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公关之家 作者：李姗
引言：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中国古代，也是存在危机公关的。
在古代封建社会，对于皇族权贵们来说，公共关系并非小事，虽然一般利用权力、法律、军队就可以治下，但民心一失天下就容易大乱，不利于君王的统治。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古代对于各个阶层当中的舆论非常重视，所以在古代，也是存在危机公关的。
中国公共关系的萌芽——春秋时期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公共关系萌芽于春秋时期。当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造成了诸侯雄起天下割据的局面。而多方势力的交织与往来，冲突战争不断，政治动荡，就需要借助诸侯势力之间、诸侯与百姓之间的公共关系处理和维护来巩固政权和统治。
此外，当时各种学派和学说的出现，造就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在种种思想的碰撞之中，对于君臣、君民以及外交关系的探讨上也出现了很多谋略和对策，使得后来涌现出了诸多精彩案例及策略，诸如《孙子兵法》《战国策》《三十六计》等著作，不仅在军事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后世乃至当下的危机公关处理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萌芽于春秋时期的古代危机公关，其实和现代的公关有着较大的差异，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古代很多危机公关处理的案例在当今看来都难以复制，但它们依然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古代是如何进行危机公关的？
那么古代人民就是是如何来进行危机公关的呢？这些处理方式对于当今的危机公关又有什么启示呢？
1. 提升口碑与公信力，降低危机系数
在危机的预防方面，古代政治家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所以在政府形象方面首先就需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和信赖，这在当下就等同于品牌要提升自身的口碑和公信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品牌就需要作出一些实事来证明诚意，可以用产品或者活动的方式令消费者心悦诚服，而对于古代的政治家以及政府代言人来说，必须深入群众，让百姓获得实在的恩惠。
市义于民，冯谖客孟尝君
领袖之所以能为领袖，是因为他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古代，民心向背非常重要，百姓爱戴自然会让统治者的管理更加顺畅，反之亦然。
孟尝君是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他求贤若渴，对于有才之士非常器重，门下也养了很多食客，冯谖就是其中一个。冯谖对于孟尝君要求不断，但却迟迟没有表现出才能，但孟尝君有求必应，以礼相待。有一次，孟尝君的属地薛地需要去收租却无人可用，冯谖自告奋勇前去收租，但结果却令孟尝君非常不满，因为冯谖不仅没有收到租子，还把百姓的契约全部废除了，是为“市义于民”。到后来，孟尝君被齐王驱逐，不得已回到了薛地，却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情欢迎，孟尝君这才体会到了冯谖“市义于民”的苦心。
冯谖用实实在在的恩惠“收买”了民心，让民众感受到了孟尝君的体恤，为孟尝君在民众心中树立起了一个宽厚慈善、体恤百姓的形象，从而使其在当地大受欢迎。
取信于民，商鞅徙木立信
政府要建立威望，首先要有公信力，而公信力需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这样政府的各项措施才能够顺利有效地落实。
商鞅变法是古代非常重要的改革事件，在变法初期也遭到了重重阻力，不仅有老贵族的反对，更有百姓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为了取信于民，商鞅亲自走入群众，承诺只要将南门的一根三丈之木搬到北门，就奖励五十金。很多人不敢相信，但在金钱的诱惑下，还是有人成功做到了这一举动，商鞅当即实现承诺，将五十金奖赏出去，让百姓们明白政府是言出必行，值得信任的，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启示：
