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被称为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封建时期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总共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在此期间清朝国力、经济、人口和领土面积都达到了鼎盛,但看似美好的背后却隐藏了一些巨大的危机,导致中国落后西方百年时间。所以历史上对于康乾盛世的评价有正面也有负面,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复出的代价的确非常惨痛,主要还是因为西方科学技术没能被广泛接受。
2001年,著名导演陈家林、刘大印执导,陈道明、斯琴高娃等一群老戏骨演出的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开播,在收视率和口碑上双双喜获丰收。
《康熙王朝》对康熙皇帝传奇般的一生进行了全方位刻画,并给予了正面评价,让康熙皇帝以“治世明君”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至于康熙皇帝开创的“康乾盛世”,更是成为这部电视剧浓墨重彩描绘的对象。然而,在真实历史中,康熙皇帝远远没有电视剧所刻画的这么光鲜。
很大程度上,康熙皇帝虽然一手开创了“康乾盛世”,但又一手埋下百年后中国落后挨打的伏笔。
实行海禁,错过大航海时代
康熙皇帝于1661年即位,于1667年亲政,正式执掌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国家。
放眼看世界,17世纪中叶,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带动的环球航海行动,正进入高潮。在国家的鼎力支持下,一批又一批航海家冒着生命危险扬帆远航,成群结队地穿行于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开辟新的航路,寻找新的殖民地。
大航海时代对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促进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可以说,凡是投身大航海时代的国家,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海洋强国。
但是,在康熙皇帝的海禁政策下,中国完美地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众所周知,明朝初期曾经实行过海禁,到隆庆时期海禁政策得到解除。清朝入关后,为了打击沿海抗清运动,立即宣布海禁。康熙皇帝将这一政策实行到极致,不但禁止私自出海,还多次下令将沿海居民迁入内地,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杀无赦。这一政策在东南沿海形成了从30里到300里不等的“无人区”,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
康熙皇帝视海外经商的华人为异己。1741年,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屠戮华人,消息传回来后,朝野震惊。康熙皇帝却不以为然地声称华人“孽由自取”,对于荷兰殖民者的暴行连象征性的“惩戒”声明都没有发一个。
海禁政策给沿海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扼杀了中国的海洋贸易,阻碍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还让中国没有赶上大航海时代的“末班车”,错失转型发展机遇,其负面作用影响了200多年。
亲手扼杀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康熙皇帝本人对科学技术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
康熙皇帝小时候得过天花,长大后又多次患有重病,特别是40岁时,得过一次严重的疟疾,御医遍施中药都没有治愈,但在服用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的西药(奎宁)后,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此后,康熙皇帝就对西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在宫内建立实验室,亲自动手为子女及宫女接种牛痘。
除了医学,康熙皇帝在数学、地理学等领域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数学方面,他亲自演算并整理了一本学术论文《积求勾股法》,现在数学上所用的“根、元、次”等词都是他的发明。在地理学上,康熙皇帝主持绘制的《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代表着当时世界地理学上的最高成就,李约瑟评价“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然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康熙皇帝只是将科学研究当作自己的个人兴趣和爱好,禁止西方科学技术在民间流传。比如,他命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将《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汉文及满文,但却禁止这本书外传,他说:“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
康熙皇帝的身边,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如果选择一些八旗子弟,让他们跟着传教士学习科学技术,无疑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康熙皇帝连这一点都不愿意做,遑论建立官方学校,聘请传教士系统地传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因此,虽然康熙皇帝是一名科学技术的爱好者,整个国家却没有因此受益。
对此,梁启超不无痛心地说:“就算他(康熙皇帝)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这种说法,是很公允的。
同为执掌古老帝国,与康熙皇帝同时期的俄国皇帝彼得一世,却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全面实施改革,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把俄国从僵化落后中解放出来,变成一个强大而生机勃勃的帝国。
修筑柳条边,为沙俄侵略中国提供可乘之机
中国历朝历代就有了修建长城的传统。康熙皇帝即位后,放弃了修建长城的计划。
康熙皇帝在与大臣讨论边患问题时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宁,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也。”
康熙皇帝随即下令“永不修长城”。
可是,康熙皇帝没有修建防止外敌入侵的长城,却修筑了防止本国国民流动的长城——柳条边。
柳条边修筑于东北地区。清朝统治者在用土堆成的宽、高各三尺的土堤上种植柳条,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40余年,形成一座总长度达1300多公里的浩大工程,被人称为“绿色长城”。清朝统治者用柳条边将东北隔开,禁止汉人自由进入东北地区。
康熙皇帝为何要这么做呢?一方面,东北地区是所谓“龙兴之地”,为了防止有人破坏“龙脉”,要对这里进行严格保护;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盛产人参、貂皮、乌拉草等特产,为了保障皇室供应,必须禁止汉人进入东北采掘。
柳条边的修筑,修筑柳条边后,东北人口锐减,以至于人烟稀少,引起了沙俄的垂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沙俄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从东北地区分割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全国国土的1/7。
直到民国时期,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用火车将大量人口运输进东北地区,对东北地区进行开发,才避免了东北再次遭沙俄、日本等列强瓜分的厄运。
继续实施文字狱
清朝是中国实施“文字狱”的高峰阶段,几乎贯穿始终。其中又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4朝最为残酷。
实事求是地说,康熙皇帝不是清朝“文字狱”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干得最狠的一位——最狠那位是乾隆皇帝。康熙时期,总共只有20余件“文字狱”案件,其中有几件是康熙皇帝亲政之前所发生,算不到康熙皇帝头上。不过,康熙皇帝继续实施文字狱,也出现了“南山案”这样影响力较大的案件。
“文字狱”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危害则是禁锢思想自由,迫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龚自珍说了一句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什么意思呢? 是说读书人听到“文字狱”这3个字就躲得远远的。以后他们著书作文的目的就是为了糊口,哪里去管什么家国大事?
放眼世界,从意大利肇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早已席卷整个欧洲,将欧洲各国从中世纪的渊薮中带出,进入近现代文明,为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彼时,清朝还在“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与文艺复兴运动擦肩而过,令人扼腕叹息。康熙皇帝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但有人提出,中国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剧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