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剧烈变化的转型时代。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这30年，是国家意义上的进步与学习，那么未来30年，方向则握在每个中国男人的手里：是继续沉沦于世俗意义上的物质成功，“独富其身”，做精神和人格上的犬儒，还是从自我做起，拥抱成熟的价值观，走向精神上的高贵？
殊途不可能同归。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小到家庭，大到企业、社会、国家，男人依然拥有更强的权势和影响力，是丈夫、是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单位的中坚，是社会的强势力量，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30年来，我们以百废重兴、万物复苏的姿态，生机勃发地创造了人类脱贫和致富史上的一个奇迹，可是，我们也面对传统撕裂、诚信缺失、道德危机的社会现象。
当传统价值出现危机，道德信仰缺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寻找对个体生命来说更有借鉴意义的人性基因。
放眼世界，那些作为优秀男性的绅士基因并非不可发现：彬彬有礼、忠于爱情、维护信用、积极向上、乐于运动和富于冒险的精神、宽容与爱心……
只有当我们拥有了这些在时间长河中凝练成的所有优秀男性的共通价值，我们才可能在世俗的财富标尺之外，找回中国男人应当拥有的光荣和骄傲，找回一个优秀男人所应具有的理想人格模型。
西方人的“契约”精神，认为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从而让在最初状态不平等的个人，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
契约精神：绅士基因第一要义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美国十八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一百米处，还有一座孩子的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五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亲悲痛欲绝，便在悬崖落水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墓地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一百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次，但孩子的坟墓仍然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墓地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又一个一百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一百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那份延续了两百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是今日西方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理解西方社会、政治和法律的钥匙。这种精神，是西方人在一代代的商业文明中所孕育出来。
可是在中国，更崇尚的是“聪明”而非诚信，尽管早有“尾生抱柱”的故事，也只是君子修身的一种自我省视，倒是善于利于规则的漏洞这点上，中国人做得相当出色。正因这种崇尚“聪明”的社会风气，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败坏，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感之中，大家不守规则、互相欺骗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不安全感，于是进入恶性循环。这种互不信任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彼此防范。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防盗门、防盗窗，遍地都是的高高的围墙，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活得并不安全。
个人在世俗的生活里拼命地工作，拼命地积累财富，假如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那就一不能吃喝嫖赌，二不能坑蒙拐骗，三不能敷衍塞责，四还得讲究效率，完全彻底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世俗的职业与个人的奋斗，便具有了神圣的意义。
公平敬业：新老绅士的共通价值
西方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从某种意义说，劳动力、人才也具有商品性质。在他们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个人的选择，是意愿的实现；做好分内的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不想干了，或干不好了，就应当辞职，再追求新的目标。
