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文化，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切入点。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使语言更加丰富而缜密。
汉语随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更新，一些古老的用法也随之流失，但时代的前进并没有完全洗刷掉汉语的古老意涵，一些东西留存了下来，尤其是在方言里，从而使我们得以对古老的文化追根溯源。
礼失求诸野:找旧的东西，要前往远处
《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文化中心不断有新的文化现象产生，从而将原有的文化现象推到远处，所以如果发现自己原来遵循的礼仪，所讲的语言已经流失了，应该到哪里去找呢？到“诸野”去找。这里的“野”跟“国”相对，城外、国外就是野。
“礼失求诸野”是一条文化传播的普遍原理，汉语史研究也是如此。当语言不断发展变化后，其原始的古老形态可以到郊野去寻找；古代的许多用语在普通话里可能已经流失，但却可以在方言中被发现。
譬如厦门话中就保留了比较古老的语言文化面貌，而新的面貌则是在如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区不断涌现。所以要找旧的东西，就要前往远处，不仅可以到我们国家的偏远地区，还可以到韩国、日本、越南去找，因为这些地方都曾使用汉字与汉音。
方言保留了普通话没有的入声。香港的“旺角”，“Mong Kok”，“角”发音的时候要收一下子，入声就是这个音。以-p, -t, -k收尾的音节即是入声。日语的“鉛筆”，“えんぴつ（en pi tsu）”，后面用“tsu”结尾，但普通话里“铅笔”是没有入声的。上海话里入声快没有了，但有点喉塞音，也就是淡化了的入声，闽南人、广东人、台湾人都知道入声。
“凤凰”的“凤”，现在用的是轻唇音“f”。古代没有轻唇音，只有重唇音，重唇音还保存在南方方言里，譬如肥皂，上海人叫bi皂。由此推理，凤凰的“凤”字在南方方言里也应该发“b”的音，但我见闻有限，目前还没有发现南方有哪一种方言这样发音。但后来我注意到这被保留在了韩语里，韩语里“凤凰”的“凤”叫“beng”，“b”是重唇音。
古无轻唇音，这个现象是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发现的，他是吴人，讲吴语，自己研究悟出来了这个结论。相较而言北方人成为语言学家稍微难些，在他们的方言中入声几乎消失了，因而做诗的时候，还要死记哪几个字是入声字，才能押到平仄，所以语言学家似乎多半都是南方人。
方言有时候讲出来都是文言，普通话反而是大白话。比如，长沙人说“为什么”，是“huo gai”，就是“何解”，其实古代人就是这样讲的，并非长沙人故意“拽文“。所以不要看不起方言，很多人说乡下人讲的是乡里话，但其实乡里话是有文化的。
大家不要认为古代语言简单，现代趋于复杂，在方言中这一现象似乎是倒过来的。甚至现在有人怀疑古代还有复辅音，就是两个辅音叠在一起。大家读英语知道“philosophy”这个词, 现在这个发音是简化了的，“ph”其实原来就是双辅音。德文里现在还有双辅音，不少词语是用“pf”开头的。
十九世纪新教传教士发现厦门的方言很特别，不但保留了古代的词汇，还保留了古代的语音。我也注意到，厦门人不但用词古朴，一些语法现象也非常特别，有语尾变化。我们一般认为汉语为孤立语，与屈折语不同，没有语尾的变化。
但有趣的是，汉语方言情况不同，比如厦门人讲“我”是“w’a”，讲“我们”是“w’un”，变了音尾；“你”叫“li”，“你们”叫“lin”；“他”叫“yi”（伊），“他们”叫“yin”。北方人喜欢讲“咱爹”“咱妈”，厦门话叫“lan”，包括对方。厦门话里“wu”就是我们，不包括你，“lan”就包括你了。外国人觉得这是屈折性变化，靠发音的变化，而不是靠字的不同。
如果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应该把方言的语音全都留下来，否则它们就会慢慢消失了。
古老的方言之间互有联系
方言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比如，厦门与福州之间只相隔一个莆田，约300公里，但两地的人也无法通过方言对话。从黑龙江到昆明都可以通用普通话，几千公里距离也不是问题，但南方方言的区别却到了这样大的程度。
哪种方言更古老一些呢？目前能考据出来的，第一是闽方言（闽方言其实是汉末三国两晋时代的吴语），第二是吴方言，第三是老湘语。大家在长沙听到的都是新湘语，与普通话接近，而真的老湘语是湘乡地区讲的，比如曾国藩讲的就是老湘语。广东话很老，但广东话也很新，因为可以文白对应，这和广东的地理位置有关。每次移民潮都有许多人迁入广东，一批批移民的叠加，古老的广东话也就被一层层冲淡了。但“睇”这个词，依然在广州保存了两千年。
闽方言、吴方言、老湘语，三者之间有联系。吴语讲“缸”叫“bang”，这个音写出来是“甏”，湖南平江人也这么讲。上海讲“袜子”是“ma zi”，平江相同。
湖南话里，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叫“man 仔”，最小的女儿叫“man妹子”。我至今仍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湖南人写成“满”，但想必并不是这个字）。这让我想到小时候在厦门看到有一位妇产科医生叫“黄阿屘”。
小时候我看到招牌不知道这是什么字，后来大人告诉我这位医生叫“eng a man”，“屘”就是最后一个孩子，其实这是厦门人自造的形义字，本字一定并不是这样。湖南话和闽语的关系，其实是湘语和吴语的关系，因为吴语被搬到闽南来了，所以表面上看似不同的方言之间，其实存在着相互联系。
