012年反美反日运动均发展为上街游行，内含对宏大政治主题与形式的渴望，小粉红的“出征”则是单纯的线上运动：分工合作、创作文案、打榜引流、刷屏控评、举报投诉......且扎根于各种网络趣缘共同体的日常组织活动中。
“出征”正是全球互联网经济生产出的一种普遍的社团组织形式。在美国特朗普时代的推特民粹政治中，以及2021年1月美国股市散户通过Reddit联合、暴打华尔街空头的运动中，都能看到类似的组织方式。“散户”首先是从传统社会单位、机构里脱嵌出来的人，但是并不会持续原子状况，而是依赖互联网自发组织。
这种散户联合运动越来越超出网络，影响实体经济与组织运行。从2020年延续到2021年仍余波未了的肖战事件，就是粉丝经济社会化的典型。肖战事件开始只是特定流量偶像饭圈的内部冲突，然而引发连锁反应——粉丝举报导致AO3网站被封，波及其他趣缘圈子的日常文娱生活，使得斗争扩大，引发反肖战的饭圈统一战线。他们采取典型的消费主义抗争手段——抵制对手的代言品牌，这又引发品牌商家下场博弈。由此饭圈、资本、政府都被卷入。这种多方卷入共振的现象一再发生，比如2021年2月B站上一部涉及色情的日本动漫《无职转生》引发争议，原本是饭圈粉丝争论，却因为反方UP主涉及国家历史的不当言论，扩大为小粉红征伐，后又引发豆瓣社区女权人士不满，发动“出征”，试图影响B站股价。这体现出青年文化生态的非均衡不稳定倾向，动辄由小事件引发多方冲突。而2021年7月，某国产鞋服品牌只因“宣布”向洪涝灾区捐赠5000万物资，就引发爱国网民涌入其直播间疯狂购货致谢，则是小粉红情绪运动影响国潮经济非均衡运行的典型案例。
四、小粉红的生态位竞争对手
在理解了小粉红的中国特色全球化特征之后，我们需要引入“生态位”的分析视野，考察其在社会矛盾中的真实位置。
（一）小粉红的“同生态位”对手
那些表面上激烈拒斥小粉红的传统知识分子与小粉红并不构成相同生态位上的直接竞争关系。他们的对立背后，存在着代际“物种隔离”，由于历史经验和话语系统的差异而互相并不理解。例如小粉红在批判方方日记时，大量采用说唱、玩梗和数码绘图为武器，导致“方方们”根本看不懂甚至误解，从而产生笑话。方方们对小粉红的愤怒挞伐也总是找错靶子，不构成真正的批判。
“港独”“台独”青年群体，恰恰构成小粉红在舆论场中的“同生态位”对手。2019年，曾经所向披靡的帝吧出征遭到“港独”青年有组织的反击。同样是网络空间原住民的“港独”青年，采用类似的饭圈组织手段和二次元手段反击，比如通过互联网平台聚集同伴，分工合作，包括采用黑客手段曝光帝吧出征成员隐私。在遭遇反击后，帝吧一度宣布暂停出征活动。这让我们看到不同阵营都在产生新的网络物种，各自发展着全球化时代网络散户的组织能力。他们彼此立场、观念冲突，却拥有类似的时尚趣味、行动模式和话语武器。套用生物学的观点，他们彼此处在相同的“生态位”上，构成竞争。
理解了小粉红的“身份政治+国族意识”属性，就会更加理解他们在舆论生态中与另一些身份政治运动，比如女权主义的纠葛。2020年2月，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推出虚拟爱国偶像“红旗漫”与“江山娇”，引发争议，其中女性角色的“江山娇”吸引了一波女权主义火力，如“百问江山娇”活动：“江山娇你来月经吗？”“江山娇，领导要你剃头了吗？”“江山娇，你父母是不是为了要男孩生的二胎？”甚至编织说唱歌曲揶揄江山娇，传播效果极强。青年女权主义者和小粉红一样，浸淫在全球化、媒介化市场经济和身份政治话语中，懂得娴熟运用新媒体渠道和新式话语手段进行传播。在2021年2月发生的女权主义者出征B站事件、4月发生的成都二手烟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与男性小粉红、自干五群体对垒的身影。这说明小粉红已经深深卷入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而非“传统政治”对抗，未来的挑战亦主要来自社会生活中的相近生态位。
（二）最大的对手来自自身
2020年，一种社会心态被广泛观察到：年轻人普遍在宏观层面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却在微观层面对个人生活前景态度悲观，恐惧就业、婚姻、生育。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心态是如何产生的？
以小粉红为代表的新爱国主义情感，立足于全球化与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与“短二十世纪”的爱国主义有微妙的差别：后者基于苦难经验与责任意识，表现为近现代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屡遭欺凌，但爱国者依然“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前者更多基于国家强盛与个人幸福经验。因而带来一个问题，这种情感是否会受到生活水平与经验变化的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导致经济发展受阻，青年人就业空间收缩。同时，“90后”一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在工作、生活上深深依赖互联网平台，个人生活越来越“宅化”，对线下现实生活的理解能力和承压能力有所下降，生于网络，死于网络。他们日益受到消费主义、加班文化和债务文化的多重裹挟。当平台资本巨头陷入内卷式竞争，进一步向社会民生方方面面渗透，由开拓新价值空间转向大面积收割用户时，年轻人对资本，尤其是平台资本的印象就急转直下。马云的形象一落千丈，房产平台贝壳的创始人左晖去世后，网上青年一片欢呼。同时，青年对国有企业和体制内工作的期望大增，对计划经济开始产生过于美好的幻想。在这一背景下，202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受到的关注呈爆发式增长，在B站上出现数以万计网友自发制作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批判资本家的短视频，比2019年的同类视频增加了7倍。央视2019年的纪录片《资本的力量》本意在于纪念改革开放，总结资本市场建设经验，然而转载到B站后，数千条跟评与弹幕清一色痛批资本。同时，《毛泽东选集》的销量也在2020年暴增。
