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分众化中解构，而我们都处在圈层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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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老师最近在优酷上开了一门访谈节目：《对白》。我看的是第二期，播出时间为2019年1月5日。
由于节目播出时间正赶上元旦过后没几日，所以有网友在弹幕里评论：“这才是跨年演讲该有的样子。比老罗强多了。”
在这条弹幕后不久，又有一条弹幕飞过：“老罗是谁？”
老罗是谁？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概念中这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常识，而不会构成一个问句。
中文互联网圈有两个老罗，一个造手机，一个搞知识付费。如果在老罗前加上一个限定条件“跨年演讲”，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罗振宇。
如此显而易见的一个答案，只要是互联网圈的从业者，几乎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出来，却为什么在另一拨人的认知中是一个陌生词汇呢？
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圈层化。
这个名词理解起来也很简单：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由父母组成的家庭小圈子里，稍微长大一点，这个圈子里就会多出两种叫亲戚和邻里的生物。
再稍微长大一点，你到了上学的年级，于是你的圈子再次扩大，增加了同学、老师和朋友。
等到工作后，这个圈子会增加上级、下级和同事。
父母、亲戚、朋友、同事…这些圈层按照亲近关系以同心圆状排列，最内层是你的父母、子女、爱人，最外层是上街卖菜的大妈、街边偶遇的卖花小女孩，以及只有一面之缘的擦肩而过者。
我们的一生，就生活在这样的圈层之中，所有的知识和见识都有赖于圈子里其他人的知识储存量，从而诞生了最早的网络外部效应。
现在，假如你所在的圈层中，没有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没有一个对知识付费了解的亲戚或朋友。当你遇见“老罗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能束手无策。
注意，在上述情景中，我并没有引入书籍、报刊、电脑、乃至互联网等媒体变量。
也就是说，在缺乏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依赖别人去获得外界的知识。个人的认知天花板取决于整个群体的最大智识。
个人依赖于群体而生长，这是自然的基本定理。但本文的主旨并不在此。本文想要论述的，其实是信息的流通对个人知识容量提高的重要性。
现在，让我们达成一条共识：圈层化是群体组成的基本模式，个人知识的获得依赖于两点：群体之网中所有节点的平均知识储量以及信息在群体之网中流通的速率。
在莎草纸诞生之前，圈层化传播只能以一种共时的状态进行。譬如临村的张二狗轻薄了本村的李翠花，旁观的刘铁蛋想要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只能立刻跑去告诉其他人。
刘铁蛋必须与他的记忆力赛跑，才能将该条信息传递出去。
当然，刘铁蛋不是金鱼的记忆，他可以将自己亲眼所见的信息保留两到三日，甚至更久。但对于发生在数千年前的遥远历史，刘铁蛋或许只能从行吟诗人的口述诗歌中知晓一二，对于细节则不甚了了。
但在莎草纸之后，信息有了可记录的载体。圈层化从共时转向历时。凭借着被记录的文字，人们可以将书籍纳入所在的圈层之中，以虚拟节点（被记录于书籍之上的信息）代替实在的人类。
于是圈层化一下子打通了两个最重要的维度：时间和空间。它通过书籍打通了时间的阻隔，通过人的移动打开了空间上的分布。
02:
长话短说：随着媒介的一代代进步，由莎草纸变为印刷物、再有了广播、电视，直至如今的互联网。
在这样的演进中，圈层化一步又一步扩大了它的范畴——各个圈层之间的隔绝被打通。借用格伯纳的话说，媒介混同（blur）了各个圈层之间的界限，使得整个社会逐渐模糊化了。
圈层的壁垒被打通，自然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原先禁锢于高门深阀的“尊贵知识”一下子涌流到平民百姓家，坏处则在于许多信息泥沙俱下，有损于社会现存的规则。
譬如尼尔.波茨曼就曾在《童年的消逝》批判电视业使儿童过早地跨入成年社会，而使他们丧失了自然状态下所拥有的童真。埃德加.莫兰则认为现代传媒降低了成人的心理年龄，同时提高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年龄，从而将人们塑造成了一种青少年的形象。
批驳也好，赞美也罢，社会发展至今，圈层化已外显为由比特构成的虚拟赛博空间，即互联网。
理论上说，互联网应该是信息传播的新型助推器，它将圈层化的范围扩大至整个地球，甚至借由外太空探测器，其波及范围可无远弗届。
