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讨论爸爸为什么不陪伴孩子的话题之前，我需要先表个态：首先是标题“中国爸爸，你为什么不陪孩子”绝对有标题党嫌疑，但这种声音却是很多母亲时常所发出的。
其次，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是人类发展至今（除了常年征战时期）获得爸爸陪伴最少的一群孩子。而在修复这群孩子与爸爸的关系上，我们几乎无能为力。
最后，对于许多生活在中国城市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已经获得了爸爸一定时间的陪伴。特别是在周末，少部分爸爸已经会将陪伴孩子看作头等大事。而需要看到的是，持有这种观念的爸爸数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多。
相对而言的“陪伴不足”
就像60年代的中国人普遍不会觉得自己穷，而2010年代的中国人则常常会喊穷；5060后的中国女性并不会讨论爸爸该如何陪伴孩子多久，而8090后的女性却深切感受到了男性在育儿上的失位。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相对剥夺感”的存在。1960年代，大家都很穷，所以没人觉得穷。2010年代，所有人都富了，但彼此差距也在拉大，于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很穷；在育儿问题上，以前的爸爸们都不管家里的事儿，妻子没什么期待，而今天的爸爸们则有一部分开始“变节”，操心育儿的男性一直在增加，打破了此前的平衡。
所以，一定程度上，像我这样每周陪伴孩子超过30小时的爸爸，有可能会成为个别爸爸的“眼中钉”。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被安排在家庭内部，她们的外在要求和自我暗示都是相夫教子，并通过个人的勤劳和极大的隐忍，来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
例如，台湾作家杨渡先生在家族自传《一百年漂泊》中，就描述自己父亲不但不管家里的事情，还在外面胡来。他的母亲一味隐忍，不管丈夫对自己做了什么，都对落魄的他不离不弃。在父子关系上，杨渡的父亲在他20岁的时候把他带去了风月酒场，以此传递为人处世的原则与边界。
按照今天的标准，杨渡的爸爸就是女权人士眼中典型的“渣男”，不但没有在儿子小时候多陪伴他，还把一个刚刚成年还带着书生气的儿子带去风月场，给她叫了小姐。而杨渡的母亲自始至终都没有提过离婚，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她的一生就是“生育工具+保姆”的组合。
传统中国爸爸的形象，一般都缺乏对孩子童年的陪伴，更别说在婴幼儿时期，跟妻子做AB角的互换。人们口中的好爸爸，往往是在孩子成年以后的某些关键时刻，用自身的资源、人脉或阅历来点醒、帮助孩子。
所以，有关好爸爸的评价标准，显然是跟整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文化观念、性别结构息息相关的。我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说，杨渡的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这样判断太过于武断。
两种情形的陪伴
然而，今天好爸爸的标准的确比之前复杂了很多。在《奇葩说》的这期节目中，我认为薛兆丰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可以在稍稍修改之后，来拿作为好爸爸的标准用。
薛兆丰教授是这样说的：“我陪他讲童话，这是一种（陪伴）；我带他去丹麦看一看，那是另外一种（陪伴）。”他的本意是为了说明爸爸的陪伴会有很多种，但通过赚更多钱，就可以利用分工与合作来促进孩子的成长。比如，有了足够的钱，孩子可以学钢琴，可以去游学等等，第二种陪伴更利用了分工合作，可以更加丰富。
薛兆丰教授的观点很好，而他说的陪孩子讲童话和陪孩子去丹麦体验童话王国，这实际上构成了今天好爸爸的两个条件。
第一，爸爸应该尽可能多地给孩子读绘本、讲故事、参加户外运动，享受与孩子相处的时光，做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观众”；
第二，爸爸需要赚足够的钱，这可以提升陪伴的质量。当然，赚钱的目的还是为了陪伴，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陪伴。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构成好爸爸的条件之间是存在张力的。如果一个爸爸花了很多时间来陪伴孩子，那么爸爸就失去了赚钱的时间和机遇，陪伴的丰富性就达不到；反过来，如果一个爸爸赚了很多钱却没能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那么他就陷入了“购买陪伴服务上瘾”的陷阱。
有极少数人将二者之间做了融合，他们将陪伴孩子本身塑造成了获取经济收入的直接或间接因素。比如儿童心理学的创始人普莱尔，他在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了3年的观察之后，写出了一本开山之作《儿童心理》。当然，我自己也属于半个例子：通过参与育儿，做妻子的超级替补，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撰写了几十篇与育儿相关的观察文章，陪伴孩子之余，也拿到了一部分经济收益。
