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道光萧条大家应该没多少人知道的，但是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也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嘿嘿，而且就在清朝，看名字就是在道光年间，那么有的人问了，这个萧条是什么意思，不就是经济危机的意思么，话说这个清朝也有经济危机的啊?所以这个道光萧条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后的经过又是什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
“道光萧条”的确是一场经济危机，它发生在1820年左右，由于1820年是道光元年，故中国经济史专家吴承明教授将之命名为“道光萧条”。
不同于今天我们熟悉的经济危机，“道光萧条”由于发生的时候无人关注，事后当政者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待到危机深重又过多误判，治标不治本，最终演化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历史在半个多世纪里持续受它影响。
所以，“道光萧条”是清代中期的最重要事件，没有之一。它是导致鸦片战争的经济上的原因，也是日后太平天国运动的渊薮。
最早发现“道光萧条”的人是龚自珍。他在嘉庆末年时指出，“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不可支日月，奚暇问年岁!”
吴承明认为，道光萧条的特征主要是，市场萧条，银贵钱贱，物价下跌，交易停滞，商民皆困。当时的银钱比价从1:1000升到1:2200，等于是提高了一倍还多。而米价下跌，跌幅达25%。
清朝实行双本位货币制，即银子和制钱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但这两种货币有着很大区别，而且，用途也大不同。
银子就是贵金属白银。中国的明清时喜欢把白银铸成元宝形状，白花花亮晶晶很好看。但是不方便携带，因为它形状不规则，不能很整齐地收纳，再加上它的规格很大，不方便分割，所以银子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法使用。
但官府则只使用银子，不使用制钱。这是因为银子成分单一，不易造假。而且，方便大额结算。所以，政府在收税、给官员发放俸禄时，都使用银子。
民间的大额结算也用银子。银子在人民心中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财产贮存、赠与和转移的主要媒介。清朝中晚期时，相同比值的银子与制钱，在重量上相差20倍。
制钱又叫铜钱，是用铜和铅的合金铸造而成。明朝政府铸造铜钱比较随意，因此制钱的信誉不高，成色不统一。崇祯时的制钱由于掺杂大量的沙铅，脆弱不堪，掉在地上甚至能摔碎。
清朝的制钱一般叫做通宝，外圆内方，中间的孔洞可以穿上线绳，方便携带。制钱铸造时一般采用铜六铅四的比例，比明朝时官府的信誉有了很大提高。
但由于铜钱铸造技术上没有什么门槛，铜的开采和取得也不难，所以明清私铸钱的风气屡禁不绝，市面上官铸钱和私铸钱实际上同时在流通。
铜钱主要在生斗小民中使用，因为方便日常生活。许多穷人一辈子没摸过银子，连成色好的制钱都少见。当然，达官贵人平日也用制钱，日常生活的琐碎谁也免不了。
但清朝官府结算时只认银子，不使用铜钱。尤其是小民纳税时，要把制钱兑换成银子再去缴税。官府虽然规定了银钱比价是1:1000，但这个比价是不断变动的，前文提到1:2200，那就等于税收提高了一倍还多。
所以，道光朝的经济中，控制银价很重要，银价低，百姓生活会好一些，反之就会很糟糕。
可中国当时几乎一两银子也不产，全部都要进口。更蹊跷的是，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进口国。据统计，1700-1820年的120年里，全世界80%的白银流入中国。不仅如此，还有欧洲通行的西班牙银元，在1721-1800年的80年里，有1.7亿西班牙银元流入中国。
当时中国的东南沿海，西班牙银元可以直接使用，由于它便于携带和方便收纳，很受商家欢迎。当时的西班牙银元上铸有西班牙国王的头像，中国老百姓不认识，就称呼西班牙银元为“佛头银”。
为什么白银会流入中国?传统的解释是欧洲对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而中国则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对欧洲商品没有需求，为了弥补贸易逆差，所以欧洲人用白银结算。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白银流入中国的原因不是贸易逆差。
当时的贸易商都是全球化的，他们经营的商品也不是今天这样以单一品种和单向度物流为主，而是在欧洲、美洲和非洲之间不间断地循环进行，亚洲和中国只是他们的中转站之一。因此他们对于贸易逆差的感受与今天完全不同，也不会因为贸易逆差而有什么困扰。
因此，白银的大规模流入，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双本位货币制度。
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除了银子和制钱，还有银票、黄金等。与今天的影视剧给人的印象不同，银票在道光朝之前是不太通行的。这是因为当时的银票都是钱庄、票号和大的商家发出的类似于储蓄凭证的票据，它的信用范围很有限，只能在该商家的分号之间使用，而19世纪初中国的商家一般都没有分号。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分号遍及全国，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光绪年间才实现。
另一方面，依据格雷欣法则，贵重的货币肯定会陆续退出流通，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所以不产银的中国，银贵钱贱是一种常态，也必然导致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而这种需求使得中国的白银比价大大高于欧洲，同样数量的白银在中国不仅能够购买到更多的商品，还能换取更多的黄金，这就造成了巨大套利空间，吸引了欧洲无数商人带着白银来中国交易。
当时白银流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日本的长崎港中转，另一条是通过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马尼拉中转。
日本在丰臣秀吉时实行的是闭关锁国，但却对中国和荷兰开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能够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当时日本也出产白银，也是主要输往中国。丰臣秀吉当时指定全日本只开放一个口岸，那就是长崎港。长崎港距离中国很近，当时的浙江商人乘船去长崎港比去北京都方便，他们成为中日贸易和中荷转口贸易的主力，乾隆朝的白银输入，他们功不可没。
大量的白银流入造就了中国经济的繁荣。根据经济史家的观察，中国明清之际有两个繁荣时期，都是由于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的。一是明朝隆庆至万历时期，另一个就是清朝的乾隆时期。
