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讲座丛书”第二编《中国典籍与文化》我买了前六辑，此外又单独购了一本“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十年选萃”，书名《文化论衡》，都看完了。这套书第六辑是一个专辑，张大可的《史记十五讲》。对《史记十五讲》开始期望较高，以为可比拟《先秦史十讲》，看了以后觉得完全是两种风格。“十五讲”里最出色的还是讲“秦汉之际天下三嬗”与“楚汉相争”中几个人物，如陈胜、项羽、刘邦等，其余大多讲《史记》的贡献、艺术、思想，及书与作者如何伟大之类，有如高校讲义，适合自学考试。当然我可能是瞎说，因为《史记》我也曾通读过一遍，但一点也讲不了写不出，只能感叹白读了。《文化论衡》则是在十年200多场讲座中选了14篇文章（讲稿），那当然是“选萃”了；我数了一下，居然有8篇文章已经收在前四辑里，这些文章我又重新读了一遍。第五辑里没有文章收入，并不代表这一辑编得不好，这辑中（柴剑虹）《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就很好，我还因这一讲专门去买了本柴著《我的老师启功先生》。
《文化论衡》首篇为来新夏的《藏书·读书·治学》，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三辑。一看到“来新夏”三字，我便想起自己的一个笑话。在杭州时我曾经不自量力，想去考来新夏先生的研究生，记得还写过一封信，问需要读哪些参考书，后来好像是南开研究生院给我回了信；我把这事同陆宗城先生讲了，他说来先生太忙了，哪有功夫回信；我后来也没有去考。来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藏书的主要目的是读，读书是为了做学问，也就是治学。他对读书为了消遣或满腹经纶却“述而不作”的人取鄙视态度，认为一定要像蜜蜂一样，贡献自己的成果。这也说得太极端了吧？照他老人家的说法，我们读书还真是白读了。他讲的读书方法适用于做学问的人，比如多读书积累资料，很多资料“无用”并不是做了蠢事，一是眼光水平提高“觉今是而昨非”，只有在“无用”的基础上才能锻炼出抉取“有用”的能力；二是也许水平所限，未能看出有用的内涵。另外，治学尽量读原著，举例说，取水要从河里挑，用完再挑，水无穷尽，不能从别人的水桶里倒，倒虽容易，但一方面倒时会洒掉一些，关键是别人之桶空时不知桶中之水从何而来，并且别人桶里的水是清是浑，你没办法。
第二篇黄永年的《古籍版本漫谈》，曾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一辑，原题为《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黄永年先生自学出身，成为版本大家，北京有人说，凡是被黄先生看上的书，售价都该比原标价翻一番；还有一种传说，讲黄先生看线装书的本领之高，书在架子上不用取下来，更不需要打开，就知道是什么版本。他自己当然不承认，但他确实记住了什么书有哪几种版本，能够从书根的顔色来推测。“善本”名称北宋时开始使用，原指校勘得好的本子；后来清人把宋元本及其他稀有旧本也称为善本。因此黄先生认为现在实际有两种性质的善本，一种是校勘性的善本，一种是文物性的善本。文中还揭了一次中华书局的老底，早年中华为了和商务竞争，排印了一部《四部备要》，为节省成本用的版本很差，后来还被人勘对出其“自云用什么版本和实际所用版本多不相符”，做假动作。
接下来是李致忠的《古籍版本鉴定知识浅谈》，亦曾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一辑。李先生的讲座我当堂听过一次，很实在。他不喜欢用“鉴定”这个词，说容易被误会只凭眼睛看就行了，其实不经过考定说不出准确的版本。文中他先讲了个故事，有人看《隋书》，卢太翼中年后双目失明，“以手摸书面知字”，猜测应该是摸雕版的版面，遂写了文章，以此证明中国隋朝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李先生叫人查了《隋书》的多个版本，实际上是“以手摸书而知字”（形容其年青时读书多，夸张说法），那人看的书印错了。李致忠先生借此事说版本知识的重要。他虽然说凭眼睛看，再大的学问家也会出毛病，还举了张元济老先生把元版鉴定为宋版的例子；但第一眼功夫还是得有，看一眼要能大概判断什么时代，然后再考定。因为唐五代印刷品传世总共才20件左右，所以谈版本鉴定一般从宋代开始。要掌握各朝代刻书的特点，黑口白口、单边双边、鱼尾象鼻等情况要清楚。有一种书的版式篇名在上、书名在下（即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很少见，可以先假定为宋版。宋代刻书大多用皮纸，有桑树皮纸与楮树皮纸等，形容某部书“楮墨精良”，是指楮树皮造的纸，纸墨精良。造纸的纸浆里总留有一些树皮残痕，纸面上会有残迹，这也是一种鉴定的证据。还有避讳，包装，蝴蝶装还是包背装等，要留意。元代刻书特点，大体是“黑口赵字无讳多简”；明代刻书特点，初期“黑口赵字继元”，中期“白口方字仿宋”，晚期“白口长字有讳”。清朝到康雍乾形成了特点，字漂亮，纸也好，字就是被称为“馆阁体”的那种。李致忠先生说，判断一部书，还应从序跋、牌记、印章、著录、刻工、内容等多方面下手。