但对于绝大多数爸爸来说，实现两个目标的融合都不现实。况且，以我为例，写专栏赚的钱也不足以支付高额的出境游费用。所以，在工作本身占去了大量时间的背景下，许多爸爸回家后就想着放松，陪伴孩子最多只是选项之一。
崛起的妈妈，愤怒的妈妈
作为独生子女的8090后女性，她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家庭内部所有资源的支持。所以，她们考入了大学，进入了职场，买房时出了首付，生娃后甚至由外公外婆来照顾。在家庭贡献的比例上，大量城市独生女性反而占据了大头，反过来，家庭中的男性变得不再举足轻重。
即使男性提供了大部分经济支持，但今天出生的孩子，很多都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这使得整个家庭对孩子陪伴和教育的重视形成了一个无底洞。没有人知道边界在哪里，没有人可以估计培养孩子的投入上限。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们只出钱是不够的，必须要出时间，出精力，出点子。
而惯性的力量从来不可低估，许多爸爸并没有很快扭转自己的想法。他们通常也会采取说理的态度，但论证的证据基本来自自己父母对自己的照顾。比如，“当年我妈带我们好几个兄弟姐妹，不照样过来了吗？”；或者，“你看当年他们没怎么管我，我不也上了985大学了吗？”
这里要说明的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与现代社会育儿观念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事实上，8090后的夫妻都没有能够真正做好当父母的准备。这里的“没做好准备”不仅仅是经济层面，更重要的是知识、观念层面。
比如一旦你当了父母，你需要是一个奶粉专家、疫苗专家、辅食专家、睡眠专家、对抗分离焦虑专家......这些专业化的知识需要父母在短期内迅速吸收和消化，实践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陷入无助、绝望和崩溃的概率极大。
但问题来了，由于父亲观念上的惰性，使得他们可以寻找到很多理由不去真正介入育儿，并且学习新知识。所以，母亲成了上述专业知识的主要学习者，以及育儿事务的主要实践者。时间一长，母亲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得了权威，面对爸爸不懂装懂、不帮忙还捣蛋的行为，不爆发是不可能的。
很多爸爸肯定觉得委屈，因为我明明也想帮忙，我的办法明明是小时候用过的，怎么又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还别说，我这种经历我也经历过，只不过如果止于这一步，那就只能恶性循环。而如果更耐心地去进入孩子妈妈的频率，则会发现原来她这样做是统筹安排的结果，女性们在家务中的战略思维，真的不敢小觑。
长期因为育儿争吵到不欢而散的夫妻，最终会形成爸爸逃避介入，妈妈也不乐意爸爸介入的情绪。“丧偶式育儿”的说法，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创造的。
当然，爸爸观念未能扭转并不是唯一的障碍。在今天，许多夫妻都身在职场，从孩子出生到10几岁，很可能安排某一方的老人过来帮忙照顾。对于爸爸来说，在妻子和老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即使自己有意愿投入，但也可能没有足够的机会，这同样也是一个问题。
许多外婆和奶奶并不习惯男性深入参与育儿，还认为男人做家务带孩子是没出息的表现。而年轻的妈妈也在焦躁的情绪中忙于指责爸爸这个不对，那个不行。所以，很多爸爸最终发现，相对于融入复杂的育儿体系，在公司上班赚钱更容易。下班后不急着回家，在公司多待一会儿，这样正好可以远离喧嚣。
对于今天的中国爸爸们来说，我们迎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一代女性。如果一个爸爸出身贫寒，那么他会被叫作“凤凰男”。如果一个爸爸的原生家境优裕，那么留给他的标签则会是“妈宝男”；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婚前都会被叫“直男”或“直男癌晚期患者”，在婚后则被冠以“甩手掌柜”的称呼。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成功的男性都是凤凰男，但只有在今天，他们才获得了这个带有污名化的称号。原因在于他们的婚配对象在过去40年中，社会地位不断在上升，经济能力也一直在提升。
与此同时，家庭内部的父权结构却运转如常，经济贡献能力下降的爸爸们，以为仅仅赚了去丹麦旅行的钱就够了；殊不知，作为身兼职场达人和家庭主妇的“女超人”，她们双线操控能力一流，在战略上已经能够藐视爸爸。
面对家庭责任分摊的不公平，妈妈们喊出“一周陪伴不足12小时就取消爸爸称号”。这一呼声的发出和丧偶式育儿、凤凰男、妈宝男等概念的发明，无一不显示了她们非凡的议程设置能力，但也折射出8090后的女性，在争取家庭内部权利的过程中所承受的无奈。
对于我们这些爸爸来说，的确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性别观，重新打量女人对于家庭和社会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女性在目前的教育竞争、新经济创业等多方面都拥有不可忽略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女性在社会地位崛起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勤奋好学的姿态，无论是上学、就业还是育儿，她们的这一特点都很值得我们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