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张天伟老人是地道的老西安，他童年的一大半时间是在抗战中度过的。在那段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西安虽未踏入日军的铁蹄，但在频繁的敌机轰炸下，也是满城瓦砾、民不聊生。
张天伟老人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投降的那一天。他一直记得，抗战中的西安军民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在西安汇聚起了磅礴的抗战力量。
一位老人两次与炸弹擦肩而过
9月1日下午，张天伟老人坐在明亮的窗前，回忆那段听着警报和轰炸声的岁月，一切好似就在眼前。
“抗战时，我家住在南城墙里的开通巷，从我家大门到城墙根只有120米的距离。城墙很厚，里面有很多防空洞，城墙上面有挂灯笼的电线杆，防空警报响起时杆上就会挂上红色灯笼，那是日本飞机要来轰炸的标志。”老人说看灯笼钻防空洞的日子占据了他童年回忆的很大一部分。
老人幼年时两次与炸弹擦肩而过，险些赔上性命。“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邻居家被炸，巨大的爆炸声就在我耳边响起，炸弹落在了开通巷26号院内，我家是23号。当时我父亲吓得脸都白了，我母亲一把抱起我护在她身下。我家房顶的瓦被震落了，玻璃也被震碎了。后来听说26号家的儿媳妇当时就被炸死了，情况很惨。”
也许是那次惨烈的轰炸让张天伟的父亲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他后来在自家后院挖了很深的防空洞，而且是结构特别复杂且有多个出口的洞套洞，最大的洞有40平方米，最小的则要爬着才能进去。
后来的一次轰炸验证了张父的明智。“我第二次近距离遭遇轰炸更惊心动魄，当时听见警报声后我们全家人都钻进了后院的防空洞，我父亲带着大家穿过第一个大洞径直走进了第二个洞。后来那次轰炸时日军的炸弹扔下来直接炸穿了第一个洞，洞顶垮塌了一块，掉下很多土，如果当时我们全家躲在第一个洞里，不被炸死也会被土埋了。”老人说。
老人当年的亲身经历后来在很多史料中被佐证。据陕西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显示，日机于1937年11月7日，首先轰炸潼关县城，六天之后开始轰炸西安，日本空军在山西运城，临汾设有机场，日机起飞不足半小时就能飞抵西安上空。在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日军轰炸西安145次，出动飞机560余架次，伤亡1万余人，毁房43000余间。
西安是“前方的后方 后方的前方”
轰炸让西安遭受着侵略者的蹂躏。相较与邻省的沦陷城市而言，始终没有被日军攻占的西安在那时也算是相对安全的后方。
据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西安抗战风云》记载，1936年西安市的总人口有20.88万人，1938年太原、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与陕西比邻的山西、河南等省以及其他沦陷区人口大量涌入西安，加之大批工厂、学校内迁和驻军的增多，西安人口剧增至24.64万人，抗战时期仅流亡西安的难民人数就有6万多。
抗战时期西安是西北军事战略要地，是连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全国各地的桥头堡，民国时期还一度被政府定为陪都，是支援抗日前线最有力的后方之一，被誉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因此日军更是集中火力轰炸西安，越来越密集的空袭不仅让民不聊生，也让城市工商凋敝、经济萧条。
在张天伟的记忆中，那时西安没有高楼，全城最高点就是钟楼，街上也没有那么多人，似乎总是天还没黑街上就已经关门锁店一片凄凉景象。
1942年前后，因日军占领山西、河南直抵晋陕豫三省交界的风陵渡与中国军队对峙，西安被轰炸得更厉害。一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工厂屡遭日军轰炸，破坏十分严重。根据《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记载，1938年11月16、18、23日在3次轰炸中，当时“市民目睹死伤同胞之惨状，惊怖欲绝。一闻警报，手足顿时无措，老幼惶骇，攘先趋避。……致使一般商民，日中不敢为市。”
据可考资料显示，抗战前西安的商业曾一度兴盛，1934年时仅12万人口的西安就有商铺5000余家。但抗战爆发后，日本的飞机不断轰炸，许多工厂、商铺外迁、倒闭。据统计，1943年底时全市仅企业就减少了30%，摊点商铺更是减少无数。
西安市档案局工作人员谢书文对多份当年的档案、史料研究发现，在没有充裕能力动用飞机高射炮拦截日机轰炸时，当时的陕西省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组建各级防空组织指挥系统，警报班、警备班、消防班、救设班、工务班、避难指导班、灯火管制班等;同时成立宣传队给民众普及防空基本常识，飞机的识别法、防毒须知(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作法)、防空警报、警钟识别方法等;还加强了对空袭发生时，建筑物、道路和民宅等消防灭火、抢修、人员救治等工作。