冯其庸的《怎样读<红楼梦>》，说阅读《红楼梦》起码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红楼梦》的时代，也就是作者的时代；二是应了解《红楼梦》的版本，指要选择一个好的本子；三是《红楼梦》的思想。所以我们一般人随便看看是看不明白的，哈！《红楼梦》里有很多话要反复读，反复参详，这话不错，不过会不会也有理解过度？比如说形容薛宝钗“任是无情也动人”，应该倒过来理解成“任是动人也无情”；好像老师讲解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样，就是“为了不忘却”。此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二辑，那里文后还附有几个当时的答问，其中一个讲到形容王熙凤的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凡鸟”典故来自《世说新语》，一次李安去看嵇康，嵇康不在，其兄嵇喜在，李安在门上题了个“鳯”（凤）字，嵇喜很高兴，以为是称赞，李安走后，别人说实际是讲他“凡鸟”，呆鸟，笨蛋。凤姐聪明过头，也就是笨了；不知冯先生的理解是否也过头了呢？
《清代南府与昇平署》（朱家溍）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一辑，朱先生说南府和昇平署都是管理演戏的机构。“折子戏”是一个新词，早先一折为单出戏，如“游园惊梦”；大戏有很多出，如只演一出，叫“出”不叫“折”。文章从介绍戏曲档案开始，到南府与昇平署的变迁，再讲剧本，然后是剧种声腔的转变，最后还讲了皇宫里的戏台，内容非常丰富。皇上怎么听戏，太后怎么听戏？电视里一排排地坐着，跟戏园子一样，呱呱叫好；其实皇宫里没有这种场面，也不允许击掌叫好。宫里演戏，院子是空的，听戏的就几十个人，都在一间间的廊檐房子里。
白化文《不问苍生问鬼神》，曾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四辑。看题目，并不清楚要讲什么，文中开头也未交代；看内容，主要还是讲佛教的一些东西，有汉化佛教“六道轮回”之类。所谓“六道”，由低到高排列为：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轮回不单指人，天神也难免（如八戒、沙僧）；跳出轮回外者为佛、菩萨、缘觉、声闻，即“四圣”。六道四圣合称“十界”。我一直以为白化文先生是北大图书情报系（后改为信息管理系）的，何以来讲“鬼神”？网上一搜索，他是“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早就“多年从事佛教、敦煌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了。
戴逸的《论乾隆》，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二辑。先是澄清了几个谣传，说乾隆是熹妃的儿子是没问题的；再讲乾隆的功绩与过失。乾隆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最高峰，但也是从盛转衰的开始。当时发生了世界性大事件，英国产业革命，法德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法王被推上断头台；而法国革命第二年，乾隆正在庆祝八十大寿。外国使团要求通商，本来很欢迎，包吃包住，只因不愿磕头而谈崩。闭关锁国，必然落后。
看来这样逐篇介绍过去太费劲，写到现在还只有一半，后面就只把篇目列一列，了解一下《文化论衡》一书的全貌吧。（一笑，谁要看你的文章？）
《道家与中国文化》（楼宇烈），讲到《老子》“大器晚成”帛书作“大器免成”，与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音希声等是一脉相承的。《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宁可），讲许多中国人对外来佛教原来是不满的，因为沙门不敬王者，不敬父母；讲中国的佛教实际上是“入世”的；外国的天使要翅膀才能飞，中国的就不要。《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廖育群），讲传统医学并非只有中医，全世界很多，如日本的汉方医学、印度的阿输吠陀医学、韩国的四象医学、印尼的甲姆医学等，中国也还有少数民族医学。《科学·历史·文化·社会》（杜石然），一篇文章里涉及这么多内容，也只能是泛泛而谈；文章提到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以前不知道，可以补入《中国古文化遗址》中。《永明声律与中印文化交流》（启功，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第三辑），批判了两种现象：一种把什么都说成是从外国传来的，另一种则说凡是外国有的，中国就一定早就有了。《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研究》（荣新江），讲到不能过于追求新材料，而不思考新问题，提出了几个新的研究方向，文章很扎实；还讲敦煌的和尚住在家里，既吃肉又喝酒，是因为僧尼比例高（百分之十），必须世俗化，让他们干活交税。《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金圣华），着重“探索”的过程，对“精神世界”的内容缺少正面回答。
《文化论衡》书前还刊有三篇序言，书后两个附录，附录为讲座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