不论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能临危不惧，奋勇向前，甚至有时以身殉职。就连各单位的门卫、传达，也是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决不会马马虎虎坐在那里聊天、抽烟、混饭吃。住户需要修理什么，只要写个字条，放到门厅的服务处，一两个小时以内，修理工即可来到。不需寒喧，更不要招待，他便立即投入工作。修完之后，让你试用，让你挑毛病。在你完全满意之后，他便笑着向你告别。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阿基勃特，就是敬业成功的一个缩影。开始时阿基勃特只是个小职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他的敬业精神特别强，处处注意维护和宣传企业的声誉。在远行住旅馆时总不忘记在自己签名的下方写上“每桶四美元的标准石油”字样，在给亲友写信时，甚至在打收条时也不例外，签名后总不忘记写那几个字。为此，同事们都叫他“每桶四美元”。这事被公司的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了，他邀请阿基勃特共进晚餐，并号召公司职员向他学习，后来，阿基勃特成为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
这种敬业是带有普遍性的。他们不认为可以用其它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拒绝高薪的“一美元议长”、“一美元市长”等等，他们只象征性地一年领取一美元的薪水。但他们干得很欢，很带劲，因为那个职位、那份工作是他们最理想的，最乐意干的。在他们看来，“自我实现”比物质利益更高、更重要。
曾经有国内的代表团到德国研修，访问柏林市政府的头天夜里，下了场大雪，积雪足有半人深。早晨起来，大家想访问计划肯定会被取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接他们的汽车已等在了楼下。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四十多公里长的路途上，积雪也早清除得千干净净。随行的导游介绍说，德国每个部门、每个公职人员的职责都很明确，是谁的职责，谁就会主动认真地做好应做的事情，像扫雪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号召、组织。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完全是市场经济竞争法则作用的结果。然而，同样采取了市场经济竞争法则的中国，却没能有这种深入人心的敬业精神，其背景是我们对信仰的缺失。
西方人的慈善和爱心，来源于宗教精神下的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这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聚敛财富。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
慈善与爱：绅士阶层第一密码
我们的传统里从来不缺少慈善与爱心，在传统的儒家伦理下，要我们爱父母、爱兄弟、爱朋友、爱邻里，并且以从对他人的爱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作为现世的人生追求。但是，我们的这种仁爱亲亲的观念，从来都是局限于亲朋好友的范围，没有扩大到对社会成员的博爱，施予每一个生命。
相比我们，西方社会的确是个很讲“爱心”的社会，现代的国际红十字协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数量庞大的义工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慈善基金会最发达的美国，各种基金会的数量超过了8万个，而在互济传统深厚的西欧各国，每国的基金会也在一万个以上。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2007年，美国的各个基金会也总共捐出了430亿美元的公益基金，比2006年的390亿整整多出了40亿美元。除了给钱，西方人还会贡献大量时间做义工，帮助社会需要的公益事业，义工服务的项目形式也是种类繁多，包括帮助病人、残疾人和照顾孤寡老人；教育贫困儿童识字；为贫困家庭的人检查和防治疾病，为他们补习文化课和科学知识；帮助酗酒和吸毒者戒酒瘾毒瘾；为儿童接种疫苗，修建城市花园以及照顾小孩、为儿童辅导体育等。以美国为例，除了本国的志愿者服务，还有数百万人在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地区工作和服务，美国有55%的成年人(大约8400万人)参与义务工作，他们每年“捐献”的时间，相当于九百万人的全日制工作量，如果折合成工资则相当于2390亿美元。
反观我们，也许是因为多年物质的缺乏，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汶川地震，举国同哀，一时爱心如潮，全体国人似乎突然间爆发了无穷的爱心，可是细想之下，这场地震的爆发，只是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地激发了人们对于这种自我完成的需求，但还远没有上升到“非自我需求的善行”的地步。
