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周两族群是上古华夏族的主干。早期的商族群以渔猎－畜牧生产为主，崇尚四方，经过长期发
展，形成了以原始五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周族群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部落，重视四时，素有依据时令交替安排生
产和日常生活的习俗。战国中期以后，各地域、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不断加深，以五行、四时为代表的
两种传统文化也随之开始了整合进程。
春、夏、秋、冬为四时，每时的第三个月为季月，即：农历三月为季春，六月为季夏，九月为季秋，十二月为季冬。在四个季月之中，古人常把六月季夏特别提出来，按照春、夏、季夏、秋、冬的顺序排列。
季夏的特出与时令变化无关，完全是为了凑数成五，从而使五行与四时搭配起来。五行配四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理顺两者的整合过程，有助于对中国上古文化的认识。
一、原始五行与殷商人的空间意识
“五行”一词，最早出自《尚书》的《甘誓》、《洪范》两篇。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一概念的真正所指，往往按照后世观念进行解释。解释不通时便说古书是伪造的，《古史辩》即是其中的代表。《墨子》曾引述《甘誓》全文，故多数学者认为《甘誓》是可信的。刘起釪先生认为：“‘五行’的原义为五星的运行，在此处（《甘誓》）为代表天象之意。”［１］此说亦谬，金景芳先生曾批驳之［２］，兹不赘述。１９７３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被庞朴先生定为思孟学派“五行”说，１９９３年湖北荆门郭店再次出土了与帛书内容近似的竹简《五行》。帛书与竹简《五行》的出土，使荀子批评的思孟“五行”在一度失传后，以较完整的文字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但子思、孟子远在《甘誓》时代之后，故无助于对原始五行的解释。
从字形来看，“五行”最初写作“ ”，其代表的含义不难探讨。关于“五”，朱芳圃指出：“象交错形，二谓在物之间。当以交错为本义。自用为数名后，经传皆借午为之。”［３］关于“行”，罗振玉指出：“行象四达之衢，人之所行也。”［４］所以，原始五行的本义是“交汇四方”。
按司马迁的说法，“五行”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５］１２５６愚以为，要正确理解司马迁的话，还得把它与“黄帝四面”的传说结合起来。《吕氏春秋》有“黄帝立四面”的记载，高诱注曰：“黄帝使人四面出求贤人，得之立以为佐，故曰立四面也。”［６］有人只把它当作神话或传说，认为黄帝有四张脸。但是，很多文献都有
相关或相似记载，例如：《商君书?君臣》载：“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７］另外，《尧典》亦载，帝尧曾派四人分别治理东、南、西、北四面。综观文献，上古时与中央帝相对的四方官，有“四叔”、“四岳”、“四后”或“四正”之称。称谓不同，是由上古史事流传渠道不同所致。尽管这些都可以归之为传说，但考古早已证明，早期传说具有真实的历史素地。从红山文化四方的祭坛，到安阳殷墟四条墓道的方形大墓，这些考古发现生动再现了先民对大地四方的理解。
大地是四方的，四方部落联合到一起，就意味着“天下”一统了。因此，考古与文献相印证，可知原始五行是中央官加四方官联合执政的社会治理架构，也就是至少由四大部落组成原始部落联盟的制度。随着中央集权趋势的出现，“四后”或“四正”的权力急需削弱。这一社会改革，是由传说中的帝颛顼完成的。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８］，也就是把四方官的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分割了，这就是所谓的“绝地天通”。这话是楚大夫观射父说的，之所以只提“南正”，是因为只有南正与楚相关。举一隅反之以三，我们可以知道其他三方之正也应当进行了改革。这说明，颛顼以
后的四方正，只有宗教神职，不再有治民的权力了。
据《左传?文公七年》所引《夏书》可知，大禹时代的“六府（水、火、金、木、土、谷）”被视为养民之本。颛顼“绝地天通”时，出现了“火正”，意味着是把“六府”职能也分割了。由于土与谷都与农业有关，是立国之本，要收归中央，所以只有木、火、金、水四种职务分配给四官。于是，六府就简化为五，且与东、南、西、北、中五方相关了。新的五行之官，被称为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左传?昭公
