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纷繁的社交媒体给予了人们更大的空间来操纵人设。摇摆切换之间，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在不同的平台中呈现出不同的面向，构成自己的“复数”人设。
本文作者授权公开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董晨宇做客全媒派真爱读者群的讲座实录，与大家分享社交媒体中的多重人设构建，看看我们该如何理解现实世界的媒体环境。
豆瓣最近有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叫做“你在不同社交平台下的人设”。上面很多回答者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策略，就是在不同社交媒体中，扮演完全不同的“自我”。换成一种形象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复数”人设。
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多学者都在讨论，到底互联网中的自我更加真实，还是线下的自我更加真实？现在恐怕没人会讨论这个话题了，按照Daniel Miller的话来讲，我们的自我，恰恰是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和线下的样子所共同组成的，讨论真实与虚假，恐怕是一个过分二元对立的伪命题。
说社交媒体展现了我们的“复数”人设，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中所扮演的身份是多元化的，并不是统一的。第二层含义是说，我们会使用不止一个社交媒体来扮演我们的身份。
不过，我们如果把目光转回到学术界，目前大多数的社交媒体研究仍然会聚集到一个特定的社交媒体当中。比如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绝大多数的社交媒体研究都在讨论Facebook，甚至有学者吐槽说，社交媒体研究都快变成Facebook研究了。
换到我们的文化语境当中，微信似乎扮演了类似于Facebook的角色。我们同样需要注意到，在微信之外，尤其是青年群体，几乎都会使用其他的社交媒体，并在其中扮演自我的某一个侧面，比如说微博、知乎、豆瓣等等。于是，学者似乎可以顺理成章的提出一个问题：人们是如何在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中，切换不同的人设？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已经有不少数码人类学的研究者参与了进来，稍后我们会详细来聊。
磁带与信纸：复媒体时代的我们
我们刚才说到，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是一种“复数”的使用。不同资本平台希望传递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会影响我们的使用。比如微博鼓励我们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豆瓣鼓励我们把它当做精神角落，知乎鼓励我们分享我们的知识。
另一方面，不同社交平台所提供的可供性，也成为了人们“分配”不同人设的一种考量因素。如果这有点难理解，我们就举一个前互联网时代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Daniel Miller等人的作品New Media and Migration。
假设一下，我们生活在前互联网时代，所能够使用的跟远在他乡的亲人、朋友沟通的方式只有两种：磁带或写信。写信好理解，为什么是磁带呢？这还真不是瞎编的，在上世纪的美国人，经常会把自己想对亲人说的话录下来，然后把磁带寄给亲人，亲人通过播放磁带来聆听来自远方的声音。
我们的问题来了：如果是你的话，你更愿意选择磁带还是选择写信？
你做出选择的理由，很可能就来自不同媒介的技术“可供性”，简单来说，就是可供我们所利用的技术特质。拿写信来说吧，写信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于我们想要阅读亲人给我们的信件时，可以从第一段开始读，可以从中间开始读，也可以直接读最后几句话，跳跃性很强。但是磁带不好这样去做，倒带很难准确锁定你想听的那句话。
不过，磁带也有它的好处，相比于写信，磁带比写信能够传递的信息线索会更多、让交流的双方更具接近感，声音会比文字也显得更加温暖。毕竟，信件中的文字，其实只是模仿声音中的表意的一部分，但无法模仿的是声音中的温度、声音中的情感。
总而言之，不论你如何选择，你的选择似乎都是在不同的可供性中，选择自己更看重的那一部分。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选择的媒介不仅是磁带或写信。取而代之的，我们有更多的社交媒体可供选择。
Daniel Miller在这本书里还举了另一个例子，他的研究问题是在英国打工的菲律宾女性，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去教育她留守在菲律宾的孩子，这有一点像是我们的留守儿童问题。好了，问题又来了，如果你是一位在英国打工的菲律宾的妈妈，你会通过选择发电子邮件，还是通过Skype进行视频和你的孩子沟通呢？
Skype和电子邮件也有不同的可供性。也许你的选择是Skype，因为电子邮件的信息线索比较少，得到回复的时间比较长。但是Daniel Miller却发现，妈妈们的确特别喜欢Skype视频聊天，但是这些妈妈的孩子们，往往更喜欢电子邮件，因为他们可以在母亲面前，更少地暴露自己真实的状况。
