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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 国民党“内战”的经费都来自哪里?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由于蒋介石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中央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蒋介石的保证根本是空话。从贩毒生意中赚钱是旧军阀的把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两千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蒋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取得收据,而收据代表你可以携带这些货,因为你已经缴了罚金了嘛!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论。查缉烟毒总局就这样收下钱,钱用去养部队。”

蒋介石保证不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一千七百万元左右所谓的“禁烟所得”。一九三〇年,十三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介石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介石当家执政三年,中国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国民政府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逼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中国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国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国的预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共”之后,蒋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委员长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权利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与仓储。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八万名宾客登门道贺。除了收到六十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介石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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