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发展最顶峰的时候当数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天我们先谈儒、道、墨、法四家。
现代社会为诸子百家舍长取短开辟了道路。传统文化在现代，不是采用一家之言，而是博采诸家，舍短取长，以实现多元互补和多维整合。
事实上，儒道墨法四家的价值观处于不同的方位和级次，经分剥整合，能够形成系统功能意义上的对立互补机制，从而对现代社会起到价值导引和思想滋养作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墨、道、法思想精髓
儒家：创始人孔子，他的所提倡的社会规范思想是礼，其核心是仁；孟子是孔子之道的忠实捍卫者，他提出了性善论，包括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的恶性本身是无法根本改变的，但是可以用“伪”来抑制人的恶性而使之归于善；荀子和孟子的人性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都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人性论的发展补充；
儒家重视用伦理道德统摄、主导经济利益，主张合义之利则取之，悖义之利则舍之。在儒家看来，以利害义、见利忘义是道德人格的毁灭。在义利之间发生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就要为义而舍利，牺牲利益以至生命；
这种“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已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关系范畴，而是从社会伦理学意义上来看待利益关系，注重社会稳定、群体和谐、人伦秩序及人格境界。
道家：创始人老子，他主张寡欲、无知、知足，并提出“无为”的思想，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提倡“以不治治天下”并且要“任其自然”，他沿着老子的社会理想进一步推进，提出了一个与禽兽杂居、不对自然进行任何改造、人类没有私心和欲望、无须任何社会规范“乌托邦”社会；
五体启示录认为，道家的思想更多地体现了隐逸者的心态，以自然无为、清静自正的思想和行为为根本宗旨，漠视、甚至鄙视世俗功利，主张放弃名利，远离物欲，在原始状态中逍遥自在、淳朴自然地生活。从这种理想境界出发，道家反对贵货敛财、奢侈享乐，也反对抽象的仁义说教；
可见，道家既不要空泛的“义”，也不要不符合大道的“利”。道家的义利观实质是一种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义利观。从长期效应看，道家的这种超越义利观确有独到之处，它包含了深刻的人类学和生态学内涵；
人的消费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心的焦虑、躁裂和愤懑；更何况，“积极”地征服自然，带来的结果是资源的锐减和生态的破坏。现实的问题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无为”的深奥之义。
墨家：创始人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即墨子的社会整合方案是“兼爱”，社会控制方案分别为“天志”、“明鬼”、“尚同”，社会平等的思想是“尚贤”；
墨家代表了下层手工劳动者的愿望和利益，对人的基本利益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义与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割，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利益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和交互的，要相互仁爱，互利互惠；
墨家反对私利，也不主张单向的利人，而提倡把利己同利国、利公、利人有机结合起来。这种互利思想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公私之间、人我之间只有相济相顾，互利互惠，才能保证群体生活的良性运作。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他支持性恶论，提出人际关系的本质是“自力自为”，与孔子的“克己复礼”相反，韩非提倡“不期修古”并且要“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以法用人、以法制定社会契约的法制社会；
法家不重“义”而重“利”，推行以法治利的管理方式。法家讲的“利”主要是政治功利及附丽于政治体制的经济实利。法家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国强民富，天下太平；
而要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就必须“明法审令”，实行法制，以法为师，以法为本，以法为教。法家主张以法令规定经济关系中的主体责任和权利义务，并通过法令的强制性调控来实现物质利益的分配。
小结：墨法两家侧重于物质层面，可以称之为事功型价值观；而儒道两家侧重精神层面，可以称之为弘道型价值观。
事功型价值观有利于生发经济自身的潜能与活力，弘道型价值观则有利于克服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偏颇和弊端。
四家价值观，分则各失偏颇，合则增益互补。正如地球需要多样生物群种才能达到生态平衡一样，社会正常而持续的发展，需要多基因和多智慧的互动和渗透。而多元的思想，对立的思想，可以在整体结构中相矛盾而兼容，相斗争而发展，相制约而平衡，在生克制化的运演中拨正整体价值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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