Daniel Miller据此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复媒体环境（polymedia Environment）。这个概念其实特别好理解，一句话来讲：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形性极度丰富的时代，可供我们选择的媒介非常之多。再往深了走一步，我们对于媒体的选择，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整体性的、全盘考虑的。
媒介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协商
“复媒体”这个概念如何启发我们对于现实的观察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个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你要和你的男友或女友说分手，这时候，你会选择哪种媒介？
我们的媒介有很多，第一种最直接的是面对面，第二种是微信，第三种是打电话。当然也有很奇葩的人选择微博私信分手。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人们面对身边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其实有很不同的理解和使用。
因此就会出现分歧。有人觉得面对面特别好，但是面对面也有问题，面对面分手最大的问题是特别难分，说着说着，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哭了，这个很可怕。换一个方式，比如通过微信？微信特别好的一点是在于“延时性传播”。这种传播的延迟可以让你跟别人说分手之后，别人在回复你之后，大家有点时间想想该怎么继续回复。
但微信分手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虽然微信能让你有更从容的时间想想怎么措辞，但是你无法知道跟你说分手的对方究竟在干嘛。比如说他/她有可能坐在马桶上，有可能正在工作，甚至有可能打开多个窗口一边跟你微信说分手，另外一个窗口在跟另外一个人在调情。这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很没有安全感。
如果我们选择通过微博私信说分手，这样的争议会更大。人们会认为微博私信干这个事情是不庄重的表现，是对彼此的怠慢，对感情的亵渎。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媒体设计的本源，似乎这或多或少是人们“强加”上的意涵，并不是说，微博在设计的时候，设计者就宣布，这个东西一定不能用于分手，或者一定应该用于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对于新媒体的使用共识，都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发朋友圈的时候，是不是会愣一下，要思索一下发什么才好。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己朋友圈走过的历程，可能会有点后悔看到自己最初发的朋友圈，觉得那些是不合时宜的。而现在我们对于朋友圈的掌握更加成熟，也可以达成更多的共识，很多人知道了，最好不要发负面情绪。你看，这其实是逐渐形成的一种使用共识。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我们对于新媒体的使用共识带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因此在不同文化中，有可能产生冲突。其中一种是来自代际之间的分歧。
比如说，当我和我的父亲聊电子邮件该怎么用时，我的父亲说，有事一定要电话，电子邮件只适合于闲聊些不重要的话题。但是这与我的工作环境正好相反的，我认为电子邮件特别适合工作，有人给我发一个电子邮件闲聊天的话，我可能会觉得TA疯了。相反，在我父亲为代表的这个群体看来，电话特别适合沟通正事。但是在我看来，电话可能是对对方的一种干扰。一些传播学者（例如Broadbent）就发现，电话通常只在最亲密的人之间可以放松地去打。如果我跟你不熟，我给你打电话，在社交利益上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尊重别人的表现。
回到我们在这一节中提出的问题：通过什么样的媒体来说分手才合适呢？这个看起来很琐碎的问题，引申出来的，是人们如何定位某一种媒体在生活中所扮演的位置。再说的学术一些，就是学者伊兰娜·格尔森(Ilana Gershon)所说的媒介意识形态（media ideologies）。在复媒体时代中，人们面对的社交平台多了，需要处理的媒介意识形态也多了，自然，分歧也就更容易发生了。
作为生活方式的平台摇摆
2019年1月，另外一位学者在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上发了篇论文，沿着格尔森“媒介意识形态”这一说法，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平台摇摆（Platform swinging）。
