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山西地区，拥有着非常丰厚的长城资源，自从战国时期开始，历经汉、北朝、隋、五代、明等朝代，有两千多年的修筑长城史，其中以明代修筑的长城规模为最大。据统计，山西境内明代长城约有900公里，其他年代的长城约有500公里，共计1400多公里。那么，你知道明朝为何要在山西北边修建“外长城”和“内长城”两道长城吗?
一场靖难之役，奠定了山西“外长城”
如果翻开历代长城地图，你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国早期的长城，无论是战国赵长城，还是秦汉长城最北皆在阴山山脉一带，然而到了明朝，明长城却退回到了山西、河北一带。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改变了明朝历史的发展轨迹。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北伐北元蒙古，明朝国境线一度推进到了河套地区以北，并在今内蒙古建立了诸多军事据点作为军事缓存区，同时朱元璋还封了十三个镇守边塞的藩王，如果历史这样发展下去，明长城很有可能会在秦汉长城的基础上修筑。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靖难之役却改变了明朝。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得到了本不属于他的皇位，但凡造反起家的人最怕的就是别人会不会也学他造反。于是，朱棣迁都北京，实行削藩政策，还撤销了内蒙古的军事据点，并将全国的精兵强将集中在了北京。从而，对外“天子守边关”，对内集中兵权巩固自己的皇位。这直接导致了山西、河北一带失去了战略缓存带，成为了抵御蒙古骑兵的最前线，但这一战略缺陷在朱棣时期没有暴露出来。因为明成祖朱棣的皇位虽然来路不正，但他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其数次亲征北元蒙古，把已经分裂的蒙古打的满地找牙，而不得不臣服明朝。等到了明成祖朱棣的重孙明英宗时，一场“土木堡之变”才彻底暴露了这一战略缺陷。
因此，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在阴山一带修筑长城的机会，明长城中的“外长城”山西段基本锁定在了山西的北面。
我国历史有“守江必守淮”的说法，其中的逻辑是：要想守住天险长江，就必须先守住淮河，把淮河一带作为长江的战略缓存带。同样的道理，像长江这样的天险，防守都如此之难，显然仅仅一道长城是防不住蒙古骑兵的。比如，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蒙古瓦剌(là)骑兵从大同侵入内地，并在土木堡一举歼灭明朝主力部队，明英宗被俘虏。不久之后，瓦剌大军携带明英宗，再次攻破长城，意图攻占北京，于是兵分两路，一路走军都陉剑指居庸关，另一路走蒲阴陉剑指紫荆关，不久攻破紫荆关，围攻京城。明朝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打赢了这场首都保卫战，挽救大明江山。
土木堡之变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仅凭一道长城是根本防不住北方的蒙古骑兵，在外长城和京城之间必须建立一个战略缓存地带，进而拱卫京畿。这一战略缓存地带最终选在了山西的雁北地区，这与雁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翻开山西的地形图，你会发现“表里山河”的山西内部，有这么两个地方可以单独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一个是被群山环绕的上党高地，另一个则是雁北地区。
山西北部的雁北地区和河北的西北部，历史上一直是中原的门户，为幽云十六州的一部分，被宋朝魂牵梦绕了三百多年。其北为高原和燕山山脉，南面有大约呈东西走向的恒山山脉，西面为吕梁山脉，东面为太行山。可谓是，外有高原、群山环绕，内有大同、涞源和灵丘等盆地，能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此外，恒山山脉有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之地，“太行八陉”中的后三陉——飞狐陉、蒲阴陉和军都陉可直接沟通山西和河北平原，而倒马关、紫荆关和居庸关正是这三陉的关口。
因此，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易守难攻的地势，正适合构建一个战略缓存地带。于是，土木堡之变后蜿蜒的明朝“内长城”，就在此依山而建，成为当时拱卫京都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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