那个时候，全世界90%的白银都垄断在西班牙手里。1545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玻利维亚波托西山发现了全世界最大的银矿，从而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也成为整个欧洲货币的供给者。从十六世纪起，西班牙银元风行世界三百多年。
西班牙对白银的垄断，中国实际上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不产白银，却把白银作为法定货币近四个世纪的原因。对比一下西班牙从发现波托西山银矿到失去南美殖民地的历史，不难发现，与中国明清两代使用白银的历史是基本一致的。
中国对白银的输入，到乾隆朝时达到了顶峰。这也使乾隆朝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有的时期。当然，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人均富裕程度远不及宋朝，乾隆朝的富有体现在绝对值上。
但到道光朝时急转直下，呈断崖式下跌。
据著名的经济史权威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统计，1700年时，中国的GDP与整个欧洲相当，而在1700-1820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欧洲，但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份额大大下降，并成为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唯一一个GDP下降的地区。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气候和水灾。1823年和1833年，两江地区连续发生水灾，所谓“癸未大水”。而横扫全世界的路易十四小冰河期也继续在中国肆虐。
但那只是加重了萧条的程度，而不是根本原因。道光萧条最根本的原因是，1800年前后，全世界白银供应量大大减少，中国的白银流入几乎枯竭。这与白银的产量密切相关，尤其是1790-1799年，以及1820-1829年两个时间段，世界白银的产量大幅下降。
这两个重要的时间段里，发生了什么?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以后拿破仑趁乱上台，实行激进的扩张政策，横扫欧洲，造成整个欧洲的战乱，市场需求萎缩，除了民生必需品，以前欧洲对中国茶叶、丝绸和贵重陶瓷等奢侈品的需求基本上没有了。对中国商品需求减少或消失，意味着中国的白银输入也大大减少了。
1808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拿破仑趁西班牙卡洛斯四世的白痴和昏聩侵入西班牙，灭了西班牙这个国家，任命自己的弟弟到西班牙当国王。
这引起了西班牙人民的激烈反抗，西班牙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各省都爆发了人民起义，拿破仑虽然灭了西班牙，但也使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
但西班牙是乱了无疑。西班牙一乱，它在美洲的殖民地揭竿而起，趁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先是墨西哥，继而整个南美，西班牙在美洲经营三百多年的殖民地荡然无存了。
在动荡中，银矿业大受影响，全世界范围内白银紧缺，欧洲各国纷纷开始发行国债，或研究使用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而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又严重依赖白银进口的中国却还茫然不知，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任由事态扩大。
日本早在此前几十年就禁止白银出口，而中国的邻国越南这时紧急叫停白银的开采，并且严防白银流出。
对中国来说，当时全世界的白银紧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白银大量外流。中国从1808年开始，由白银的净流入国转为净流出国。至1856年，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国白银外流相当于3.68亿银元，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在全世界白银紧缺中，大英帝国首当其冲。因为英国当时要拼命维持大三角贸易，对白银供应减少格外敏感。当时为了换取东印度公司手里的银元，英国国王甚至将产自英伦本土的棉花卖给全世界最大的棉花供应商、远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同样，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也转向以赚取白银为目标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十七世纪就在斯里兰卡种植鸦片成功，但一直没有大规模生产。当全世界白银紧缺时，为了能够从中国赚取白银，东印度公司从1800年开始尝试与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但一直很谨慎，没有肆意扩大规模。恰逢此时英国自由贸易观念开始萌芽，英国本土的个体商人则趁虚而入，形成了对中国鸦片贸易的主体。
白银紧缺的后果是中国百姓的困顿，陷入乾隆朝以来从未有过的个人危机。银价上涨，银贵钱贱的趋势加重，市场萎缩，通货紧缩。虽然物价下降了，但没有对商品的需求。
而官府的各种税费不降反增，许多过去富庶或说的过去的地方迅速陷入贫困，北方各省先出现粮食短缺，流民增加，饿死人现象开始出现，朝廷赋税、钱粮征收遇到困难，山东、河南等地区的财政收入甚至下降了三分之二。
而皇帝却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只是一味催促地方官，让他们拿出良心来，认真去征粮。
1823年和1833年两江地区的两次大水灾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情况。
两江粮食歉收不仅影响了北京的官员和绿营士兵的生活，更使得从清江浦到直隶的常平仓出现空虚，国家粮食平准制度失灵，无法救济灾民，为日后捻军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同时，南方百姓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甚至民不聊生，太平天国运动应运而生。
本文参考文献
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社会科学》2007，第6期
吴承明《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2001
罗威廉(William T.Rowe)《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信出版社，2016
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3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