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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苏曦禾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每个中国女人都要从媳妇熬成婆，每个中国女人都摆脱不了和婆婆的矛盾纷争。从餐桌上，到产房里，都是婆媳的战场。
陕西榆林的产妇究竟被谁逼得跳楼，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婆婆和媳妇的生育观念分歧，早就开辟了婆媳矛盾的新战场。
从怀孕、备孕到生孩子、被要求坐月子，婆婆都以过来人的生育权威胁迫媳妇，例如，不许媳妇剖腹产，也不许媳妇坐月子的时候开空调。
传统家庭里的媳妇没有意识反抗这些生育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女性已经不愿意忍受顺产的痛苦，也未必愿意在月子中心浪费时间和金钱。新世纪的新婆媳矛盾也由此展开。
所有男人都在疑惑，我老婆和我妈，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整天非要斗来斗去？
婆媳矛盾无疑是中国人一直背负着的家庭问题。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针对全国9000多个家庭的研究显示，只有三成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和配偶的父母关系好；而在女性被调查者中，认为婆媳关系“非常好”的仅占1/4，婆媳关系远远比男性和岳父岳母的关系紧张。
和配偶的父母关系越差，家庭幸福感越弱 / 家庭幸福发展指数构建研究
有人将婆媳矛盾和女生宿舍的矛盾、女生之间勾心斗角这些女人的战争全部归结为女人太复杂，或者女人想太多。但是婆媳矛盾之所以“长盛不衰”，可不是说一句“女人心，海底针”就能解释清楚的。
婆媳矛盾写进了每个女人的基因
母亲不可能准确知道，自己和孩子的基因重合度有多少，但是他们在喂养呵护孩子时从来没有犹豫过。婆媳矛盾也如此，两个人无冤无仇，但是当成为一家人时，就怎么看对方都不顺眼。这种看似不证自明的现象被英国进化心理学家Hamilton解释为“内含适应性心理”。
说明白点，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被表兄弟抢走玩具的经历，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父亲并不会帮你抢回玩具，而是开心地把你的玩具拱手让人。这并不是因为父亲不爱你，而是在你和你的表兄弟的身上，都有父亲的基因。父亲帮助亲属，这样就可以增加自己基因的繁殖成功率。
亲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决定了亲密关系 / 作者自制图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个体或者物种的存活，而是使自己的基因能成功繁殖到下一代。
婆婆和媳妇的矛盾就在于，虽然婆婆能确认儿子是自己的后代，但是她不能完全相信媳妇生下的孩子一定是儿子的后代，这意味着婆婆不能确定媳妇生的孩子一定携带自己的基因。万一把资源投入在一个外人身上，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遗憾的是，判断一个孩子身上是否有自己的基因对于人类来说是很难的，丈夫只能通过夫妻间的忠诚度和孩子的长相来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除非做了亲子鉴定，否则谁也不能完全打消对隔壁老王的怀疑，毕竟体内受精的物种看不到自己的精子和卵子结合，但是体外受精的物种，比如青蛙，就能亲眼看到受精卵是怎么形成的。
因此婆婆为了增加自己的基因繁殖成功率，希望自己的儿子尽可能多的寻找伴侣，而且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繁殖成本更低，女性要怀胎十月，男性却没有这个限制。很明显，婆婆希望儿子这么做，和媳妇的利益是相冲突的。
