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年，此时正是东汉和帝永元九年，甘英曾经奉命西域都护班超的名字出使大秦，这个大秦其实指的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的安息帝国，也就是帕提亚利用轨迹欺骗了甘英，阻扰了罗马与汉朝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其实罗马帝国也在积极的寻找着各种机会来与汉朝建立起联系。于是史书上便出现了“罗马使团”的事情。
在《后汉书》中，曾简略描述过汉朝眼中的大秦国(罗马帝国)，而且比较准确地记录了当时罗马“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的国家特点。在汉朝眼中，大秦是富强的西方大国，“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评价相当高。
也是在《后汉书》里，曾留下了公元166年“大秦使者”在洛阳会见汉桓帝(146年-168年在位)的记录。但是，这次会见记录非常古怪，《后汉书》写道“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意思是，由于大秦使者提供的礼物太过普通，所以汉朝方面认为“罗马富庶强大”的说法可能是讹传。
汉桓帝
到底是什么礼物呢?《后汉书》中仅仅记录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象牙、犀牛角、玳瑁，确实都是当时常见的普通奢侈商品，洛阳市场上到处都是，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土产根本不是来自罗马。
所以，不仅是当时的汉朝朝廷产生了怀疑，连后世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很可能是一些商人冒充罗马使团，试图获取汉朝回馈的丰厚赏赐。
然而，当代学者们对比东西方史料，却发现这次的罗马使团竟然是真的!而且派出使者的，正是罗马“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马库斯·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奥古斯都(马可·奥勒留，161年-180年在位)，也就是《后汉书》所说的“大秦王安敦”。“安敦”的名号，与“五贤帝”的安东尼王朝完全吻合。
罗马五贤帝之一的马可·奥勒留
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时，东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夹着波斯的帕提亚帝国，即中国史书所说的“安息”。在几个世纪里，罗马和帕提亚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包括罗马名人克拉苏都是被帕提亚军队所杀。
从甘英出使大秦时，到罗马使团觐见汉桓帝，即公元97年到166年之间，正好处于罗马帝国的“五贤帝”时期(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马可·奥勒留)，这个时期的罗马帝国也被称为“安东尼王朝”(公元96-192年)。
汉朝的铁盾
当时，汉朝途径帕提亚通往罗马的“丝绸之路”已经出现。通过这条商路出口的商品里，除了绚丽的丝绸外，最令罗马人惊异的货物却是汉朝出口的高级钢。当时，中国已经掌握的炼钢技术远超过欧洲和中东。帕提亚帝国从商人手中获得的少量“中国钢”，被优先用于军队的武器，包括盔甲、长矛和箭。
罗马作家普鲁塔克(希腊裔，公元46年-120年)曾经描述道，帕提亚用东方钢铁制成的箭“是可以穿透所有障碍物的奇异之物”，而帕提亚士兵的钢制头盔则是“无法穿透的”。这种钢铁材料，是罗马人无法仿制的，令整个欧洲对中国汉朝产生了极大的敬畏感。
汉朝的钢铁刀剑
但是，帕提亚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咽喉，丝绸等奢侈商品也许能够运往罗马，但汉朝流传出来的少量钢铁却全被截留在了波斯。
公元161年，罗马“五贤帝”中的第四位安东尼·庇护去世，养子马可·奥勒留继位，成为了第五位罗马贤帝，他全称为马库斯·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奥古斯都。
帕提亚骑兵与罗马步兵
马可·奥勒留当上皇帝的同年秋天，帕提亚军队主动进攻罗马附庸国亚美尼亚，再次点燃了与罗马的全面战争(161-166年)。在战争初期，罗马一度遭到惨败，边境军团几乎全军覆灭。出于战略考虑，马可·奥勒留皇帝开始在外交上尝试一些新的举措，其中就包括在波斯以东寻找一个强力盟友。
公元165年夏天，马可·奥勒留皇帝派遣的特使在埃及登上了罗马商船，目标首次指向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中国，也就是西方所说的赛里斯。
罗马五贤帝
罗马使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顺利抵达洛阳
公元165年，是罗马-帕提亚战争的关键一年。马可·奥勒留皇帝派出他的弟弟，也是共治皇帝路奇乌斯·维鲁斯坐镇叙利亚，出动两路大军大举进攻帕提亚。其中，名将卡修斯所率的大军势如破竹，在165年首先攻克亚美尼亚，并乘胜攻入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