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反对内战，毅然发动兵谏，扣留了来陕督战的蒋介石，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救国主张，“西安事变”后来在国际国内各种和平力量的斡旋下，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西安抗战风云》记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大家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当时的中共西安市工委指示基层组织和党员，加强抗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抗日工作。在市工委的领导下，西安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形成高潮。
陇海铁路抗敌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地方队部、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陕西妇女慰劳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妇女也冲破束缚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女师、助产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奔赴农村，以书写标语、街头演讲、教唱救亡歌曲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青年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厂矿、奔赴战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1月，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先后组织了4批共65个农村工作团到关中、陕南各县，以集会、演讲、座谈、访问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帮助当地群众建立抗日救亡组织，极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当日军炮击黄河沿岸的陕西河防阵地时，民先队西安队部动员了300多名青年参军上前线，与日军作战。在日军对西安长达7年的轰炸中，西安各救亡团体仍积极开展活动，极大鼓舞了抗日将士们奋勇杀敌的士气。学生们还积极参加慰问、护理伤病员和救助在轰炸中受伤的群众，直接为抗战服务。
此外，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仅在1938年5月至8月间，就向革命圣地延安输送了2288名爱国进步青年。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从西安八办输送至延安的进步青年至少有2万余人，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投入到了民族解放的洪流中。有力支持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发展了西安地区抗日救亡的大好形势。
日本投降那天东大街比过年还热闹
在张天伟的记忆中，日军轰炸西安是最惨痛的回忆，但日本投降那天，西安街头人们的笑脸和喧天的锣鼓声，是他毕生难忘的回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的一天，我们开通巷的人，男女老少都跑到大路上、土崖上、家门口仰着头看飞机，数不清的美国飞机，一波一波，一群一群，从东边空中飞来，往西南方向飞去，飞得很低，螺旋桨都看得很清楚。有的飞机是四个螺旋桨都转，我亲眼看见有一架是两个螺旋桨不转的。”后来他听大人们说，那是美国轰炸机轰炸完日本本土后的返航。
长大后成为军事迷的张天伟根据小时候的记忆翻阅资料发现，他当年看到的美国飞机就是B-29战略轰炸机，这种被誉为“空中战斗堡垒”的轰炸机正是美军二战时轰炸日本本土的主战机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晚上七岁的张天伟被四舅领着去了东大街。“从开通巷到了菊花园出去就是东大街，那天晚上东大街上的商店、铺面字号的老板都把汽灯挑出来了，开到最亮，整个东大街都被汽灯照亮了，人们笑脸相迎互相恭喜。”
那天晚上，张天伟快走到钟楼时，看到很多驻扎在西关机场的美军，开了好多辆威利斯敞篷小吉普车出来，绕着钟楼转圈。满脸笑容的美军把船形帽抛得很高，不停欢呼。街上看热闹得一些人上了美军的吉普车，大家高兴的一起欢呼、唱歌。当时人山人海的东大街上除了有锣鼓唢呐的声音外，还有零散庆祝胜利的枪声。
在张天伟的印象中，这样的热闹场面持续了好几天，大家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小孩子再也不用怕空袭，可以在城墙上肆无忌惮地玩了。
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不足8岁的小男孩已经成了78岁的老者。老人如今的听力不太好了，但思维异常清晰。他甚至还能模仿当年空袭警报的多种节奏，他说：“那些声音好像一辈子都在耳边，忘不掉的。”
老人亲身经历了西安的抗战岁月，也经历了西安的重建以及现在的好日子，如今他喜欢做风筝，是那种有齿轮咬合。风一吹每个部位都会动的精密风筝。他喜欢坐在明亮的窗户边做自己喜欢的风筝，他说：“这种惬意自在的生活，我小时候不敢想。”
战争留给很多老人都留下了一生也无法忘记的苦难，却也给了他们对比当下生活的发言权，硝烟散尽之后，他们总是更愿意说——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