我们必须看到，作为浸淫于市场经济中的粉红一代，对资本的厌恶以及对“短视频马克思主义”的热衷，仍然具有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症候。较少生活经验、待遇预期下降、趣缘群体的相对封闭性、政治正确的保护、感情用事，再加上抑郁症文化的流行和利用焦虑获得流量的自媒体渲染等，这些要素同全球资本内卷加剧一起，生产出一种“爱国反帝反资导向+容易受伤的二次元怨气”的青年情感模式。这可能是小粉红“精神分裂式心态”的来源之一。与其说这是左翼的回归，不如说更类似于福山所说的当下西方青年在政治经济恶化与身份政治泛滥叠加下所产生的“怨恨政治”。西方的怨恨政治在选举政治下极易转化为街头政治和民粹政治，而当下中国青年中间扩散的怨气则转化为自暴自弃的心态和网络舆论，例如B站青年提出的四大“反抗”：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不996。“我躺·平，资本家就不能再剥削我。”这种怨愤的本质，一方面是反对资本压榨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更是已经被消费主义熏陶的心灵，因为得不到消费主义满足而产生的挫败感。其观念并不指向阶级叙事或者生产方式叙事，而是指向类似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叙事。
五、结语
有论者尝试以“新个人主义”来描述当下网络青年的精神状态。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主义当然是一个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核心命题，但小粉红所呈现的个人主义与国族主义的混合体，明显超越了抽象的个人主义。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里的“个人”是知识分子想象的人道主义的、精神纯粹的个人。20世纪90年代全面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一骑绝尘，此时的个人一度是西方经济学里的抽象“经济人”，随后又在金钱浪潮中化身为真实的草莽枭雄或者雇用个体，严重冲击知识分子对个人的美好想象，从而有了1994年文学界的“人文精神讨论”。1998年出版的《沉重的肉身》，可谓后革命时代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伦理学的总结，专注于讨论从人民伦理向个体自由伦理蜕变时的“痛并快乐”。然而和小粉红一代对比，可以发现这实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才会发生的特定个人伦理现象，在这个“沉重”当中，并不包含对贫富差距和个人生活品质的焦虑，因为那时的“个人”尚未全面遭遇房价、婚育成本、加班与待遇的苦恼，也不包含与世界各国国民直接碰撞带来的体验——这些体验是今天“改革深水期”与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年轻人才会遭遇的。
2008年以后，随着中国崛起开始显山露水，中国人直接置身于全球化媒介交流与竞争情绪当中。小粉红现象就是这种位置碰撞的表现。相比同样来自消费社会的中国台湾地区“小确幸”一代，“小确幸”隶属于一种安心归顺西方国际体系的社会心态，而融入中国复兴大背景的大陆青年，却处在与西方的认同战争之中。小粉红这种既非知识分子理念化的，也非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政治与伦理表现，让20世纪80年代谱系的知识分子们难以接纳：他们困惑于改革开放与全球市场为何不仅没有带来他们所吁求的历史终结之人，反而催生出了更广泛的爱国主义群体。然而小粉红现象以及围绕其所发生的所有争论，恰好生动地体现出各种主义和理念在现实中的洗牌与编码，映射出我们这个时代后现代欲来还休、历史欲终结而难结、末人式的幸福欲与继续伟大斗争精神持续纠葛的症候。
小粉红是一个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寂静的个人主义与“去政治化的政治”，重新接纳了集体、国族、历史主义、社会主义等维度。面向未来的问题是：生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粉红一代究竟是会发展为崛起的一代还是沦为迷茫的一代？
对于知识界来说，首先至少需要摆脱置身事外的评判立场，拒绝“民粹”或者“脊梁”之类简单的指认，同时要超越“青年”与“主流”的刻板划分，认识到小粉红不仅仅是一个青年亚文化现象，也是被知识界和教育界主流所压抑的重要精神不得不藏身于青年之中的结果。
我们有了小粉红的“原力”涌动，却缺少解释这个“原力”的理论。中国青年以及新爱国主义往何处去，取决于与各种思潮、实践、社会主体的互动能否积极展开。而这也是知识界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