政府或者品牌首先要树立公关危机的预防意识，提升形象口碑与在大众当中的公信力。
2.放开言论体察民情，与大众交流互动
当公关危机发生时，应该积极面对群众的舆论冲击；当政府或者品牌与民众之间出现误解与矛盾时，需要与大众进行交流和互动了解他们的心声和期望。
堵不如疏，子产不毁乡校
当舆论风波兴起时，政府或者品牌不应该强行“堵住”众人之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将自身与群众对立的一种思维，容易将其中的误解进一步恶化，要处理好公共关系，堵不如疏。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当时郑国大夫然明向子产提议将乡校废除，因为乡校是一个既能让兼具学习、娱乐和议政功能额场所，很多人闲来无事就会聚集在乡校议论施政者政策措施的好坏，这种“妄议朝政”现象为施政者忌惮。子产听后却不以为然，认为乡校的存在是百姓认同并喜欢的，推行他们的喜欢的，就能够减少怨恨。并且，舆论和怨恨不能通过威势来摆平，对于言论堵不如疏，反而应该将群众的这些议论当做良药来听取。
这样的见解不仅得到了然明的认可，更是被孔子所赞赏，可见子产对于公众舆论的态度是非常开明的，推行百姓所喜欢的，听取其中有用的讨论和建议，这有利于施政者树立体体察民情、仁爱的形象。
广开言路，齐王从谏如流
对于政府来说，不仅不能够闭塞言论，反而还应该广开言路，贴近群众，与之进行交流和互动。《邹忌讽齐王纳谏》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邹忌以身边人因为偏袒自己或是有所目的而难以吐露真心，来劝诫齐王应该广开言路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批评，指出过失，让自己的统治更加完善。齐王认同了邹忌的建议并且实施了一年，无论是大臣、官吏、百姓，只要能够当面指出齐王的过错，或是议论统治的得失，都能够得到奖赏。于是，在齐王的允许和鼓励下，很多人都提出了对于齐王的意见，齐王有则改之，最终在政治上做到了一丝不苟，不仅让大臣和百姓心悦诚服，也让其他邻邦纷纷前来朝见。可见，直面议论与指责，广开言路以正视听，不仅可以让政府的管理更加妥善，也能因此得到认同和赞誉。
启示：
议论和批评会让品牌形象受到的一定的影响，但同时它们也是一面镜子，不仅反映了大众心目中的品牌形象，更反映了品牌建设的效果。对于负面的舆论，当下有些品牌会做出删帖、举报的做法，这大可不必，光明正大地面对，无则加勉有则改之，才是负责任、有利于品牌的做法。
3.善用舆论传播，引导民心向背
在古代，舆论是一件杀伤力很大的“武器”，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大众都相信谶纬迷信说法，而再加上信息传播的滞后性，百姓当中往往容易产生谣言并难以控制，所谓“三人成虎”，说的就是信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误传。古代的统治者和百姓都信奉“君权神授”，对于天象格外重视，所谓的“天意”以及民间流传的谣言，往往都会对统治者带来巨大的影响。在很多朝代，官府都会设置关于传谣的诽谤的罪名，立法以正视听；而另一方面，统治者的巩固统治，或者争权时，也会利用这些舆论手段也引导民心向背。
天灾人祸，皇帝罪己安民
古代的皇帝视自身为天之骄子，同时也视百姓为自己的子民，而每当遭遇天灾人祸、政局动荡或者民不聊生时，皇帝总是喜欢下达一封“罪己诏”，所谓“罪己诏”即是皇帝自责的认错诏书，认为江山祸事是由于皇帝自身的失职。皇帝的自责昭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同时也具有安抚民心的作用，因为一般认为高高在上的天子能够纡尊降贵认错，是一种真正视百姓为子民的行为，所以能够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如明朝天启年间神秘的王恭厂爆炸，造成了万余人伤亡，并且还造成了伤者和尸体一丝不挂的怪况，爆炸的缘由不得而知，所以明熹宗只好下一封《罪己诏》，认为是自己的行为触怒了上天，以平息百姓的怨怒。
罪己诏可以塑造一个心系百姓、尽忠职守的统治者形象，在统治者因为江山社稷受到剧烈震荡时，作为一种安民的回应。
成事误事，多因谶语谣言
以谶纬来安抚或者惑乱人心的史料也不少，如陈胜吴广为起义造势的“鱼腹丹书”，其中有“大楚兴，陈胜王”的伪造谶语；王莽为了篡位编造的一些列神异现象和祥瑞，将自己与这些蕴含神意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塑造成一个“天选之子”的形象，为篡位营造舆论环境。
此外，谣言、童谣、隐语在后来也被归为谶纬范围之内，因为它对于舆论也能够产生一样的效果，如我们熟悉的秦朝后期流传“亡秦者，胡也”，意为秦朝将葬送于胡亥（或者胡人）之手；汉献帝初年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暗指董卓将得势当权，但好景不长。
