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鸿书，1921年生，辽宁省开原县人。
1938年考入奉天矿工技术院（奉天工业大学）。在校期间，曾自发组织反满抗日活动，1941年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抗联北满执委部85组。1941年末被捕并被判为“思想犯”。被假释后，奔赴抗战一线。抗日战争结束后，随新四军回东北，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1994年离休。
参与学潮抵制“日满亲善”
董鸿书就读的是伪满“国立大学”奉天矿工院，它的教师、助教全是日本人，同学90%也是日本学生，仅有少量的中国学生。
1939年，一次学潮使董鸿书对中国学生的勇气留下了深刻印象：学潮目的是学校改名、改戴大学的四角帽，把学监等人扣押起来，最后叫日籍校长在深夜给予答复。在最后摊牌会上，中国学生巴世信、宗绍庸、高琦、姚宏涛、叶青林等发了言，指出中日学生待遇不平等，为什么在同一个食堂，日本人吃大米，中国学生吃高粱米？学潮过后，学校改名为奉天工业大学，学生戴四角帽，中国学生也吃大米了……
学校当局规定，进食堂前要向日本天皇行大鞠躬礼，用餐前先用日语说：“感谢天皇，用餐了！”然后才能用餐。董鸿书总想不行这个“礼”，因此被日本学生监视，几次受到训斥。一天饭后，董鸿书被日本学生黑田拉进寝室毒打了一顿。第二天，董鸿书来到校长室向校长提出控诉和抗议，要求处理黑田。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控告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使他对“日满亲善”有了新的认识。
“七人组”学习新思想
董鸿书认识到，在日本刺刀统治下，幻想“工业救国”是不现实的。他在苦闷彷徨中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开始阅读一些文艺作品，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人生的出路”上。
一天夜里，同学巴世信和董鸿书谈心时指出，青年人应当看一些进步书刊。1939年下半年开始，董鸿书和身边的进步同学逐步形成了“七人小组”，成员有姚宏涛、巴世信、董鸿书、叶青林、郭维治、班显信、苏为典。小组最初活动是看进步书籍，学习、讨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政策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进步书籍和理论书籍在当时都是禁书，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成“思想犯”。同学们阅读的进步书刊主要靠私下收集、高价购买，或从浪速通（现在的太原街）一家日本古书店偷来。书籍大概有几百册，并做分类：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每本书第100页上都记有分类号码，为蔽人耳目，多数都附了假皮。如《资本论》的外皮标为商业原理等。
小组多在宿舍，也曾在体育场、北陵、砂山等地开讨论会。在抗日问题上，小组成员是一致的，但在找国民党还是找共产党、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上，最初大家意见不一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讨论，到1940年，小组成员达成找共产党、反满抗日的共识。此时，在董鸿书的心里，自己已是一名共产党人了。
参加“抗联”地下工作
1941年9月的一天，下午两点钟，董鸿书和巴世信、姚宏涛在南市场南满医科大学校外宿舍的一个寝室，秘密见到抗日联军三路军北满执委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史步云。
史步云向他们讲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许多必须坚持抗日的道理后，说：“……我和你们一样，坚决反满抗日，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只要是抗日的，就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我的现实主张！”史步云的话对董鸿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可惜的是，1943年3月3日，史步云被日本人判处绞刑而牺牲。
从那以后，董鸿书便真正成了抗联的地下工作者，担负起联系进步人士、宣传抗日主张的使命。在一次夜晚会议后，小组成员约定在午夜12点集合于教学楼二楼的一个大教室，分头带去复写纸、笔、蜡烛、手巾，和掩盖烛光用的纸和黑布。联络员巴世信守在一楼，有人来时，他就用日文唱歌，告诉大家“有情况”。
那是董鸿书一生中也不能忘怀的一个不眠之夜！
当天午夜，几个人悄悄溜出宿舍，集合于二楼大教室，按预定计划进行阅读、学习和复写。“毛泽东同志那篇论新阶段的报告是用毛边纸复印的，已有些发黄。”这是董鸿书们第一次看到的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报告。大家复写几份，方便互相传阅。后来他们便以这个文件精神作为宣传抗日、团结群众的武器。董鸿书曾把这个复写文件先后传给一些爱国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对抗日活动的镇压，不时传来有爱国人士被捕的消息。12月下旬，按着巴世信与抗联执委部约定的暗语：“兄已住院，请注意身体。”这说明有同志被捕，他们要马上停止一切活动，把校内书籍、信件疏散到几个隐蔽点，回家待命。董鸿书也带着十几本书回到开原老家。 12月31日深夜，日本特务突然闯入，董鸿书在家中被捕。
在狱中，日本人对董鸿书严加审讯，打耳光、夹手指、木棍打背、烟头烫脸，甚至灌凉水，逼其供出同伙。但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大约半年后，董鸿书被假释。随后，他奔赴祖国内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