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80后”又被冠上了一个群体标签——中华工商时报一项调查发现，有9成“80后”确定自己无法赡养父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80后”还需要父母进行资助。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
我国90%以上“80后”无法赡养父母，是从一个社会截面反映出是整整两代国人面临的养老困境。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细分为多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反映出当下“80后”普遍存在收入与实际生活负荷脱节、在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下的不堪重负。
更值得警惕的是，“80后”正面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沉重现实。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基尼系数20多年时间里从0.16升至当前的0.47，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这其中，有多少“80后”农民工乃至所谓的灰领、白领，挣扎在稍不留神就会失业乃至进入负资产行列的危险边缘？
比收入“马太效应”更应关注的是合理的财富分配。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隐藏在“马太效应”之后更为根本的命题：如何确保民众权利的平等性？具体而言，就是富人有保证财产安全的权利，穷人有得享基本社会保障、自由择业创业等各项权利，并能够运用这些权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就目前依然存在的城乡教育、中小城市与大城市教育资源分配二元制来看，目前的“80后”乃至更广泛意义的社保状况显然不容客观。
第二个维度则是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由于没有从一开始就进行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许多地方连省内统筹都无法实现，这是所谓区域性障碍造成的“歧视”。与此同时，各级公务人员退休养老金迟迟未能进入到社保范围，而他们依照现在办法领到的退休金往往大大高于社保人群。近年来不少过去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人员也开始办理社保，但是，养老金发放额度也高于企业人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单位人员在退休养老金额度上的多寡，导致公民在享受国家制度福利方面新的不平等。
同时，严格意义的社保不仅仅包括养老金，还包括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如果只是解决养老金的全国流动，而其他社保项目无法自由流动，公民所享受的社保还是不完全的。
社保是国家给予公民的制度福利，因此，平等是社保必须维系的一个秉性，区域性的社保制度和差异性的养老金制度已经阻碍了平等的实现。而只有非官二代、富二代的平民群体拥有更多向上的机会，平等的起跑线，能够通过自我奋斗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社会贫富差距才是可被广泛接受的，才是建立在合法、合理的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的运行才是公正有序、充满活力的。否则，被80后“啃老”的上一代，以及“80后”本身两代人都将成为“老无所养”的时代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