震后灾区孤儿的收养，报名者如潮，可是，表面的热潮下，你会看到真实的景像：除了灾区孤儿，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孤儿需要被收养，他们同样该拥有人们的爱心，可是，每年收养这些孤儿数量最多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外国人。我们自己去收养时，总会提出苛刻的条件，不要残疾，多少岁以下，是一种居高临下挑拣的态度，从来不愿意收养残疾孩子的事实，天然地佐证了我们爱心的匮乏。
有一部美国纪录片，叫《我的至亲骨肉》，讲述一个妇女收养若干个残疾孩子的故事。故事里，有两个双腿高位截肢的小女孩，每天自己推着轮椅出门，校车司机在她家门口放下升降梯把轮椅接上去。在学校，她们基本上不用依赖别人就可以自己处理上厕所等问题，她们甚至还和全班其他同学一起，快乐地挥舞旗帜做旗操表演。这些情景，远不是今日的中国人可能想象的，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和观念，丝毫不能给残疾人提供一个可以充分参与社会生活、不依赖他人而独立生存，在人群中获得自信尊严以及充分幸福感的机会。
让每个人都有尊严生活的权利，才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
西方人的家庭生活观与中国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的观念，是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发展之上，依靠“爱”来维持，而不同于中国人的“忠孝礼仪”。
家庭第一：主流绅士人生信条
在西方社会，主流人群的观点永远是家庭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当工作和家庭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让位的都会是工作。而在中国，自古就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榜样，主流思想宣扬的从来是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意识，违反者便会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
和平素人们对西方人开放的印象不同，西方男人对婚姻、家庭、情侣间的忠诚是非常看重的，他们在结婚之前可以试婚，可以同居，也常常会有一夜情。但是一旦结婚的话，就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大多数男人不会与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无论对家庭、对爱人、对孩子都有很强的责任感。
把家庭生活放在人生的头一位，这简直是西方男人的人生信条。2007年在华盛顿举行的G7财长会议上，会议主角之一的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为了陪家人去非洲度假，甚至缺席会议，面对媒体的质问，德国财政部发言人的回答是：“人们以这种诽谤性的语言来谈论这件事，我感到很悲哀。此次度假很早以前就计划好了，这是财长对家人的承诺。”政治家如此，体育明星也不例外，有一次，火箭队的头号球手麦迪在火箭对爵士的比赛中途突然退场，致使火箭队败北。麦迪中途离开的原因是他的未婚妻哈里斯腹痛难忍，被送往医院生产，他们的儿子即将诞生。虽然麦迪知道自己对球队无比重要，他的离开很可能让火箭输掉一场胜利，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家庭永远都是第一位，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去指责麦迪。
与他们相比，中国男人的确没有那么注重家庭，或者说，我们对家庭的重视，早已异化，变成了另外的追求。西方人评判中国男人的家庭观或许有一些偏颇，但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
“无论在海外还是在中国，中国人的确很勤奋，中国人在海外也能比当地人积蓄更多的钱财，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人有经商的天赋，而是你们比我们更节俭，更能省，是通过降低生活标准来完成的金钱积累。你们平时很少上酒吧，周末也很少度假，甚至周末或假期都不休息。”
“你们会没日没夜的工作，把孩子都交给老人照管，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外，你们忙得很少和孩子一起玩，我是说那种不带功利的玩，不让孩子非得学会什么的纯粹的玩。圣诞节不带着孩子去海滩，因为你们会觉得这个时候的机票、宾馆都贵，不如趁这个时候做点生意赚更多的钱。所以，你们华人的孩子尽管学业上很优秀，但他们总是觉得和当地人比起来，父母更关心的是家庭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学习分数，而不是他们的快乐。”
“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们中国人爱说这是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多挣些钱，但每一代都说自己赚钱是为了下一代，那么究竟哪一代会真正地使用这笔钱？生命是那么短暂，你们借口为了家庭的未来，而在现在就牺牲了家庭，我不知道这个帐是怎么算过来的，怎么还能体现你们自己很自豪的家庭观念。”