理论上，男人都摆脱不了“被绿”的可能性，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中，由于妻子和丈夫的父亲都不能完全确定他们是自己的孩子，当妻子和丈夫生下第三代孩子的时候，丈夫也不能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孩子，爷爷和外公就不能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孙子或外孙，所以这层不确定性对男性来说永远摆脱不掉，而且代代相传。
对于父亲来说，孩子的归属一直是模糊的，这种不确定性代代相传 / 作者自制图
但是怎么会有婆婆知道上述的道理呢？在伦理的限制下，婆婆不可能鼓励儿子为了多生孩子找小三；她们也几乎不知道基因是什么东西，更别提有那个心眼和闲钱去做亲子鉴定，看看媳妇生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谈论孙子长得像儿子还是媳妇一直是婆婆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十几岁的孩子甚至还会被七大姑八大姨扯来扯去地问——“你看这孩子眼睛长得，像他爸还是像他妈”。
有意思的是，媳妇家的亲戚倾向于说孩子更像父亲，由此来增加婆家对孩子的信任和投资。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密歇根大学教授Richard Alexander的研究显示，当父亲觉得孩子的性格和长相和自己更像的时候，他会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培养孩子。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父亲真的蠢到因为孩子更像自己亲生的就多给孩子零花钱，而是说父亲培养下一代的目的是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
在这方面，黑猩猩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由于滥交现象十分普遍，族群里所有的公猩猩共享了所有的母猩猩，更别提能辨认出幼崽的亲生父母了。因此公黑猩猩从来没有像人类一样履行父亲的职责，因为公猩猩只要一直在交配，就能保证自己的基因在无数幼崽身上延续下去。
“孩子他妈”
但是中国的婆媳矛盾却别有“另一番风味”。在中国传统家庭里，女性是没有家的，她们不能参加家族祭祀，也不会被写入家族族谱，也被免去了赡养父母的责任和继承家产的机会。嫁人之后更是像水一样被泼出去，成为丈夫的附属品，丈夫在公开场合甚至都不会和媳妇有亲密的举动。
媳妇唯一的翻身机会就是生孩子，而且必须是生儿子，她其实就是以孩子母亲的身份被娶进来的。
如果媳妇嫁到婆家后很久没有生出孩子，是会被婆婆嫌弃的；如果媳妇只能生出女儿，更会被婆婆看不起，甚至可能会被婆家“无理由退货”。在华北农村的田野调查中，丈夫对媳妇是没有专门的称谓的，生了儿子以后才被称作“孩子他妈”。
而媳妇生的女儿，有可能被送给别的亲戚，或者直接溺死。但是一旦生了儿子，婆家的态度立刻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即使之前的婆媳矛盾再怎么苦大仇深，婆婆也要放下身段伺候媳妇坐月子。而且这个时候连社会舆论都会倒向生了儿子的媳妇，如果婆婆没有伺候媳妇坐月子，邻里都会跑来埋怨这个婆婆。
此外，生了儿子的媳妇还可以得到更多优待。有研究显示，第一胎是男孩会显著提高妇女在耐用品消费决策中的重要性和参与度。生育男孩会使得妇女决策的重要性增加大约12.4%；第一胎生男孩的妇女参与耐用品消费决策的比例高出第一胎生女孩的妇女6.9%。
这个现象在农村更加明显，在第一胎生女孩的农村家庭里，如果媳妇第二胎生了男孩，她的决策参与度比连生了两个女儿的妇女上升16.1%。
而且媳妇生了男孩以后也能吃到更好的食物，有学者研究1993年至2006年的数据发现，生育过男孩的妇女的卡路里摄入量增加1.9%，蛋白质摄入量增加2.2%。
生了女儿，婆家是媳妇孩子的死神；生了儿子，婆家又成了媳妇和孩子的救世主，哪个媳妇心里会对这个“家”里有好感呢？
虽然儿子给媳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但是儿子也是婆媳矛盾爆发的原因。爱荷华大学教授Margery Wolf提出，媳妇和儿子是一个“母体家庭”，媳妇靠生儿子获得家庭地位，靠养儿子获得未来的养老保障。
婆婆也一样，把自己的利益和儿子捆绑在一起。但是媳妇要靠丈夫生儿子，婆婆要靠儿子获得家庭支配权和养老保障。产生这样的利益冲突的两个女人怎么可能和谐相处?