二十九年》载：“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９］２１２３《左传?隐公六年》载：“翼九宗，五正。”疏云：“言五官之长者，谓于殷时为五行官长。”［９］１７３１理清上述脉络即可发现：《甘誓》中的“五行”，本指夏以前的“五官”制，也就是相对平等的原始部落联盟制;《洪范》中的“五行”，指殷商时新“五行之官”的管理对象。那种认为“五行”本来就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的看法，其实是对上古文献的误读。限于篇幅，未尽之处，请参见拙文《〈甘誓〉中“五行”与“三正”新解》［１０］。
在殷墟发现的有字甲骨中，反映殷商人空间观念的刻辞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甲骨文合集》的１４２９４和１４２９５版。１４２９４版是一块武丁时的牛胛骨，刻辞四行：
东方曰析，风曰劦;
南方曰因，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勹，风曰役。
１４２９５版是武丁时的一块大龟腹甲，刻有六条贞雨求年卜辞，学界对此版的释读顺序有异。其中，胡厚宣先生的释读如下：
辛亥，内，贞今一月帝令（命）雨。四日甲寅夕，囗囗。
辛亥卜，内，贞今一月帝不其令（命）雨。
辛亥卜，内，贞帝（禘）于北方曰勹，风曰役，囗囗。
辛亥卜，内，贞帝（禘）于南方曰微，风（曰）夷，囗年。一月。
贞帝（禘）于东方曰析，风曰劦，囗年。
贞帝（禘）于西方曰彝，凤曰韦，囗年［１１］。
这两版甲骨表明，殷商人有明确的四方观念。
很多学者结合传世文献研究，认为四方风名与四时有关。李学勤先生指出：“四方风刻辞的存在，正是商代有四时的最好证据。析、因、彝、伏（役）四名本身，便蕴涵着四时的观念。”［１２］
愚以为此说值得商榷。至少殷商人还没有明确的四时观念。理由有三：首先，《洪范》作为箕子对殷商治国大法的总结，认为殷商历法有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１３］１８９，其中没有四时概念;其次，殷墟甲骨文迄今未见四时的明确提法，殷商人以近于空间范畴的“四方风”来描述季节性变化，本身就说明他们对四时认知滞
后于对四方认知;第三，如果殷商人已经自觉地把四方与四时对应起来，那么甲骨文中的四方应按东、南、西、北排列，才可以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但１４２９５版甲骨文“北”、“南”并提、“东”、“西”对举，明显与后世配时的四方顺序不同。
综上所述，原始五行代表着东方人对空间的重视，这种空间意识在殷商人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他们把对空间的理解融入到社会政治构架与原始宗教信仰之中。那种把“五行”视为战国邹衍一家之言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二、周人重时传统及其与殷商文化的差异
一般认为，“四时”之名最早出自《尧典》：“期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１３］１１９－１２０但是如前所述，殷墟甲骨文中未见四时的说法，更无四时与四方的配合，甚至《洪范》谈殷商历法时，都没有提到“四时”。可见《尧典》此节应渗透了后世思想，不足据。
与殷商人崇尚四方相比，周人更重视四时。
《逸周书?周月解》载：“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气以著时应。
……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１４］此篇只讲四时，一点也不涉及四时与四方、五行之配，和战国中期以后的文献明显不同，这表明它产生于周代较早阶段，反映了周人重视四时的传统。
事实上，周人重时传统还可以再向前追溯。从《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看，早在虞、夏之际，周人就已经是华夏联盟中一个世代从事农业的部落了。保存于《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学者多认为是夏代遗书。考之《夏小正》，“参星”凡三见，即：正月“初昏参中”、三月“参则伏”、五月“参则见”［１５］，这与《左传?昭公元年》夏人主参星的神话是吻合的;《夏小正》的正月“启蛰”与甲骨文所见殷历一月收
麦相去甚远，说明它不同于殷历。值得注意的是，星象在《夏小正》中已经不多了，这部月令式的文献中，保存有大量的物候观察记录。例如：正月“启蛰”、二月“来降燕”、三月“鸣鸠”、四月“囿有见杏”、五月“乃瓜”、六月“煮桃”、七月“秀雚苇”、八月“剥瓜”、九月“遰鸿雁”、十月“黑鸟浴”、十一月“陨麋角”、十二月“鸣弋”等等。从这些物候现象到《周月解》的“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观察角度与方向完全一致，仅需进一步抽象与概括而已。
商人和周人都生活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为什么商人崇尚四方，周人却重视四时呢？愚以为，商、周不仅是两个政权，它们同时也代表着两个具有不同传统的族群。所谓族群，指的是地理上接近、语言上相通、血统与文化上同源的人群共同体。