在古代，谶纬既是当权者和史官们塑造皇家形象、巩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他人觊觎皇权，为自身创造舆论优势的手段，更是史官记事“修饰”历史的一种技巧，它的杀伤力有时连刀兵军队都不及，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都严厉禁止民间造谣传谣的原因。
启示：
借助或者编造谶纬来煽动舆论，实际上是统治者利用民众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本质是一种欺骗行为，这对于当下来说是万万不可取的。
4.与他方进行合作或借助权威势力，避开公关劣势
当名望或者形象遭受到重大挫折时，自身在公关上优势不足，可以与其他势力进行合作，或者借助权威机构人士的背书，来避开公关劣势，取得信任。
秦国问鼎，颜率借救于齐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威望不在，而七国之中最强的要属齐秦两国。《战国策》中有一个“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的故事，讲述就是秦国出兵威胁周天子，向其索要九鼎的故事。九鼎是王权的象征，秦国此举的意图不言而喻。为了保全九鼎，颜率向齐国求救，以赠鼎为条件让齐国派兵救援，等到秦退兵后，又以运送九鼎路途难以择定而让齐王打消了念头，从而成功保全了九鼎。
从此事可以看出，颜率是一个出色的纵横家，不仅在外交上显露出才能，在公关上也贯彻了“合纵连横”的要义，齐秦两国实力相当，棋逢对手，颜率与齐国合作让秦退兵，保全的是九鼎和天子的威望，而同时齐国也通过尊崇周天子的名义，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
化险为夷，鲍叔牙荐管仲
说到齐国，又不得不提到齐桓公与管仲，管鲍之交更是家喻户晓。齐桓公上位前为公子小白，鲍叔牙是其支持者，鲍叔牙的好朋友管仲却是其敌对阵营公子纠的支持者，在政斗当中，管仲曾一箭射中小白的衣带钩，差点将他射死。后来公子小白成功当上了国君，抓住了管仲并对其怀恨在心，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齐桓公难以理解和释怀，但鲍叔牙颇有威望和忠心，齐桓公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而管仲也识时务地向齐桓公谢罪，一心辅佐，最终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管仲与鲍叔牙的友情令人动容，齐桓公的宽容和任人唯贤也让心敬佩，但鲍叔牙将齐桓公痛恨不已的管仲成功举荐，凭借的是齐桓公的信任和自己的担保，也就是说，在齐桓公眼中，鲍叔牙可称得上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权威”，所以他才能够信任鲍叔牙的推荐，而管仲也因此得以扭转在齐桓公心中的形象，免去牢狱之灾。
启示：
当品牌的形象陷入重大的危机，并且几乎丧失了群众的信任时，可与其他知名品牌进行合作挽救口碑，避开公关劣势，或是借助权威部门、媒体的发声，以证自身的“清白”。
从以上案例可见，古代的政府或者统治势力对于舆论是非常重视的，不仅承担着控制、引导舆论的职责，有时更会利用舆论达到政治目的。
古代公关危机处理的特点
古代公关危机的处理主要有以下特点：
盲目性和经验性
对于公关危机的处理没有长久的谋划和布局，只是为了解决一时的危机，在主动性和自发性上较为薄弱；同时，古代对于公关危机的解决，基本上都是依靠以往的经验或者直觉，具有盲目性和经验性的特点。
政治性和功利性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公关危机案例基本上都与政治有关，甚至利用舆论欺骗百姓来达到政治目的；而一般来说，古代政府自发的公关活动都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即维护和巩固统治，所以古代公关危机的处理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性和功利性。
此外，在公关活动较为频繁的时代，基本上都处于政局动荡和分裂的情况下，而其中外交辞令、谶纬这两类是最为活跃的。从古代公关活动的特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它与现代公关的特点和本质有着极大的差异，若以当下公关的内涵来定义，其实古代的公关活动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关，而通常被称为“准公关”。
即使如此，古代的公共关系思想与现代公关依然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很多对于舆论的处理方法和态度，仍然能够为当下的公关活动带来启示。
