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有意无意地为“谎言”披上了事实的外衣，比如泛滥的社媒假新闻，视频黑科技Deepfake等等，把原就五光十色的互联网世界照得更加扑朔迷离。
实际上，互联网对我们掩藏的谎言远不止上述几种。本文启动谎言探测仪，侦测互联网向我们发出的迷惑信号。
心形按钮不等于喜欢
“为什么我发自拍都23分钟了才30个赞，我真实地在朋友圈过气了。”某网友在微博感叹道。
没有人不喜欢被赞的感觉。在发布了一条自认为有趣的内容之后，我们就端坐在键盘前等着一个接一个的点赞提醒推送到我们的屏幕上，就像是刚刚分娩的母亲期盼着整个世界能够温柔得对待这个新生的孩子。
我们都了解，这是多巴胺在作祟。它就像可卡因一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诱发情绪的海啸，感受着虚拟世界反馈给我们的虚拟的爱和欢喜，拥抱住身边环绕着的幸福的精灵。
但当我们走向另一块屏幕，成为决定点赞的阅读者，我们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是字面意义上的赞叹吗？是爱心形状代表的喜欢吗？是大拇指指代的鼓励吗？这似乎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
点赞是21世纪网络世界的通用货币，就像是现实世界中的美元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在网络世界里，点赞（货币）是无穷无尽没有限制的。在点赞经济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梦寐以求的亿万富翁，点赞这个行为是消费打赏，也是慷慨的捐赠。
一开始，我们还没能适应网络新世界的运转规则，对于点赞货币的利用非常吝啬，斟酌之下给出谨慎的一个赞。当时，一位旧金山的科技报道记者举世独立，他以“点赞无时差、无理由、无区别”在圈内闻名。“我的喜欢有点泛滥”，他在接受Medium的采访时说。站在今天这个时点，这种不节制恰恰是现在的主流，就像是急剧扩张的通货膨胀一样。
正因如此，如果一个人没有及时点赞，他的行为可能会被过度解读为不关心，不赞成。为了减少朋友之间的无端猜测，打消他人对你的过度解析，阅读者要做的是慷慨分发手中的点赞货币，“不分青红皂白”地点击点赞按钮。
从某种意义上讲，点赞这种行为就像是交换礼物一样。我在点赞他人的同时，下意识地希望对方能够回赠我一个赞。Mashable记者Chris Taylor表示，“如果我母亲发了十条ins，而我一条都没点赞，我就等着收到她打来的电话吧。因为我没有办法拒绝接受他给我每条ins的点赞，因此我摆脱不了回她一个赞的义务。”
以上所说的都是小规模的点赞量，有时候，受众会碰到点赞量巨高的内容，比如一则总结全面，内容中肯的政治危机分析文章。面对成千上万的点赞量，我们手中握着的一点赞显得有些杯水车薪，这时候我们会转向评论、转发区，给那些你赞同的、你觉得被低估的言论积累一些资本。阅读者的点赞并不是单纯的赞同，更像是为这些言论积蓄能量，帮助它们在评论区的排名斗争里胜出，就像是粉丝控评的操作一样。
而有时候，点赞只是为了让信息流更加个性化。众所周知，算法“控制”着我们的社交媒体，比如Facebook、Instagram、微博都是以算法来调整信息流的顺序，而不是时间顺序。为了尽可能得将信息流打造成我们喜欢的样子，受众本人也需要付出一些努力：点赞某个人的内容越多，同个人、同类内容的出现频率越高。
面对点赞经济的通货膨胀，加拿大作家Elan Morgan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不是建议大家直接退出社交媒体，这太激进了，我觉得淡化点赞按钮，不再点赞会更好。”虽然再也不点赞的你会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在即将到来的“无赞时代里”你一定会收获一个古老的大拇指。
大声说话不一定是底气足
“权游是部烂片！”“张若昀和唐艺昕是爱情的代名词！”“每天跟我这么做改变你的一生！”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态度强硬的表达，源源不断得，来势汹汹，不容辩驳。但真相如此吗？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民慢慢丢掉了“IMO”（在我看来）的谦逊前缀，习惯于以爆棚的信心来陈述自己的意见，甚至让阅读者都不加思索得相信了这些说辞，即使这些话的背后并没有事实根据。这是因为“情绪上的确定性和某个观点的说服力往往联系在一起，无论这个观点是内在的、主观的，比如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还是客观的、可验证的，例如地球是不是圆形的。”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Zakary Tormala说。
