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6日的《大公报》有一则报道：《东京皇宫前 日人大批切腹》。《大公报》根据当时的日方广播整理写道，因盟军登陆日本本土为期已迫，大批日本人广集皇宫前举行集体切腹。
“据东京评论家谓，称日本传统之自杀精神，绝非盟军所能理解。”只不过，这种自杀并非忏悔，而是为了逃避战败的耻辱。
切腹自杀
反映出日军凶残顽固
1945年8月15日，当天皇裕仁事先录制的近似哀鸣般的尖细嗓音在日本全国各地响起时，位于东京的皇宫外成百上千的日本人正蜂拥而来，他们在宫门前鞠躬、哭泣。喧闹的人群中，不断传出枪声，很多军官一个接一个地在皇宫前切腹自杀。
对当时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的军国主义分子来讲，以这种方式自杀可以显示其对天皇的效忠，也是一种精神解脱。而对深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来讲，“武士道”却是日军凶残顽固和灭绝人性的代名词。
选择“玉碎”的
比预想的要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一书中写道：“预料大批的日本人可能会选择死亡而不是战败的耻辱，并非不切实际。在长年的战争中，士兵被禁止投降。他们被告诫说，没有比投降更可耻的了。当战火逐渐蔓延到日本本土，平民们也被灌输了要奋战到死的观念，正如谚语所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然而，在天皇玉音放送之后，选择‘玉碎’的人实际上比预想的还要少。有几百人自杀了，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这一数量仅相当于德国投降时自杀的纳粹军官的数目，而德国从来就没有一种能与日本的自杀殉国相比的疯狂信仰。”
对于日本百姓而言投降是解脱
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中强调，东京居民跪倒在皇宫前的瓦砾上，因未能按照天皇的期望生活而垂首忏悔的照片，长久地被当作日本投降瞬间最典型的影像，这其实是带有误导性的。
“聚集在日本皇宫前的人相对来说是少数，而各地的普通百姓流淌的泪水，折射出各种与此相去甚远的群众情绪：苦恼、悔恨、丧亲之痛、蒙受欺骗的愤怒、突然的空虚和目标丧失，甚至是单纯因为不幸和死亡的意外终止而产生的喜悦。天皇裕仁的掌玺大臣和亲密心腹木户幸一，亲眼见证了人们的这种解脱。他在一则日记中记录，的确有人在皇宫前欢呼。他心情复杂地评述说，他们显然是感到如释重负。”
“武士道”的背后是不分善恶是非的战争观“武士道”背后反映的是不分善恶是非的战争观。“武士道”思想源于日本的镰仓幕府时代，此后吸收了儒家和佛家思想并与本土的神道教相结合，成为武士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体系。但与中国儒学强调“仁”所不同的是，“武士道”认为“忠”是最高的伦理道德，只要对宗主无限忠诚，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包括非人道的杀戮。二战期间，日本民众狂热支持战争而不问战争性质，日本士兵抱着“为天皇尽忠”的信条而死不投降，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而毫无罪恶感，都根源于“武士道”不分善恶、不分是非的战争观。
“武士道”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明治维新之后，为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当权者利用“武士道”激励军队士气，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他们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将“武士道”的“忠”扩大到对天皇的崇拜和愚忠。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只要打着天皇“圣谕”的旗号便极易鼓动民众和军队狂热投入。二战接近尾声之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发起自杀式攻击，那些担负“神风”特攻任务的飞行员仍然相信为天皇而死，便可以与祖先的神灵一起进入靖国神社而受到供奉。“武士道”与扩张政策相结合，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时至今日，“武士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仍不容忽视。众所周知，日本对当年的侵略战争仍缺乏深刻反省，一些政要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甚至要为“神风特攻队”申遗。这一切无不反映出“武士道”在日本根深蒂固的长远影响，值得人们警惕。王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