这个时候的婆媳矛盾主要表现为对家庭权力和资源的争夺。小到谁来决定厨房的摆设，大到决定家庭积蓄是用来给孩子以后上学用还是给长辈买养老住房，买了新车以后旧车是媳妇自己卖掉还是让婆婆拿去给乡下的穷亲戚用，都是可以引爆婆媳矛盾的导火索。
婆婆和儿子有这种唇亡齿寒的关系还因为婆婆从来不指望自己的女儿能带来什么利益，费孝通曾经用两个时期来划分传统社会中女人的一生——从父居住和从夫居住。女儿的地位就和出嫁前的媳妇一样，只是迟早要嫁出去的外人。
女性如何被家庭成员看待，从亲属的称谓就能看出来。美国人类学家摩根认为亲属称谓有两种形式，描绘式和分类式。而中国式大家庭把这两种形式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
例如，母亲的父母称谓中要么有个“女”字，要么有个“外”字，以表示非父系，这属于描绘式的称谓，能精确表达女性在家族中的角色和位置。
而分类式的称谓可以区别同一辈分的亲属，例如妈妈的兄弟称为舅舅，母亲的姐妹称为姑妈、姨妈，但是从“妈”、“舅”、“父”等关键字就能知道这个亲戚是不是父系的传人。“外甥女”这样的称谓一出现，亲戚就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自家人，不要把肉给她吃。
媳妇的逆袭
除了生儿子，中国的媳妇有另一种方法翻身，那就是分家。
如今的一家三口是从多代人组成的主干家庭中脱离出来的核心家庭。分家意味着各个夫妻自有财产的划分，也代表要明确各家对长辈的养老义务。而在分家的过程中，媳妇比她的丈夫更关心丈夫兄弟间对赡养父母的责任划分，要想使这种划分是公平的，就只有通过分家。
传统大家庭产生矛盾时，常常用分家来解决问题，婆媳矛盾在分家的过程中表现得更明显。一旦分家完成，获益最大的是媳妇。虽然媳妇不能掺和到分家的讨论，但是并不能阻挡她们监视分家的公平公正公开。
通过正式的分家，婆婆干预媳妇“当家”的地理优势瞬间荡然无存，媳妇们不但占据了原来只有公婆才有的管家的位置，而且保证了她们的“母体家庭”不受侵犯。但是对于婆婆来说，当媳妇把握了分家以后的财政大权时，她们原本能从儿子那里得到的利益就不一定能实现了。
1994年无锡姑亭庙村，分家后多数是媳妇当家 / 最后一代传统婆婆
美国学者马克·赫特尔认为，中国官方提高法定结婚年龄，是媳妇反击的大好机会，从而开启了从“婆强媳弱”到“婆弱媳强”的世纪转变。
1979年在东莞市茶山镇增埗村曾经试行比现在更高的法定结婚年龄——女性23岁（现在是女性20周岁）。但是在此之前，从1975年到1979年，当地女性的实际平均生育年龄是24.5岁，高于23岁。
成熟又有工作经验的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更高，和以前的早婚女性相比，她们有工资，有社会资历，因此也有和大家庭“谈判”的资格和头脑，争取更多的家庭资源和独立于男方家庭的机会。
事实上，家庭规模也确实在逐年减少，1982年、1990年、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的平均家庭规模分别是4.41人、3.96人和3.44人；2009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平均家庭规模为3.15人。
根据《1995～2005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的调查数据，丈夫在家庭中更多地拥有实权的近四成，夫妻平权的家庭也约为四成，妻子有更多实权的占二成左右，也就是说，有六成妻子分享家庭实权，其中城镇家庭的妻子有71%拥有实权。抽样调查显示，可以自主决定购买个人用的高档消费品的占89%，可以自主决定资助自己父母的女性占91%。
与夫妻平权家庭为主流的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共同参与决策的比重仍不高 / 中国妇女的家庭生活状况
遗憾的是，即使分了家，夺了权，媳妇也不是家庭的主人。因为丈夫并不是因为懒或者信任媳妇才把财政大权交给她们的，而只想通过这种方式逃避解决婆媳矛盾的责任。
学者针对无锡姑亭庙村的田野调查显示，在175户随机抽样调查中，分家前媳妇当家的只有两户，分家后62.5%的家庭是媳妇当家，媳妇决定把多少钱给公公和婆婆，也直接面对公婆的不满和指责。丈夫则可以仗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名义摆脱赡养不力的职责。
而且手握财政大权不代表就能拥有更多财产，在丈夫眼里，媳妇可能并不是手握实权，而只是理财的管家。
2010 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名下有房产、农村宅基地、存款及机动车等重要资产的比例均低于男性。女性名下有房产的占42.1％，其中农村女性为33.5％，分别比男性低22.5%和35.9%。
一方面，媳妇希望能真正支配家庭财富；另一方面，丈夫还是把控着多数的财产，而且毫无疑问，丈夫永远不能决定，是和老婆站在一起还是和亲妈站在一起，就像没有男人能回答，老婆和亲妈同时掉进水里，先救谁?
在《最后一代传统婆婆》中，作者提到，在60年代，婆婆照看孙子，同时也统治着媳妇；而在80年代之后，媳妇要求婆婆提供劳动来换取养老保障。
很明显，这只是媳妇和婆婆争夺家庭资源的缩影，即使婆婆沦为家庭里的“被照顾者”，这场女人的斗争也从来都没有消停过。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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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涛,杨凡,张浣珺,赵梦晗.家庭幸福发展指数构建研究人口研究,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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