一个族群存在的基础，是它多数成员所从事的物质生产。生产形式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形式，而思维形式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时空认知的不同。
传统上，商人属于“渔猎－畜牧族群”。他们通过渔猎直接从自然的生态系统中获取动物类生活资料，再以畜牧方式调剂盈缺，即：如果捕获多了，就把没受伤或伤而未死的动物畜养起来，供无猎获时食用。渔猎－畜牧生产，既对自然生态破坏极
大，又对其高度依赖，这就决定了殷商族群必须不断地改变生存空间，一方面要寻找生态条件更好的地方，另一方面又可使被他们破坏的局部生态得到恢复。因此，不断迁都成为殷商早期历史的突出特征。与此相应，崇尚四方就成了殷商族群的传统。
殷商后期，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非常落后。例如，在殷都南面不到二百里的地方就是商王田猎的牧野，每次猎获的野兽很多，这表明殷都畿内极少有农田。畿内尚且如此，远服就更不必说了。殷商后期的农业发展不足以改变他们的传统
观念。
周人属于“采挖－农业族群”。他们最初采挖天然植物的果实或根茎，后来又培植农作物，从而相对摆脱自然生态，创造了一个人工的生态系统。农业生产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相对较小，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却很大，即：生产者必须顺应季节性的气候
变化，春季种植、夏季管理、秋季收获、冬季储藏。
另外，农业生产的首个周期从垦荒开始，它包括清除杂草树木、平整土地、疏松土壤等等，这要求生产者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垦荒之后，每个生产周期需要的劳动量相对减少，不像垦荒时那样费力了。
也就是说，农业族群只要一次性选择生存空间，接下来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季节变化中的气候异常了。因此，春夏秋冬四时更替，对周人具有首要的意义。
商、周易代之际，中原地区出现了产业重心大转换，就印证了上述分析。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指出：用牲数少，毫无疑问是牧畜业衰颓了的现象。
我们看《召诰》里面所用的牲数吧：“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再看《洛诰》里面所用的牲数吧：“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胜利者周公和成王祭天地祖宗所用的牲体才仅只有这么样一二头的数目，和卜辞动辄四五百头的比较起来，不是有天渊之隔吗？在《逸周书?世俘篇》里面倒有
一二例的牲数用得特别的多：“乙卯，武王乃以庶国馘祀于周庙……断牛六，断羊二。……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用牛于天于（与）稷五百有四。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这一些超级的数目，旧时的人不大相信，如孔鼌注便以为“所用甚多，似皆益之”，但我以为《世俘》这一篇倒可算是真实纪录，以后人头脑，就要夸张也夸张不到的。但周武王之所以能够这样慷慨地用一次，并不表示周人养猪养羊特别地讲究，而是因为用的是
殷人的遗产！而且只慷慨了这一次，以后便倒楣了。在历史上只留下了这么空前绝后的一例［１６］。
此外，由商、周易代导致的主要生产转换，在《史记》里也有所体现。据《周本纪》记载：“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唐张守节认为：“麋鹿在牧，喻谗佞小人在朝位也。飞鸿满野，喻忠贤君子见放弃也。”［５］１２８－１２９
愚以为，“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只是商邑附近的真实写照，并没有微言大义。这两句形象地反映了殷商族群畜牧经济的存在，由此引起了武王对殷商遗民势力的担忧。而《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
……殷民闻之，皆为流涕。”［５］１６２０－１６２１箕子朝周，上距武王望商邑的时间不远，但旧时商邑附近的牧场已经被垦为农田了。这意味着殷商族群已不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才会为《麦秀之诗》流泪。
综上所述，商、周人对于时空认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深层原因是两个族群的主要产业不同,由此决定了传统观念也不同。
三、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季夏的特出
武王克商，周人取得了文化上的话语霸权，“四时”的重要性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战国以后，随着周王室的权威不复存在，重时传统开始相对淡化，具有殷商文化色彩的“五行”逐渐受到重视。这样，尚空间与尚时间两种传统共存，并且在