原本从南方长江中游到下游的方言之间可能互有联系，但中唐以后北方到江西的移民把吴语和湘语隔断了，之后江西讲的就是赣语和客家话，但依然可以看出吴语和湘语有很重要的关联。
许多学日语的人都觉得日语、上海话、厦门话的发音有三角式的相似，就是因为吴语的音传到了日本。日语里“京”字的读音有三层，“東京”的“京”念“kyo”，是最古老的“吴音”；“京畿”的“京”念“kei”，是比较近的“汉音”；“北京”的“京”念“king”，是与今天的汉语更近的“唐音”。
这三个层次的读法体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变化，诸位如果懂日语，对于理解方言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方言与通语的区别有时是用字的不同
有时方言的区别是音的不同，有时是用的字不一样。
上海人把摔跤叫“guai gao”，其实用的就不是“摔”字，有的上海人直接把它写成“掼交”。
晋朝有个愚蠢的皇帝名叫晋惠帝。有一年天下大灾，老百姓没有饭吃，大臣问他现在天下饿殍满地，没有饭吃怎么办？皇帝说了一句话：“何不食肉糜”。“糜”是粥的意思，厦门话就不用“粥”而用“糜”，发音是“mei”。
厦门把狗叫“gao”，三百公里以外的福州叫“ken”，其实福州是用了“犬”字。上海人把“新民晚报”叫“新民ya（夜）报”，就是因为上海人不讲“晚”字，他们把天很“晚”了叫“ei”（晏）了，横竖就是不讲“晚”字。
“读书”厦门人叫“ta cei”，泉州人叫“da zhu”，因为泉州人用的字真的是“书”，但厦门人用的字是“册”。“有典有册”是《尚书》上的话，所以这方面厦门话更古老。但其实总体上泉州话比厦门话古老，只是因为厦门是开放港口，方言容易流失，但是这个“册”字被保留了下来。
所以方言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找到它的本字。广东人讲看不讲“看”，讲“tai”，写出来是“睇”。这个字汉代就有，扬雄《方言》记载，他逐个访问各地的人，把各地的方言记下来。这种书2000年来只有一部，如果每隔一百年就有一位扬雄这样的“好事之徒”，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就方便多了。
官话：为了语言的互通而出现
官话的“官”是公共的意思，官话就是公共的话。每朝每代都有公共的话。好多人以为明代的官话是北京官话，其实是南京官话，因为明代一开始的首都在南京。南京官话从明代一直用到清代。16世纪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从澳门进来，他们学的都是南京官话，一直到雍正时代官话才慢慢变成北京官话。
在听福建、广东官员汇报工作时，即使说官话，但雍正皇帝依旧听不懂，于是下令办正音学堂，教授语音标准的官话。书中记载清末有许多方言学堂，但其实并不是汉语方言，而是外国语。
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格局由三次大移民
与其他中小规模移民造成
现代汉语被认为可以分成七大方言，各有各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行分区划片，构成一副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完整面貌。
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分布在长江及湖南雪峰山一线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域以及九江至镇江一线的江南沿岸。其中的江淮官话分支通行于苏、皖二省的江北地区及江南的九江至镇江沿江地带；西南官话分支通行于湖北（除东南角）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及湘西、桂西北、陕南与河南南缘。
其他六种南方方言都分布在东南地区：吴方言在苏南（除镇江以西）、上海、浙江地区，湘方言在湖南湘资流域及广西东北角，粤方言在广东中部、西部和广西东南，闽方言在福建（除闽西）、粤东南、海南和台湾大部，赣方言在江西北、中部及湖南东缘，客方言在粤东北、赣南、闽西及川、桂、台、湘部分地区。
自北而南的三次大移民形成了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首先是永嘉丧乱后的移民，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北方边疆五个少数民族的内徙，迫使中原汉人大量向南播迁。这次移民主要有两条路线，一到江东，二到湖湘，高度集中于今南京一带，使部分吴语区成为讲官话方言的江淮官话区。
其次是唐代安史之乱的移民，移民比较集中的新居地主要是襄阳、江陵、武昌之间的湖北腹心地区，湖南西北角，苏皖二省南部以及江西的北部和中部。
这次移民对南方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加速了北方方言对湖北方言的同化，奠定了这一地区西南官话的基础，在江西北、中部，北方移民带来的语言形成了今日赣语的主要基础，一批人又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再往南走，到了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形成了客方言。这里比较封闭，因此客方言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中唐以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到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历时达二百年，对方言地理的形成起了强化的作用。