格尔森的意思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选择特定的、最合适的媒介平台，比如说分手的时候最合适的可能是打电话，工作的时候最合适的可能是电子邮件。这位提出平台摇摆的学者往前走了一步，说明我们的媒介选择和媒介使用并不仅仅是一个“切换”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摇摆”的过程。这就离“复媒体”这个概念的意涵更近了一步。那么，这种摇摆式的使用，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呢？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当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公司不允许他上Facebook，这时候他可能会选择Google的社交软件进行沟通。一个人在中国时，发现Facebook不太好用，他就会选择用微信、微博。一个人到了韩国，发现用微信的人很少，那就开始用Cyworld。也就是说，平台摇摆可以满足我们在不同文化语境、不同的场合下与不同的人的连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自己在做的研究其实跟这里讲的“平台摇摆”有相似。比如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生，TA所使用的社交媒体可能会包含中国的微信、微博、知乎，还可能会包含美国的Facebook、Snapchat、instagram等等。这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给自己不同的每一个社交媒体定个位，通过这些不同的摇摆性使用，满足自己综合性的需要。
我的这个研究是和两位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一起进行的，现在在做质化数据的分析，这个暑假应该可以完成。我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留学生在出国之后，会在摇摆式使用的基础上，进行使用的迭代。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会改变自己的媒介意识形态。比如，其中一位被访者说，在国外的日子里，微信对她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她的原话是：“如果不用微信，就会觉得失去了中国人最后的一点身份感。”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留学生的媒介意识形态往往是整体的、比较的。这其实呼应了2000年出版的Remediation这本书。简单来讲，我在第一次使用Facebook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新媒体，我该怎么使用它呢？我们发现，大家往往会通过和微信朋友圈来对比，进而确定Facebook上该发什么内容，相仿，很多人也会通过微博调整推特的内容。
复媒体的思考张力
我和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和研究，其实归根结底，是希望分享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通过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很多有趣的问题。
比如，我发现学生们往往会在读大一前后放弃使用QQ空间。为什么大家突然或渐渐不用QQ空间了？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仅仅思考QQ空间，因为QQ空间存在于我们的社交媒体体系当中，是我们“复媒体环境”的一部分。这种思路可以让我们更加整体性地去观察到人们的社交媒体的选择跟使用。
最后再多说一点。做研究的过程，尤其是质化研究，是一个不断聚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访谈过很多不同的人群，比如大一离家来北京读书的学生，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韩国、日本留学的学生。当我们问他们用什么社交媒体的时候，他们会经常反问我们一句话，你怎么定义社交媒体？
这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意外惊喜。被提问的次数多了，我也在反思，我们到底是如何定义社交媒体的呢？
比如说，王者荣耀算不算社交媒体？似乎不算。但实际上，很多的留学生都会通过王者荣耀维持自己在国内的人际关系，这么说来，王者荣耀似乎也算是社交媒体。再比如说，网易云音乐算是社交媒体吗？好像也可以算，因为一个被访者告诉我，他会使用网易云音乐的私信功能和朋友聊天。
如果我们用最宽容的方式去看待社交媒体的话，我们的问题就不再是“什么是社交媒体、什么不是社交媒体”。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以网络为载体的各种APP、各种平台似乎都在挖掘自身社交的可能性。正如《社交媒体简史》一书提及的，社交性是人的本性，社交媒体自古罗马庞贝古城的岩壁开始绵延至今，不断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之中。
所以社交媒体的定义方式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以技术特性作为定义，比如说拥有社交功能就是社交媒体。第二种是以用户的使用方式来定义，你认为它能社交，它就是社交媒体。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第二种定义方式，这不仅可以突出用户的创造性使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很多听起来很社交的平台，比如Twitter，其实被很多人当做新闻媒体来使用，以往也有大数据方法的研究来佐证我们的发现。
零零碎碎说了这么多，回顾起来，我们聊天的起点是社交媒体中的“复数”人设，重点，则是一种复数的使用、复数的环境。在社交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复数也成为了一种我们可以借助的思考方式。希望这些故事和研究，能够对各位有一点微小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