战国后期统一成为趋势的背景下走向融合。
其中，《四时》篇将东、南、西、北四方分别与木、火、金、水四德及春、夏、秋、冬四时对应起来，余下的土德放在火德之后，认为它“实辅四时”［１７］。其他文献，如《吕氏春秋》的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等，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式，都把“中央土”一节附于季夏之后，但并不强调季夏五行属土，兹不赘述。
例如，《管子》的《五行》篇把一年三百六十日平均分为五季，每季七十二日，依次与木、火、土、金、水相配。在《黄帝内经?素问》中，五行与四时配合方案又有不同，《太阴阳明论》载：“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１８］这说明，它把四时中每季月的最后十八日配给土，这样木、火、土、金、水五行，依然各配约七十二日。
西汉建立后，各种文化进一步融合。《淮南子?时则训》提出一个新的五行与四时的整合方案。
其中，四时与木、火、金、水的配法与《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等大同小异，而“季夏”一节明确指出：“季夏月，……盛德在土。”［１９］１２２７这样，六月季夏五行属土，与夏时另两个月属火不同，从而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四时与阴阳不同，但四时变化可以抽象表述为“阴阳消长”，故白奚先生对阴阳与五行合流的论述，对本论题也有借鉴意义。白先生指出：“阴阳与五行是中国古史系统中发生在不同地域的两种文化类型，长期以来处于彼此独立的发展状态。两者虽然模式各异，但都试图解释世界的本质、万物的生成和探索宇宙变化发展的规律，本有交融合流的可能。战国百家争鸣的兴起，特别是稷下学宫的创立和发展，为阴阳和五行的合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良好的条件。”［２０］此说颇具启示意义，但也值得商榷：
首先，表层上，两种文化类型与商、周两大族群相关;深层上，两者与牧业、农业等主要生产相关。
本质上，两者体现了先民在生产实践中对空间与时间等方面自然规律的认识。战国以前，原始五行与四时是素朴的。把两者抽象化、符号化，并进而以之解释世界本质与宇宙生成，这是战国学者才开始做的事。
其次，五行与四时合流，得益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稷下学者推动，还得益于战国时天文学的发展。战国文献《鹖冠子?环流》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２１］这说明，战国人已经注意到，在不同季节的傍晚，北斗的斗柄会指向不同方位，而斗柄方向与季节的对应
关系，恰好可以把空间与时间统一起来。
学术思想的统一，无疑与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密切相关。这一点，在原始五行与四时的整合进程中得到鲜明体现。从战国出现统一趋势到完全统一的西汉帝国建立，两种文化传统整合的社会基础终于形成。在《淮南子?时则训》中，四时、五行等文化元素被整合到一起。其中，招摇（斗柄）指向对整合两大系统的作用显然不容忽视：
孟春之月，招摇指寅，……其位东方，……盛德在木;……
孟夏之月，招摇指巳，……其位南方，……盛德在火;……
季夏之月，招摇指未，……其位中央，……盛德在土;……
孟秋之月，招摇指申，……其位西方，……盛德在金;……
孟冬之月，招摇指亥，……其位北方，……盛德在水［１９］１２２５－１２３０。
综上所述，五行与四时的整合，既是战国以来文化走向一统的必然趋势，也是长期以来古人观测北斗经验累积的结果。而季夏的特出，主要是为了调合五行与四时两大系统的不平衡，它本身并无特别的时令意义。
结语
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的商、周两族群，是上古华夏族的主干。早期的商族群以渔猎－畜牧生产为主，崇尚四方，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以五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后起的周族群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部落，重视四时，素有依据时令交替安排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习俗。战国中期以后，各地域、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融合不断加深，以五行、四时为代表的两种传统文化，也随之开始了整合的进程。理清这一整合的过程，有助于正确认识上古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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