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政治理念不和，姐妹仍是姐妹。”1966年，在访美结束时的一个临别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突然问起了她留在大陆的二姐，往事刹那间涌上心中，她一反常态，在说完这一句话后，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从1948底到那场记者招待会，她已经有快二十年没见过二姐了。平时在台湾，她知道丈夫对二姐的情绪，所以总是懂事地不主动提起这个姐姐。只有在美国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才有机会聊起二姐，跟家人分享辗转得到的关于二姐的消息。每次她跟大姐一起祈祷，想起二姐时两人都会忍不住落泪，她知道二姐在那边身居高位，可依然感到难过。那种心痛，即使跟丈夫一起为小岛祈祷时也不曾有过，至少那些时刻她都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偶尔有二姐的东西辗转到了她手里，她都非常珍视，然后不动声色地把它们寄去给美国的亲人。多年来，尽管没有公开的直接联系，但她心里一直关心着独自留在大陆的二姐，留意姐姐的消息。她曾托人带药给二姐，也曾在大陆来美国的晚辈聊起二姐晚年的虚胖时，告诉他们那是生病吃药的缘故，她比那些见过晚年二姐的亲戚们更了解二姐。
她常常遗憾自己1949年整整一年滞留美国不归，没能与二姐话别，更失去了想办法带走二姐的机会。她想起最后一次见到二姐时的情形，1948年末，她决定去美国做最后的争取，11月27日晚由南京到达上海，次日晚上八点五十分的飞机赴美，临行前她去见了二姐一面，她们默契地没再多谈政治，只是互相问候彼此的生活，可惜当时她与二姐都没能意识到那会是彼此的最后一面，就那样匆忙告别了。
“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但常感相距太远了，帮不上忙。请写信告诉我们你的近况。”1949年5月，在美国的她曾和弟弟子良一起写信给二姐。她的二姐晚年断断续续烧掉了很多过去的书信，但这封匆忙写下的信却被保留了下来。尽管那些年里国共关系似乎更加紧张，但二姐内心对她的态度却比三四十年代缓和多了。
二姐再也没有在任何情境下表达对她的不满。晚年二姐周围人的回忆，都是说她的二姐在最后的岁月里如何想她，还念叨着如果自己不在了妹妹回国时该怎么接待。不过她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晚年的二姐会拿着她20年代前后的照片，对身边的说，美龄年轻时是很漂亮的，是不是？后青春时代的她胖胖的，并不算好看，所以在成为蒋夫人后，她用惊人的毅力让自己瘦了下来，然后保持终身。有时翻看自己二十多岁时的照片，她都暗自笑话当年的自己。但二姐看她的眼光，天然带着疼惜与欣慰，1917到1927，那也是姐妹间最亲密的时光，她的二姐在经历那么多之后回头去看那时的她，在时光与感情的交融中，心底涌起的柔情，会觉得那些年里自己的**妹很漂亮。
她更没想到的是，二姐竟然还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澄清过关于她的谣言。丈夫去世后她离开台湾常居美国，没想到已经那么大年纪的她还是逃不过谣言的攻击，有人写信把关于她的谣言告诉了二姐，多年没有直接联系过的二姐在回信中本能地帮她反驳：“有关蒋介石的儿子说她后母的无耻的闲话，那纯粹是卑鄙的诽谤！她差不多80岁了！我知道他们相互依赖，但从不、决不会也不可能降低身份做出那样的行为（他身边有很多可爱的年轻姑娘）……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诽谤，我知道怎么对付那些传播不实谣言的人。对你的友好表示最深的感谢，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费神告诉我这种诽谤。”事实上，丈夫去世后的情形，已经让她深切体会到二姐当年的失望与无助。面对那个小岛上的种种，她没有选择跟二姐一样直言表达不满，毕竟她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只是她内心更理解二姐了。
二姐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希望能直接联系上她。1981年3月，杨孟东在给她二姐的回信中说，“由于我没有戴维（孔令侃）的直播号码，因此我一直没有能够联系上他……我希望你有他的来信和电话号码，使我能为你与他建立联系。我会等着你的电话，进一步讨论此事。”那时离她二姐去世已不到三个月。在这之前，她曾收到过陈香梅送来的由廖承志代笔二姐签名的信，说她二姐希望有生之年见见她，对于这种半官方的联络，她只能生硬回答“告诉她信收到了”。也许二姐也意识到了她的顾虑，所以求助朋友希望能私下联系上她。
然而命运没有给她们姐妹足够的时间，很快二姐病危，她却亲自放弃了见二姐最后一面的机会，1981年5月17日她收到廖承志的电报，“madame sun yat-sen critically ill. please inform all relatives immediately（孙逸仙夫人病危，请立即通知所有的亲属）”。短短两句话触目惊心，唯一在世的兄弟子良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电报，并在她的默许下给二姐发去了慰问电，她却什么都没回复。
媒体天天都在更新二姐的病情，她又收到了在北京探病的孙家后人的急电，每个人都在说，她的二姐希望能见她最后一面。她回复了这条相对私人的电报，但只是说“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最后的署名是family，她知道让二姐来纽约是不可能的，但她特别希望二姐能看到这份电报，看到那个family的落款。
十多天揪心的日子很快过去，二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没有一个至亲在身边。面对让她回去参加丧礼的邀请，她依然沉默着。她身边的人透露那些日子里她曾多次落泪，其实即使是在给蒋经国的信中，一字一句，也能读出她内心深切的痛惜。她晚年在美国的家，卧室里一直放着二姐的照片。在政治对立渐渐消退的日子，她有时会遗憾当年的坚持，白白为政治牺牲了亲情，但又觉得即使时光倒流，她还是无法说服自己走出那一步吧，毕竟天平的另一边是丈夫和自己坚守一生的信仰。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她再次来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那时在她的圈子中，二姐的名字已不再是禁忌。演讲前，主持人在介绍她时说：“蒋夫人来自一个杰出的家庭，她和她的姐姐孙逸仙夫人，都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士”。她静静听着主持人的话，经过那么多年，她和二姐的名字终于又再次在她出席的公开场合中一起出现。她知道，在往后的日子里，她和二姐将继续这样被人一起提起，一起做为一个传奇永留人间。
PS：这篇文里，人物的内心活动是我YY出来的，发生的事情、说的话、引用的信件电报之类的都是真实的。如果疑惑某件事某句话，可以留言问我史料来源，希望不会在史实上给人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