“你们为了工作，可以忍受长时间的夫妻分离，要在我们眼中，夫妻不在一起三个月以上，基本上就该考虑办离婚了。所以我们被派到海外来，就一定是全家一起来，我的妻子、孩子都搬来。他们要是不愿意来，我就不可能接受这项工作，家庭比工作更重要。我在中国甚至听说过你们的上一辈人甚至有夫妻几十年都分在两个地方的，到了退休的时候才能生活在一起。我知道有很多在异地工作的中国人，他们甚至只能一年回家一次，都说是为了家庭在挣钱，可这样的钱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太残酷了。难道你们就不会为了家庭放弃工作吗？工作也还可以再找呀。”
对西方男人来说，绅士和君子是一种骨子里的风度，是一种融进无数细节的习惯，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认同……
君子风范：现代绅士自我认同
绅士一词，就是西方男人们的死穴。被人，特别是被女人指不像绅士，对他们来说，约等于个人品行被判死刑。不过今日的绅士作派，已经不再是像约翰·莫根那样，去处理一根香蕉时，得把香蕉“横放在盘子上，用刀叉先将它的两头切去，然后再横向剖开香蕉皮，其后才将香蕉切成小块，优雅地送入口中”。或是在二战中，德军空袭伦敦时炸掉了公共图书馆的屋顶，而绅士的书迷们照样衣着整齐地在瓦砾堆中翻阅书籍。
现代绅士的集中体现，是对女性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礼让。比如德国的男人从小就被鼓励坐着小便，这样做就是出于卫生考虑，生怕弄脏座圈，影响了女士。男人们还能帮女人生孩子，和妻子一道去上孕妇课，并且能在太太分娩时镇静地帮助她把因阵痛而忘得一干二净的呼吸操恢复过来。
西方男人们还有种君子风度，在无红绿灯的路口，行人要想过马路。那些司机肯定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过，用眼睛的余光看看，肯定是男士驾车的较多。特别是女士过马路时，男司机是百分之百停车让道，所以有经验的人说，最安全的行走方式，是跟在女人身后走。
西方男人对女士的宽容体谅也令世人羡慕不已，不论是乘公交车还是地铁，不论是进商场还是进超市，不论是购影视票还是进餐，不论是进电梯还是进房间，男人从来不夹塞，总是规规矩矩地排队，或让女人先行一步。如果是女士夹塞，她们从来不会遭到男人的指责，倒是对夹塞的男人就会受到爱管闲事或敢说敢管的其他男同胞的指责。这种风度的最好体现，是今年发生在英国赫尔市的一幕：多部提款机日前出现异常“错乱行为”——取一赠一，双倍吐钱。得到消息的当地居民呼朋唤友，蜂拥而至，迅速将钱提取一空。虽然人们极其兴奋，但没有出现争抢现象，大家井井有条地排队，长龙排到了马路上，人数一度达到上百人。
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社会调查机构曾专门向男性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当妻子独自遭遇色狼而无力反抗的时候，你是希望她坚决抗拒呢，还是希望她屈从？有97%的人回答，希望她屈从。为什么？他们的回答是：生命对于妻子只有一次。中国人会如何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可想而知的。
在西方，自信意味着社会理解以及对每个人的生活选择的尊重，不会试图用高薪去让一个自命清高的教授下海，用博士学位去让一个讲求实惠的蓝领汗颜，用奔驰去让一辆招摇过市的旧车愧退，用华屋去让一位与世无争的高邻气短……
自信乐观：永恒的绅士基因
在中国，成功已经成了一剂毒药，幸福只以贫富划分，价格观统一以金钱衡量。而在西方，高薪、华屋、名车的群众号召力没有在中国这样的新富国家那样大。到了西方的一些中国新贵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身边少了一份熟悉的羡慕，便多了一份失落。于是，他们随时分发印有董事长头衔的名片，但并不管用。又于是，一掷千金，买下华屋名车。可气的是，竟然连那些居斗室，开破车的美国人也岿然不动，不肯景仰擦身而过的奔驰老总。当然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袖口或领口的名牌。
很多西方人身为蓝领阶层，也是心满意足。当你出入豪华宾馆时，为你叫车的男孩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你会感到他的自信。千千万万的西方男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了职业，选择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活出了一份自信。于是，让那些在本国高高在上的贵人们出了国门就傲气顿失。一个访美的官员曾讲：“我在国内时别人见我就点头哈腰，可是在这边连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是的，当个人不能威风时，整个民族就可以威风了。
一位到美国赴教的中国教授，隔壁邻居是一家墨西哥人，每天见面都打招呼。聊天时老墨中气十足，没什么文化，但神色之间透出对生活相当满足的自信。教授想，这墨西哥人虽没有文化，敢跟我大教授谈笑风生，想来也是生意上有成之辈。结果不然，他根本没有工作，全靠五个小孩的政府补助过活，每人每月几百元钱，还有食品券。这位教授后来很感慨地讲，恐怕总统来了，这墨西哥人也不会腿软，职业和收入并不是让人自信的根本。
在西方，这种自信意味着社会理解和对每个人的生活选择的尊重，不会试图用高薪去让一个自命清高的教授下海，用博士学位去让一个讲求实惠的蓝领汗颜，用奔驰去让一辆招摇过市的旧车愧退，用华屋去让一位与世无争的高邻气短。
知道吗？比尔•盖茨曾想参加哈佛的同班聚会，被有些同学拒绝了。是的，你盖茨选择了中途退学，跟同学没多大关系，那何苦聚会呢。选择了在哈佛毕业的同学，未必都选择了向金钱屈膝。
这就是自信：不再以他人的价值取向为自己的成功标准，幸福不分贫富，自信不依赖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