在军队节节胜利的同时，罗马皇帝特使也在印度洋上抓紧赶往东方。由于帕提亚隔断了陆地通道，所以罗马特使只能从海上绕路。当年冬天，罗马使团通过红海、阿拉伯海抵达了印度的港口，并在这里耐心等待第二年夏天的西南季风。
罗马商船
值得注意的是，从印度前往汉朝的路线，理论上有陆路和海路两条。陆上路线是从印度通过大月氏贵霜帝国、罽宾国进入汉朝的西域地区，但是当时强大的贵霜帝国与帕提亚是同盟关系，罗马特使不敢贸然前往。所以，罗马使团最终选择了绕远但更安全的海上路线——即当时刚刚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年(166年)夏天，印度洋西南季风开始，罗马使团所乘商船从印度启航，通过马六甲海峡，经过中南半岛，抵达了汉朝的日南郡。虽然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记录，但罗马使团很可能在当时的南海郡(番禺)下船，然后转乘内河船舶沿着西江水道，通过灵渠，再进入湘江、长江、汉水，然后弃船乘车，最终抵达了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
罗马使团的这一路是非常顺利的，在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当年里就抵达了洛阳，并见到了中国最高统治者——汉桓帝，终于实现了罗马和汉朝之间第一次正式官方交流。《后汉书》也确认，汉朝与大秦国“始乃一通焉”(第一次实现交往)。
尽管罗马特使成功见到了汉朝皇帝，但一个细节上的失误，却让这次出使的成果大打折扣。
犀牛角
罗马使团的错误，正是史书所记载的问题——将“象牙、犀角、玳瑁”这种大路货当礼物，敬献给了汉朝的皇帝。从这些礼物的特征来看，绝对不可能是从罗马本地运来的，而是从印度或中南半岛，甚至是在汉朝本土临时采购的。
这些礼物，在当时的洛阳市场上可能也随处可见。大象、犀牛和玳瑁龟，在汉朝时的中国南方仍然是比较常见的动物。这样一来，罗马使团给汉朝朝廷留下了非常不佳的印象。以至于汉朝官员们对这些使者身份也产生了质疑。
汉代壁画：宴饮图
尽管《后汉书》仍然认为这些罗马使者是真的，但后续其他史书和历史学家们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汉朝为了脸面不戳破真相而已。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看法。1885年，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赫斯(Friedrich Hirth)的德国学者曾研究了这段历史，认为当时中国人对罗马使节们持“怀疑”态度，他也认为这些“罗马使节”不过是商人假扮的。从汉朝、唐朝到明朝、清朝的两千年里，类似的“商人假冒使节”骗取朝廷赏赐的例子在古代中国比比皆是。
但是事实证明，这些罗马使节恰恰是真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罗马帝国时代的军团
一般来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罗马使团在长途跋涉中，丢失了贡献的礼品;另一种可能是，罗马皇帝根本没考虑给东汉皇帝送去贵重礼物。
作为“五贤帝”之一，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奥古斯都在品行方面口碑很好，而且还是一位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斯多葛派的主要思想，就是摈弃肉体的享受，包括一切可称为快乐的东西，去完善自己的灵魂。从这个角度讲，这位罗马皇帝属于典型的视金银财宝如粪土，所以很可能没太在意送礼这个问题。
马可·奥勒留
由此一来，作为皇帝意志代表的罗马使团，自然没有从本土携带贵重财宝。很可能，罗马使团在进入汉朝领土后，才得知送礼的必要性，临时在路上采购了一批他们看来贵重的礼品。
相比“五贤帝”的清心寡欲，当时的汉桓帝却是另一番景象。汉桓帝在位时，宦官当政，朝廷贪污奢侈成风，公然卖官鬻爵。当罗马使团来到洛阳时，皇帝和宦官们最关心的，不是和罗马建立什么同盟或贸易关系，最关心的反而是罗马使团是否带来了传说中的“大秦国奇珍异宝”，例如精美的首饰，高级的刺金缕绣衣料，以及珊瑚、琉璃、夜光璧、明月珠等等这些东方稀缺的珍宝。
罗马时代的珍宝
当看到罗马人带来的礼物，不过是常见的象牙、犀角和玳瑁，东汉朝廷的失望情绪在《后汉书》中都流露了出来，“其所表贡，并无珍异”。
罗马帝国“五贤帝”历史性地派出特使，历经千山万水来到汉朝首都洛阳，这么一件可载入世界史册的大事件，整个东汉朝廷给历史留下的唯一回应，竟然是“贡品里没有珍异”!
遍身珠宝的罗马贵妇
罗马使团在洛阳虽然得到了隆重的接待，但与皇帝的会见完全不得要领。最终，罗马使节们只能记录下汉朝的风土人情，作为出使的唯一成果。大约在公元168年，罗马使团回到了本国。
也许，罗马使团曾经设想下一次能够重返洛阳，届时可能会得到汉朝朝廷真正的积极回应，但历史再也没有给双方任何机会。
黄巾之乱
公元166年，历史上著名的“安东尼瘟疫”爆发。出征帕提亚的罗马大军，将天花和麻疹病毒带回了小亚细亚和欧洲，包括意大利、高卢、日耳曼地区在内都遭到瘟疫蹂躏。瘟疫大流行持续了20年以上，死亡者估计达到750万-1500万。罗马两位共治皇帝，路奇乌斯·维鲁斯和马可·奥勒留在这场瘟疫中先后病死。罗马帝国最鼎盛的“五贤帝”时代也因此结束，由于人口和国库的严重损耗，罗马也随之走向了没落。
与此同时，东汉帝国的灭亡也进入了倒计时。汉桓帝、汉灵帝两位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带领着汉朝最终走向了“黄巾之乱”，随后开启了三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