第三是靖康之难以后的移民。这次移民的原因和西晋末年相同，由战乱引起，南下的路线和方向也和第一、二次移民近似。这次移民最明显的影响在杭州。杭州城里人讲杭州官话，杭州乡下讲的又是另外一种话。这是因为靖康之乱后开封人将北方的方言带了过来，一直保留到现在。
元代以后，由东到西的移民浪潮成为主要方向，包括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和从福建到广东、海南的移民。江西和福建在唐以后接受了大量移民，到唐末五代的时候已经人满土满，迫于经济需求向其他地区移民。江西到湖南的移民使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不同程度的赣语特征。福建移民则把莆仙方言和闽南方言传播到海南岛和广东省东、西两端的沿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
此外还有东部各省向四川和云贵地区的移民。元代末年，湖北地区发生红巾军起义，不少人避乱或随红巾军入川；明初政府对四川进行移民，也以湖北籍人口为主；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二三十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破坏，人口大减，清政府积极向四川移民，外省入川的移民以明代湖广籍人为主，所以有“湖广填四川”之说。今日四川方言是两湖地区的西南官话向西迁移的结果。
元、明两代及清初不断向云南、贵州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据研究，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数。在这些移民中明代从南京来的军人，地位相对高，加上明太祖在军屯之外还迁徙富民大姓到云南，使明后期的昆明地区在风俗习惯、方言、衣着方面都与下江地区十分相似。
清代中期四川人口逐渐增加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来到云贵地区，他们的籍贯主要分布于江西和湖南，其次是四川，总人数在二百五十万左右。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被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有些地区甚至带有下江官话的特征。
现在台湾的许多青年跑到厦门来，会奇怪为什么厦门人人会讲台湾话？他们不知道闽南语是福建的移民带到台湾的。台湾3/4的人讲闽南语，分为泉州腔和漳州腔，另外客家话占了1/4。
不易理解的语言和文化现象
可以用方言解释
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到中国都是从沿海进入，先接触到的人说的都不是官话，而是方言，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李鸿章问“葡萄为什么会有牙？”这是因为“葡萄牙”念成闽南话的话叫“pu to nga”，与外语的发音比较接近，但念成普通话就出现问题了。
李鸿章
英文的“sofa”中文里叫“沙发”，两个音并不接近，但上海话把“沙发”叫“suo fa”，这就没有问题。“Cheese”很早前就已经被翻译成了“奶酪”，并被广泛使用，但是现在又叫“芝士”，因为广东人和香港人念“芝士”是“qi xi”，和英文接近。
但用普通话读就离得远了。我到新加坡去，发现他们叫taxi做“德士”，这是从“的士”直接译成普通话来说的。“的士”原本应该用粤语来读才接近原音taxi，用普通话发音变成di-shi，已经偏离很远了。而“的”字另一个发音是de（同“德”字），“的士”就成“德士”了。
因此，根据词语的发音，可以辨认出异词是从广州来的，厦门来的，还是上海来的。
“高雄”这个地名是从日文倒译来的，日文发音是“takao”，“taka”就是“高”，“o”就是“雄”，而日文名又是从闽南方言来的。高雄原来的土名叫“打狗”，“打狗”闽南话念成“da gao”，跟日文“takao”相似，于是乎就将“taka”转写为“高”，“o”转写为“雄”。
方言对于读书也有用处。形容一个人观察事物浮皮潦草观察，叫“走马看花”，许多人理解成骑在马上慢慢走过去看花，这有什么浮皮潦草的呢？其实在古代这个词是“跑马看花”的意思。厦门话里把跑叫“zao”，其实用的就是“走”字。所以懂方言对于理解古代的诗或成语也是有益处的。
诗中有些看似不押韵的地方，可以猜测是否与方言有关系。“倚”“何”两个字的普通话发音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厦门话中“倚”念“wa”（第四声），“何”念“wa”（第二声），这两个字声母韵母一样，字形也相似，只有声调不同。而普通话读起来则完全不同。
在汉字中，象形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字是形声字，字里有声音。懂方言对于学习语文有好处，许多形声字，普通话发音不同，但在方言中是相互关联的。
说到民俗和方言，湖南临湘的亲属称呼完全是古代的讲法，没有女性的称谓，只有男性的称谓。古书中记载，汉代没有妹妹这个词，妹妹称为“女弟”。在临湘，父亲叫“ya”，祖父叫“dia”。各地的方言里祖父与祖母，父亲与母亲都是不一样的叫法，但在临湘是相同的，祖父叫“大dia”（大爹），祖母叫“细dia”，父亲叫“大ya”（大爷），母亲叫“细ya”。自然也没有妹妹的叫法，妹妹也叫弟弟，老弟。
这就像衣服褶皱里面的东西没有洗干净，一些古代的词汇被保留在这些褶皱的方言中，或者像一块布，越洗越褪色，方言被新的语言淘洗，颜色越来越淡，保留的古代遗迹越来越少，但还有淘洗不干净的地方被保留在某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