但是，明明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却为何不知道老罗是谁呢？
问题似乎再一次回答了原点。尽管论述了圈层化的特点和发展历程，但我们仍然不能解释为何有的“知识”仍然被遮蔽掉。
那么，是时候再次回归最初的共识了：圈层化是群体组成的基本模式，个人知识的获得依赖于两点：群体之网中所有节点的平均知识储量以及信息在群体之网中流通的速率。
如果假设确定无误的话，即随着媒介的演变，群体圈层化的信息传输机制确实得到改善，那么问题只能处在个人身上。
这是指什么呢？
稍微学过马哲的人，应该不会对这句话感到陌生：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
所谓主观能动性，在信息传播中，也就是自由选择接收信息的权利。也就是说，尽管知识和信息在互联网中唾手可得，但人却缺乏主观获得该信息的意识。
原因在于：个体面临丰富的信息时，往往会选择自身感兴趣的那一部分，从而本能地排斥与自己兴趣或意见不一的信息。这是人类的先天性结构，也是保护心理协调的一种认知机制。
就像问出老罗是谁的那位网友，他也许只是对白岩松感兴趣，却误入了弹幕中的互联网世界（互联网blur了两个圈层），因而造成了认知空白。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媒介的进化虽然使得圈层化在逐渐扩大，但个人选择的圈层化却越来越深。
过去，由于信息的匮乏，我们只能看报纸为我们准备的内容，看电视为我们转播的节目。无论好看与否，感兴趣与否，我们都只能在“二选一的强制力”下被迫观看。
由于报纸和电视本身的商业化倾向，它必然要照顾到读者或观众的多元性，因而呈现的节目也会带有多元化色彩，而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除了本圈层的信息外，还吸收着其他圈层的信息。
譬如一个对娱乐感兴趣的人，当他拿到一份报纸时，首先会浏览娱乐版块的内容，接着会在沉没成本的驱使下去浏览其他版块的信息。
如果罗振宇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么娱乐版块的读者或许会在某日读完娱乐内容后，在科技版块中无意中发现他的身影。
但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任何一个长尾类目的内容都极大丰富了。娱乐版块的读者不再需要强迫自己去读不那么感兴趣的科技版块，他完全可以沉浸在娱乐的内容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乃至生生不息。
这样一来，他或许再也没有空知道老罗是谁了。
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信息的丰富会造成选择的多样化，而多样化恰恰是导致封闭性的罪魁祸首。
03:
科技或许可以打破信息的流通壁垒，但个人信息的选择却终究由自己决定。
老罗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即使那位网友事后搜索了罗振宇的相关资料，他也不会一下子对知识付费的模式感兴趣，对得到的整个商业模式去进行一次剖析。
这未免太强人所难。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共识性的东西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难以为继。人人都只谈小众、谈分众，这就无形中将信息束缚在一个更狭隘的空间内。
网络上，我们寻找自己喜欢的相同的朋友，我们关注口味相似的内容，我们阅读该内容并感觉愉悦。我们与自己的小群体的感情越发深厚，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与世隔绝。
因为世界本身已经在分众化中解构。
但我们从小就知道一件事，一味地偏食是不好的。你不喜欢的事物常常是你身体欠缺的维生素。
而现在的三种分发方式：个性化分发、编辑推荐和社交分发，相较而言，后两者分发方式更不易导致偏食。
编辑推荐是传统媒体的延伸，而社交分发则是微信7.0中看一看所采用的分发方式。
而个性化分发，以今日头条等一干算法派为代表，讲究智能化和“看你想看”，其实是在对个人喜好的偏向性推波助澜。因此，说一声其造成了信息茧房效应，其实无可厚非。
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人都把信息茧房形成的矛头指向算法。其实算法只不过是将人的规则加以模型化和系统化的一个过程。
任何一个公司的算法都在于这个公司本身的价值观。头条、知乎、腾讯，不同的公司各有各的算法，完全不能一概而论。
实际上，算法本身是一个中立性的存在，它只是一个工具，真正带来圈层化的正是个性化分发。
而无论任何一种分发方式，本质上都是一种“喂”的行为，不是我们去寻找信息，而是信息蜂拥到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虽然信息刷出的方式是主动行为（下拉刷新），但只是一个烟雾弹而已。
长此以往，我们只是互联网的农耕文明，而不会成为主动获取信息的游牧民族。
悖论的是：这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