社会心理学家Ellen Langer也曾在1978年做过一个经典的研究，表明了一句话的表达方式对人们的理解方式有巨大的影响。比如特朗普之类的从政人士常常使用“相信我”“我会做”之类的确定性论证语，而不是“我觉得”、“我试着”之类的商量语气，以《纽约时报》为语料，政治人士使用“我知道”的频率是“我认为”的两倍，“我相信”的5倍，“我感觉”的20倍。
也就是说，一句话背后毫无来由的自信感能够成为这句话可信的全部理由。但是自信感从何而来？
自信满满得胡说八道是因为这让我们一本满足，而这正是人类不懈追求的感情。内容的转发、评论、点赞都是对原Po主的多巴胺奖励，在这种训练下，我们自然而然得认为自信帮助我们获得了互动量，获得了愉悦的感受。
在“后专业时代”，自信心就像是嗓门，嗓门越高，听起来就越可信。Tormala说，“如果我们对一个话题知之甚少，就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有底气的人都是对的。”在用大嗓门把自己塑造成权威之后，每个人都能收割流量，收割赞美。就像是作家Isaac Asimov吐槽的那样，“我的无知和我的知识一样厉害。”
想要在这个时代生存，我们需要确立一个原则，在三人成虎的传统里作出自己的判断。自信不等于正确。不能仅仅因为有人自信得表达了一些观点，我们就确信这个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更不能确定他说的一定是对的。我们作出判断的依据应该是可靠的来源，而不是“他/她（们）说”。请时时牢记，“也许事实是这样，但他们不是我，我要自己找真相。”
互联网的“我”不是我
“你在互联网上有戴面具吗？”不出意外的话，也许我们都很难在互联网这块匿名的领土里找到另一个真实的自己，比如“在看”一篇根本没有看完的文章，精修一张没有人认得出的照片，包装一些没有体验过的经历，我们或多或少在这里撒谎，为了“人设”二字赴汤蹈火。互联网说过的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们塑造的自己。
有时候我们撒谎只是为了迎合这个新世界的要求，或者说迈过一些门槛，比如年龄。英国广告标准管理局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3%的11-15岁儿童至少注册了一个虚假年龄的社交媒体账户。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英国61%的儿童在12岁时就拥有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这种谎言，就像是未成年人为了买到酒精而伪造了一张身份证一样。但不同的是，伪造年龄这件事有家长的支持。
2017年的英国调查显示，60%的家长支持孩子通过编造年龄来注册社交媒体。也许有些人会无法理解，既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这种程度的撒谎何罪之有？如果我们在最开始接触社交媒体时就被教导，如果撒谎可以让我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那这种方法可取，那么我们我的谎言就会源源不断地在这片领域里产生、发酵。
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体重撒谎，2008年约会网站Match.com调查了80位用户的体重资料，发现他们倾向于虚报体重；我们可能会在书籍阅读的标记上撒谎，只为了自己的形象更加聪明；我们可能会在浏览新闻时撒谎，只为了和别人有茶余饭后的谈资。慢慢地，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侵蚀最基本的真相和真诚，我们会习惯于掩藏自己的真实，用无关紧要的日常来搪塞他人无关痛痒的互动。
有时候，我们撒谎是受到多巴胺的驱动。当某个主题的内容的互动量特别高时，我们会重复着发布这一主题的相关内容；某种人设特别走红时，我们会无意识地把自己向那个方向掰扯，在一次又一次拧巴的博关注里，我们用一桩又一桩篱笆框出了一个又一个团体，寻求一个又一个简单的词汇来定义自己的类别。
不过，这些简单、利落的区分方式忽略了我们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粗糙又古怪的边缘。团体的表现总是单一，我们在团体里给自己固定了刻板印象。Mashable记者Morgan Sung说，“我发现很多二代美国人都在努力得将父母的文化融入自己的生活里，但是，会把亚洲人这个身份简单等同于喜欢波霸，但我就不喜欢，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
也许这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就像MP3会省略一些细节来把音乐压缩成能够快速传输的大小一样，互联网正试图把人类文化压缩成基于文本、照片、音频、视频的媒体形式，但是缺失了细节，推远了两端。正是因为社交媒体、新闻内容中无处不在的观点争议，我们不得不向同类团体寻求栖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