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在很多朝代，周边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之间经常存在各种矛盾，所以战争也总是难免的，比如宋朝时期就有西夏，有辽国，还有后来的蒙古。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别国的皇帝死了，自己国家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感触才是，顶多也就是发发感慨，但是在历史上，宋仁宗死后，辽国竟然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十分难过，皇帝痛哭不已，这是为什么?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半夜，在位四十二年的宋朝第四位君主赵祯在东京开封城福宁殿逝世，庙号仁宗。
当日，仁宗皇帝“饮食起居尚平宁”，不想入夜初更时分，“忽起，索药甚急，且召皇后”，等到皇后来到福宁殿时，仁宗已无法说话，只能用手指着自己的心口。皇后急召医官“诊视，投药、灼艾”，但已没什么用。三更时分，仁宗与世长辞。
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仁宗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哭。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仁宗皇帝。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
举国都在悼念去世的仁宗皇帝。邵伯温及其亲友看到的祭奠活动，都是民间自发的，并不是官方组织的。人们完全发自内心地怀念一位仁厚的君主，为他的逝世感到悲伤。
仁宗在位时，大宋与大辽已经约为兄弟之国，宋王朝有国丧，照例要遣使前往辽国告哀。当宋朝使臣抵达辽国境内，发现“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宋仁宗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之后，辽国将宋仁宗皇帝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冡，“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
耶律洪基原名“弘基”，因避宋朝皇室先人赵弘殷之名讳，才改名“洪基”。宋辽双方互避名讳，是当时的礼仪，如辽圣宗曾“欲迁一官，见本名犯真宗讳，因怒曰：汝充教坊首领，岂不知我兄皇讳字?”辽圣宗口中的“我兄”，便是指宋真宗。又如天圣四年，宋朝派韩亿出使契丹，祝贺辽圣宗的皇后生辰，因辽太祖阿保机汉名带“亿”字，宋仁宗便让韩亿暂时改名韩意。
说起来，耶律洪基对宋仁宗是相当崇拜的。他当太子时，曾经混在辽国入宋使团中，暗暗观察宋国。不过，宋朝雄州边境早已得知消息，飞报朝廷，仁宗知道辽国使团中有一位太子，便召他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
嘉祐二年秋，耶律洪基已经继位。他请仁宗赏赐一幅画像。面对这一奇怪的要求，宋朝大臣都向仁宗皇帝说：陛下不可将自己的画像交给辽人，因为万一辽人有“厌胜之术”，诅咒皇上，如何是好。但仁宗说：我诚心待辽人，他们必不会这么做。派遣御史中丞将自己的画像送到辽国。耶律洪基“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比我们得到偶像的签名照还要激动。他还跟众臣说：“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
耶律洪基的心里，似乎有一个仁宗情结。直到元祐年间，距仁宗逝世已过去多年，耶律洪基对仁宗“追慕犹不忘”，跟使辽的宋朝大臣说：“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说着，忍不住又哭了。
仁宗的陵墓为昭陵。许多年后，宋人经过昭陵，仍然想起仁宗皇帝的仁德，对这位君主念念不忘，题下一首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北宋末发生靖康之变，宋室南迁，金人攻陷宋朝的国土后，立降金的刘豫为皇帝，建立傀儡政权“大齐”。这个刘豫，是个骄奢淫欲的人渣，为了搜刮到更多的民间膏脂，打起了掘坟盗墓的主意，特别设立一个盗墓机构——“淘沙官”。《宋史·刘豫传》说他“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两京冢墓发掘殆尽”，连北宋诸帝的陵寝也被他盗挖、焚毁。惟独对安葬宋仁宗的昭陵，金人与刘豫不敢下手。
我以前说过，一代君主的身后赞誉，不在于一二个友邦给予多么隆重的哀荣，而是连敌国也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与哀悼。这样的君主，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宋仁宗是其中的一位。
仁宗生前，只是一名相对平庸的君主，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为什么人们会深切悼念他，尊敬他，纪念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